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秀孝察举之地位

魏晋时期,尽管九品中正制已成选官的主导,但承自汉代的秀才孝廉察举制度依然存在。魏黄韧二年定制郡国口满十万岁察孝廉一人,西晋未见变动。晋太康中口约1616万,则年举孝廉约160人左右。又太康中19州,年举秀才约19人,加上“八公”所举,年约20余人。合计秀孝年举约180人左右。共数量不可谓小。更重要的是,虽共时由察举入仕者也必须经中正品第,因而形式上也被纳入九品中正制的制约之下,但它仍然具有与九品中正制度不同的选官标准、作用与倾向性;并且,魏晋南北朝中察举制度在不断变化,最终成了科举制度的前身。所以,对此期察举制度的研究是颇有意义的。本文便准备从其任官及其与中正品第的关系这一方面,对魏晋时期秀孝之举在选官体系中的地位,加以考察。     

《汉书》记汉文帝举贤良事辨误

<汉书>记汉文帝前15年再次下诏举贤良,<史记>不载其事,但<汉书>其实也并未见到过诏令的原文,根据的只是汉文帝给推举出来的贤良、太子家令晁错的"求贤诏书",其中提到了曾下过的"举贤良"诏令.由于把这道求贤诏书误解为下给所有被推举出来的贤良进行统一"策试"的"策诏",<汉书>以含混的笔法给其未读到过的"举贤良"诏令增添了两项并不曾有的内容:汉文帝要对推举出来的贤良"亲自策问",贤良必须作书面答卷.<汉书>进而又编造说当时有"百余人"参加了"对策", 晁错被评为第一,那时已经有了一套推举、考试、评比和录用人才的制度.<汉书>记建元元年举贤良,继续编造说当时有"百余人"参加"策试",造成严重的误传.<资治通鉴>沿袭并加重了这些错误.     

唐代科举制度述略

科举考试制度肇始于隋,确定于唐,史料甚明。它和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选举为主来取士的察举制有很大的不同,但就其内容脉络来看,又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隋唐科举制度中的学馆生徒当是汉代博士弟子员的发展,州县乡贡亦系汉代州郡岁贡的演变,至于制举也是沿袭汉代的诏举而来。唐代科举制度就科目性质区分,有文科、武科(亦称武举)之别,而以文科为主。就开科时间区分,又有岁举和制举的不同,而以岁举最为重要。岁举大体每年进行一次,有时也有以米贵或其他原因而暂停一、二年的。故又称“常科”。岁举考生来源于两个途径:由各类学馆从在馆学生中选拔举送到尚书省参加考试的,叫“生徒”;由地方州、县从在家自学的士人中选拔举送到尚书省参加考试的,叫“乡     

论《劝勉婚嫁诏》颁布的社会动因及影响

《劝勉婚嫁诏》是唐太宗登基之后颁布的第一个婚姻诏令,它集中体现了唐政府对婚姻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本文认为,隋末战乱及唐初平定战争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等是该项诏令颁布的主要社会动因。诏令的推行与实施,对于乱离之后唐代社会的稳定以及社会经济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唐代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西汉秀才已为岁举考

秀才之举,与孝廉之科同是汉代最重要的察举科目。秀才一科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直到唐初方被进士一科取代,影响深远。秀才之举始于西汉武帝.一般认为,秀才在西汉为特举,即皇帝特诏设科察举;直到东汉初光武帝时,秀才一科方成岁举。《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目录》: “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诏书,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一般把建武十二年诏书作为岁举秀才之始。劳干先生《汉代察举制度考》说,秀才“至西汉末,仍为特举。东汉方成岁举”。安作璋先生《汉代的选官制度》一文引及此诏,说“此后,茂材也和孝廉一样变成岁举”。又近年出版的黄留珠的《秦汉仕进制度》一书,在第十二章的“察茂才的产生及其由特科变为岁举”一节,仍持茂才岁举始于东汉初之说。     

北朝道教论略

道教在北朝经过寇谦之改革之后,曾一度成为北魏的国教,其后楼观道在陕西兴起,形成新的道派。 道教的发展引起了佛道之间的激烈斗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先后两次发布诏令,禁断佛教,史称“二武 灭佛”。     

察举制研究的重大突破——读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在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发展史上,不论从何种视角去考察,察举制都是极重要的一环。某些外国学者甚至认为它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功绩”。关于这一制度的研究,自古以来,便受到人们的重视,其著述之丰富,令研究者普遍皆有“题无剩义”之叹。针对如此“一个史学界业已深耕熟耘的课题”,阎步克同志知难勇进,“在前人论说的基础之上,探索这一制度发展变迁的线索和原因,及其政治文化意义”,撰成二十四万言的专著——《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以下简称《察》)。《察》书的成绩与特色,可归结为“新”、“全”、“精”三个字。新,主要指该书分析问题的角度新。长期以来,关于察举制的研究,大体限定在科目阐释考证、举主与应举者状况分析等方面,大量的工作是资料收集、考订和分类排比,充其量不过把资料搜寻得更     

论唐宋时期的乡贡取士

乡贡取士是科举取士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一种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才的制度,它与西周时的乡举里选、汉代的察举制具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宋代的乡贡取士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由一种类型逐渐演变为一种层次;这种发展不仅改变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结构构成,使其出现平民化特征,而且直接影响了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素质。     

博士资格考试刍议

博士资格考试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一个必须环节。文章从国家与地区、形式与内容、组织机构、考试时间、考试目的等方面介绍了世界现行的博士资格考试的基本情况,分析了我国博士生培养实施博士资格考试的必要性,提出了我国实施博士资格考试的难点与建议。     

从曹操入仕看汉末孝廉察举之变化

孝廉察举是两汉人才选拔的一项重要举措,始终受到两汉统治者的重视,制度建设也在不断进行中。从曹操举孝廉的年龄及相关问题可以看出,汉末日益完善的孝廉察举制度与孝廉察举实际施行状况发生了严重背离。而这种背离正反映了汉魏之际国家权力与社会秩序间的某种变动关系。     

中国古代法学考试制度初探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就出现了与法学教育密切相关的礼学考试。及至秦代 ,在“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思想的指导下 ,法律考试已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汉代通过察举和孝廉来选拔人才 ,以四科取士 ,“明达法令”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考试内容。正是在借鉴了历代法学考试经验的基础上 ,唐、宋时期在科举考试中出现了单独的法律考试 -明法科。明法科的出现对于提高官吏的法律素质、在全社会普及法律知识起了重要作用。自元代以后 ,由于受到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 ,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主 ,法学教育走向了没落 ,单独的法学考试已很少出现了。     

试论东汉举孝廉制度的利弊

东汉仕进之途分为四类:一、察举;二、州郡吏;三、任子;四、太学生。举孝廉系察举常行科目之一,为当时读书人仕进的主要途径。本文拟就这一制度的利弊作些粗浅的分析,仅供读者攻错。孝廉之举,始自西汉,《汉书·董仲舒传》云:由董氏建议而实施。据元朔元年(前128年)武帝诏文“兴孝举廉”(《汉书·武帝纪》),及有司奏议“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同上引)等语可知,孝与廉本各为一科。再证之以《汉     

文体学视阈下的诏令形成

诏令是以皇帝名义颁布的命令文书的统称,是带有法定权威性与强制执行性的国家下行公文。诏令体制在汉代正式确立,在此之前,命令体制经历了一番由口头下达到书面形式命令的漫长发展过程,亦为诏令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作为皇帝发号施令的载体,诏令类文体在演进和发展过程中,其名称也随之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精确的过程。     

西汉诏令的宗教情结与伦理向度

西汉诏令以其特有的方式多维度地反映了西汉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诸多实况,它不仅为理顺西汉政治与人伦秩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且也为儒学在西汉的发展与凸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西汉诏令也映现出那个时代的哲学趋向与人文图景,其自身所凸显出的宗教情结与伦理向度更是为东汉乃至后世的诏令提供了基本范式。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被融进西汉诏令中不仅反映了西汉政治的价值向度,而且也彰显出儒家伦理思想在政治中的实际价值。     

弘扬优良传统的有益探索——读《状元论》

陈必龙同志新近撰著的《状元论》,是继他的以研究现代官员道德人格修养为主旨的《公仆道德新论》之后 ,又一部研究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治学从政、做官为人的论著。作者以古代状元群体为研究对象 ,并通过这一群像 ,深入考察、精心梳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人生价值取向。《状元论》共分上、中、下三编九章。上编着眼于对我国古代选士制度、科举制度的历史考察和对状元群体的总体评析。分别对我国古代各种类型的选官制度 ,诸如远古传说中的“禅让”、“选贤任能”、“世卿世禄”、“乡举里选”以及汉代的“察举取士”、魏晋时期的“九品中…     

汉代选举制度论议

察举制度是汉代选官制度的主要方式,在汉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察举制度的实施方式、实施范围、实施内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影响是不同的,因而察举制度所体现的选官制度也就必然有所不同,作为选官制度的补充和次要方式还有诸如征辟、任子、赀选、自荐、以材力或者以方伎入仕等等形式。汉代选官的方式是灵活多样的,给后世以重要的影响和启迪。     

考试制度的“废”与“立”

在20世纪的中国，可说是风云剧变的激荡百年，一直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与社会变化、发展紧紧相扣的教育体制也几经巨变，其间的成败得失的确令人深思。其中，变化、影响最大的当属1905年的“废科举”与“文革”及其之后对高考制度的废除与恢复。科章的“立”与“废”科举取什，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因为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推荐”弊端丛丛，远不如考试，所以在几千年前选拔官员时就以考试“科举”取代了在此之前以推荐录用人员的“举孝廉”制度。不问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试制，把个人的能力、才学放在首位，无疑是对把家庭出身、背景放…     

《宋大诏令集》的价值及整理

《宋大诏令集》是北宋八朝(太祖至徽宗)的诏令汇编,内容涉及了这一时期的重大史事和典章制度,具有资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内容的多样性等特征。本文通过《宋大诏令集》对《宋史》、《宋会要》、《长编》等史籍的误载、漏书的补正,阐述了《宋大诏令集》的史料价值,从辨伪、存佚、文献校勘三个方面阐述了它的文献价值,并对《宋大诏令集》的进一步整理,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辽朝科举考试应试科目述论

辽朝科举考试与唐宋科举考试一样,有常举与制举之分,因而其科目设置也分为常科和制科。辽朝所实施的常举考试科目主要有进士科、明经科和律学科,进士科和明经科从辽朝科举考试肇始便已设立,律学科的设置出现于辽朝的中后期,一直延续到辽朝末年;制举科目主要有举才行、贡明经、茂才异等、举才能、举贤良。辽朝的常举科目受唐宋影响较大;制举并不十分发达,只是偶尔为之,不具长期性、制度化。     

博士研究生英语入学考试质量解析—案例分析

博士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是一项国家级的重要考试,然而,有关此类考试质量的情况却没有引起相应的关注。本文通过对三份博士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试卷进行统计学分析,并按照测试理论标准进行检验,提示此类试卷在结构、内容、难易度等方面需要规范化、标准化,使考试对考生的语言知识能力做出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