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小说一瞥

在当前小说创作出现“疲软”,读者对小说发生的审美“疲劳”的状况下,刚破土而出的纪实小说却能独秀于林,深得读者的青睐,然而蛾眉遭妬,它也就从此多事了。一本大型选刊要转载《流星》,作者“不禁一愕:‘这是报告文学呀!’”,编辑却“微笑着说‘但也是传记小说’”。于是,报告文学上了小说的选刊。一位颇负盛名的作家举行招待会,澄清纪实小说《无冕皇帝》所写的不实,认为是攻击了他及其他十多位文学界人士,有关方面责令作者     

关于列宁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思考

在论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时候,有些学者认为：“最早探索这个问题的是列宁。他先后使用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没有稳固基础的社会主义’等概念”。有的学者则认为：“列宁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曾提出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等概念,说明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成熟程度不同的阶段”。     

陈序经先生在西南联大

2010年7月21日,广州《南方日报》撰文称：“他留学欧美,倡导‘全盘西化’,却经常一袋长袍,一个地道的中国传统谦谦君子形象;他优容雅量,宽厚内敛,却先后在国内掀起三次激烈的文化大论战,半生备受争议与误解;他‘不做官’,拒绝做教育局长、驻外大使,却历任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的‘官职’,     

老舍与梁实秋

<正> 对老舍先生的为人,以群同志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常常有人拿‘面面俱到,不得罪人’来说明他的特点,这只道出了老舍先生性格的一面……他的‘面面俱到’却有个限度的。他的朋友们,纵然有时免不了一些他所不悦的卤莽或幼稚的行动,但只要是出于善意,他都能谅解;反之,如果是出于一种卑鄙的私图或不光明的动机,纵然善于花言巧语,他也必正言厉色,给对方一个‘下不去’……如果说老舍先生为人‘面面俱到’,     

构筑中西交流的学术桥梁——访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

学术大师季羡林已经度过95岁的生日,正在迈向他的期颐之年。经常接触季羡林的人,会在他身上发现一种奇特的吸引力。他既有学术的吸引力,也有人格的吸引力。胡适曾对台湾“中央研究院”李亦园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香港学界泰斗饶宗颐说:“他(季羡林)是一位笃实敦厚的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张中行也曾说过:“季羡林先生是中外知名的学者。知名,这‘名’确是实之宾,与有些人,舍…     

试论黄春明小说思想内容的转变

黄春明是台湾省的重要“乡土文学”作家,他一九七二年以后的作品比起以前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有明显的转变。关于这一点,黄春明有过坦诚的自白:“在我写以小人物为主的那一系列的小说的时候,我获得了‘有良心的作家’、‘人道主义作家’、‘小人物的代言人’、‘悲天悯人的胸怀’等等这一类的称赞。……自从我看清自己的     

论谭嗣同“仁学”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

一近几年来,关于谭嗣同的哲学思想,爭论颇为热烈。有人认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他“用‘以太’代替了中国古典唯物主义所说的‘气’”;有人说他是唯心主义的,他的“‘以太’与‘心’、‘识’性质相同”;最近,又有人认为谭嗣同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他用‘以太’的普遍性质和客观性质来解释自然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的;当他用‘以太有知说’来解释意识现象的时候,走到了庸俗的物活论,并通过灵魂不灭说而达到唯心主义。”因此,我们“既不能只看到前面而不谈后面,说他是‘杰出的唯物论者’;也不能只看到后面而不顾前面,说     

幽默三则

不幸的是……有个赌徒从家里拿了100法郎去赌博,几小时后他回来了,妻子忙问：“那张大票子‘生孩子’没有?”“生了,生了,”赌徒从衣袋里掏出两张10法郎的钞票,哭丧着脸说：“不幸的是,它们的‘母亲’去世了。”不满记者到一个偏僻的乡村采访,他望着村外弯弯曲曲的小路问一位老农：“这地方没来过汽车吧?”老农一听不满地说：“哪里话?连飞机都来过哩!”老农边说边朝天空比划着,“来来往往多少回了,就是没下来过。”     

说“桔”

第二次全国语言文字知识竞赛试题的“改正非标准字形和错别字”中有改正“密桔”一项。后来公布的答案将“密桔”改为“蜜橘”。即认定“桔”(jú)为非标准字、错别字。将“橘、桔”这种尚待整理的异体字作为一个比赛题目妥当与否姑置勿论,这个标准答案却引发了我的一些感想。 以“桔”作“橘”的用字现象早已成为事实,而且越来越普遍。《语文建设》上也曾刊布过一些研究者的折衷意见,认为“不敢断定‘柑桔’‘桔红’用法就是错的”,“《简化字总表》没有把‘橘’简化为‘桔’,《现代汉语词典》承认     

“神话”和“现实”——《红楼梦》艺境探微

<正> 一在话本艺术的表现形式上,开头叙述正文之前,往往先讲一个“引子”,以引起在文,俗称之为“入话”。这类“入话”,在留存的话本里样式繁多,或以一诗一词,或以“闲话”,或以与正文相同和相反的故事“引起”。如果追溯这“入话”的由来。当是始于说话人的实际效用的需要。郑振铎先生曾做过这样的推想:“……‘话本’既是说书先生的‘底本’,我们就说书先生的实际情形一观看便知他不能不预备好那末一套或短或长的‘入话’,以为‘开场之用’。一来是,借此以迁延正文开讲的时间,免得后至的听众,从中途听起,摸不着头脑;再者,‘入话’多用诗词,也许实际上便是用来‘弹唱’以静肃场面,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开”论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去年,冯友兰先生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君”、“师”分开的说法。最近,他在《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又阐述了这个观点。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归结起来,不外这样两条: (1)“君”、“师”应该分开。冯友兰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论的。有所谓‘治统’和‘道统’。‘君’就是封建社会中的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统’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制     

“十七年”诗歌的乡村空间与社会认同

在“十七年”的诗歌生产中,“乡村”不仅是诗人激情想象与理性建构的对象,同时也是被多维意义反复浇铸而构造起来的崭新空间。“精神”、“物质”与“权力”是“十七年’’诗人建构乡村空间政治属性的三种维度,被充分“诗意化”的乡村空间以一种隐蔽和柔性的方式重构着民众的精神记忆,被‘‘物质’’所填充的乡村空间交织着民众迈向现代化的渴求与焦虑、紧张与惶恐,刻写了“权力”印痕的乡村空间则参与了阶级身份的界划与指认,赋予了乡村女性新的权力。     

元代的“不蘭奚”

在元代的历史文献中,我們經常看到“不蘭奚”“孛蘭奚”“闌遺”“欄遺”等詞,这些詞的含义是什么呢?蔡美彪同志在他編著的“元代白話碑集录”第九頁注四中解釋說:“‘不蘭奚’或譯‘孛蘭奚’。元代逃亡之农奴无主認領,即‘发付有司,牧系当差’(‘通制条格’卷二十八),成为官奴。‘不蘭奚’主要即指此种人。‘元史’及‘通制条格’、‘元典章’諸書中又有所謂‘闌遺’‘欄遺’者,亦即此詞之異譯”。从“元史”“通制条格”和“元典章”诸書中,我們看到“不蘭奚”“孛蘭奚”“闌遺”“欄遺”是一“詞之異譯”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不蘭奚”的含义却不象蔡同志所說的那样,我們認为,蔡美彪同志的解釋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不蘭奚”在元代社会中有着极大的特殊意义。“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为“不蘭奚”立了專节或專門,这不是偶然的。研究元代社会經济和政治的     

传:赋之变体

赋与传，彼此间可谓泾渭分明：前者属文学，后者或入经学，或归史学。但在先唐文献中，二者确乎有过一段文字姻缘，结出的果实虽不算丰硕，却堪入精品之林。我们不妨循着语义递嬗的轨迹，在严格的文体分类之外，接续上这一失落的历史谱系。一首先从一桩历史公案谈起。《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说：“初，安入朝，……（上）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颜师古注：“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九》“离骚传”条第一次指出“传”为“傅”字之讹。他认为：“‘传’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     

治学的“三种境界”

近代文学评论家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写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原词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原词作‘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成大事业是否必须经过这三种境界,姑且不论。至于成大学问者必须经过这三种境界,古今中外大抵都没有例外。不久     

试谈鲁迅《无题(洞庭木落……)》一诗的艺术构思——兼谈鲁迅对《离骚》的评述

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涴战袍。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许寿裳在这首七绝后面写了一个跋:“此鲁迅手写诗稿,见收于《集外集》,题曰《无题》。惟‘心’字作‘猩’,‘吟亦险’作‘吟不得’。廿五年十月廿八日鲁迅殁后九日上遂记。”(原无标点——引者) 除许寿裳指出的差异外,还有“浩荡”作“木落”。鲁迅的另一手稿,则与现在的定稿相同。文字的改动,决定于作者对现实的认识的深化,决定于作者的艺术构思的变化,不可等闲视之。我们阅读时应以定稿为准,但在研究时,初稿却有助     

论通感与诗美

通感作为一种修辞格,是一种多元的美感概括。 通感之于诗,我国古今均有见用。近年尤甚。这是一种新的诗美学的流势。但因为文艺理论界忽视了对这一艺术手法的规律及其美学价值的探讨,以致一些运用通感手法写的诗,常被人斥之为“朦胧”、“晦涩”、“怪奇”,甚至定为“病句”,故有必要予以具体分析。 通感,在生活中 关于通感现象,应该说人们早已注意到了。 北宋词人宋祁有一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历来为人称道。清人李渔却不以为然。他在《窥词管见》中说:“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见之也。‘闹’宁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针对李氏的观点,时人方中通曾予以反驳:“非一‘闹’字,不能形容其杏红耳。诗词有理外之理,岂同时文之理,讲书之理乎?”但,什么是诗的“理外之理”?方中通也未讲出个所以然。     

一篇值得赞颂的“怪”文章——读《野茫茫》有感

<正> 一九六一年,杨朔从锡兰回国后,曾对其弟杨玉玮说:“我要写一篇‘怪’文章。”在写作期间,他与友人通电话时,也曾说过:“我正在写‘怪’文章。”而后,一篇值得称赞的“怪”文章——《野茫茫》与读者见面了。(引文见杨玉玮同志与笔者的通信)。我认为,这篇散文首先“怪”在它与常见游记体散文的写法迥然不同。游记这种文体在     

杜甫《喜雨》诗不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

《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王滋源《杜甫<喜雨>诗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的文章,认为,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喜雨》诗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杜甫所言之“洗”,“是‘雨洗娟娟静’之洗,是‘一洗苍生忧’之洗,而不是清洗什么‘盗贼’”。愚见以为,王滋源的看法却恰是“站不住脚的”,而郭老认为“滂沱洗吴越”就是杜甫希望痛洗农民起义军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何以见得呢?王滋源首先是从农民起义的范围,对郭老的解释进行反驳的。他对“吴越”的理解太拘泥了。所谓“吴”或“越”,在诗     

说“消息”变为“音信”意义的时代

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562页讲到“消息”一词时说:“‘消’是‘灭’,‘息’是‘生’(文选七发李善注),‘消息’本是等立仂语,等于说‘消长’”。“到了第五、六世纪以后,‘消息’才有‘音信’的意义。”并以南朝梁元帝诗和唐代骆宾王、李白、杜甫的诗句为例。我们认为,“消息”作为“音信”的意义,在公元三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如东汉末年蔡琰的《悲愤诗》:“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西晋陈寿著的《三国志》中“消息”已经普遍用来表示“音信”的意义,例子很多,我们仅举几例: 《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魏尚书仆射陈群与丞相诸葛亮书,问巴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