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国民参政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日帝侵略和围剿红军的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掀起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我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响应这一号召,于1936年12月发动“西安事变”,在中共努力下,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在国民党中获得了广泛的赞同。从国民党三中全会起,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已初步形成,但是,怎样具体实现合作并未获得解决。1937年1月至9月,国共两党代表举行一系列谈判,我党曾提出建立民族联盟及实行党内合作两种形式,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都不同意,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     

抗日战争时期少数民族人民的普遍觉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速实施其“大陆政策”,妄图实现灭亡中国、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野心。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由侵占我东北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华北,短短几年,差不多占领和侵袭了我国半壁河山。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立即组织东北抗日游击队,号召各族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三年一月,中共中央宣言表示愿在三个条件(停止内战、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而国民党反动派却置民族存亡于不顾,一面执行不抵抗政策,一面却继续增兵“围剿”和追击红军,妄图将红军全部     

介绍韦丛芜的“全国合作化”实验

三十年代,随着国民党农村合作运动的蓬勃发展,韦丛芜在安徽霍邱开展了“全国合作化”实验,由于触犯了豪伸利益,偏离了官方合作运动轨道而告失败。“全国合作化”实验从根本上说是个空想．它反映了国民党独裁统治下,小知识分子在苦闷彷徨中不甘沉沦,于黑暗中寻找出路的一种渴求。     

解放战争后期湖北“和平运动”浅析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看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手段加以阻止,就积极策划“和平”阴谋,以此欺骗人民,争取喘息时机,妄图挽救其垂死的命运.这时(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九年二月),由湖北省参议会发动的“和平运动”,震动全国.当时华中各省市纷纷响应,蒋介石被迫发表元旦求和声明,随即“引退”,当时驻汉口的华中剿总白崇禧利用“和平运动”,逼蒋介石下野,拥李宗仁上台;而湖北社会贤达发动“和平运动”则顺应了人民渴望和平的善良愿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发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一湖北“和平运动”,是社会贤达顺应湖北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通过民意机构发起的.一九四八年冬,随着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的胜利和淮海战役的胜利发展,国民党在战略上已宣告失败,长江以北全线溃退,长江以南无力组织防御力量,人民解放军百余万饮马长江,南京已微闻枪声.此时,国民党内部更加分崩离析,蒋、桂之间矛盾尖锐,国民党反动     

台儿庄战役述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难,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推动下,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分化。尤其“八·一三”事变后,日寇的侵略直接威胁了蒋介石国民党的腹心地区,代表美英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被迫抗战,于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由于统一战线内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不同,因而,对抗日的态度也就不同。这种不同,集中地表现为:以蒋介     

民盟历史上的光辉篇章——评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国民主同盟对时局宣言》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支持下,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他们决定要使中国回复到过去的旧秩序。”仍然在中国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制统治。在战争初期,“蒋介石、陈诚曾经错误地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放弃若干城市就是失败,妄想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所以,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国民党侵占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之后,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蒋记国民大会,在南京正式开幕。中国共产党在伪国民大会召开前夕,就严正声明,指出召开伪“国大”是非法的“分裂步骤”,并号召“全国人民切不要上当”。民盟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发出关于参加“国大”问题的声明,指出:坚决不参加国民党召开的     

试述抗战初期我党在国民党战场的统战工作

伴随着芦沟桥的炮声,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我党在国民党战场的统一战线工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寇图谋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凶猛进攻面前,中国共产党以极大努力广泛开展国民党战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在把人民武装力量开赴抗日前线并独立自主发展自己力量的同时,号召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主张“包括中央军、地方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式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关系,是以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联合的形式建立起来的。采取这种形式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作出的正确的历史选择。就中国共产党来说选择党內合作的形式,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的。党的“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赞同采取党外     

杨虎城爱国主义思想评介——下篇:闪光、特点

如果说杨虎城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在民主革命中形成和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过程中得到发展的,那么,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则是在民族革命中闪光升华的,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大敌当前,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卖国投降派不但不抗日,反而对侵略者屈膝投降、对人民群     

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红军后勤

为了粉碎国民党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军事“围剿”,湘赣根据地人民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在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的同时,为保障红军的后勤供给,作了大量的工作,其成绩是显著的。一、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红军的粮食供给首先,加强土地税的征收工作。为加强对土地的管理,保障粮食生产,湘赣省财政部于1933年8月,公布了《土地税征收细则》,“细     

“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开展的纪念活动

“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积极推动和开展了对郭沫若、老舍、茅盾、洪深、张恨水等著名作家的祝寿和创作生活纪念活动,加强了文艺界人士的团结,争取了更多的民主和言论自由,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一国两制”与“一国两府”

“一国两制”与“一国两府”王骅书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全国大陆，建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国民党残余则败退台湾，控制着台、澎、金、马地区。３０多年中，国共两党隔海对峙，大陆与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处于长期隔绝的状态。７０年代末，大陆实行改...     

王占元督鄂与驱王运动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湖北各界人民提出“鄂人治鄂”的响亮口号,发起了规模巨大的驱逐北洋军阀王占元的运动,在遍及全国的“自治”运动中,最为有声有色。这场运动的参加者有工人、农民、绅商,其组织者是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因此,不能将这场运动看作是军阀为保全地方实力的混战,也不能视为是仿效西方“联邦自治”的“西化”运动。而是湖北各阶级联盟与军阀势力的一次抗争,结果赶走了王占元,打击了吴佩孚。驱王运动是中国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第一次合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经验。     

云南各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我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对外国侵略的第一次伟大的胜利。云南各族人民为这次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曾派出数十万英雄儿女,支授全国的抗日战争;同时又在滇西英勇抗战。滇西有几十万人民处在日本的铁蹄之下,饱尝了“亡国奴”的痛苦近三年之久,滇西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了全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奏。滇西抗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战场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中美对言论自由的宪法救济比较研究

2006年发生的轰动一时的"彭水诗案",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宪法对言论自由保障的缺失,而发生于美国的类似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却成为了美国宪法史上检验自由理念的正面例证。以这两个结论截然相反的案例为切入点,分析中美宪法对公民言论自由保护的现状,以期能借鉴美国对言论自由宪法保护的优点,尽快完善我国宪法在实施过程中对言论自由保障的制度。     

论南昌起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

南昌起义期间,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确立了仍打“国民党旗帜”,实行与国民党及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合作”的统战原则,并努力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内与国民党进行合作。中国共产党此阶段政治领域的统战工作为南昌起义的成功提供了有利条件;军事领域内的统战虽有失误之处,但积极作用仍是主流。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诉求渐变

为抗战救国,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共真诚地希望加强与国民党的长期密切合作。从1935年8月至1939年初,中共针对国共两党的合作组织形式,依据情势的发展,适时调整其诉求,先后主动提出了“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混合委员会”“民族革命联盟”“民族统一联盟”“国民革命同盟会”“两党关系委员会”及跨党合作的意愿。但国民党和蒋介石要中共“归服”或“融化”的苛求,让退守“组织独立性”合作底线的中共无法接受,这迫使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诉求渐次改变,最终维持于多层面有事商讨的国共合作组织形式,这也是战时国共两党合作过程纷争频繁的根源所在。     

国民党对日政策转变的主观因素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为何从妥协退让转变为御侮抵抗?过去,对其外部原因论述比较充分,主要强调一个“逼”字,由于人民群众逼,中国共产党逼,日本帝国主义在逼,终于把国民党逼上了抗日的道路。这是事实,但不全面。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转变,有其内在条件和主观因素。这是对其政策转变起决定作用的,是被逼抗日的基本依据。     

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群众基础的比较分析

民主革命时期,国民党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基本信仰,但并没有真正树立起为民众谋利益的理念,在实践中也不能满足人民的基本经济需求、尊重人民民主权利,党员只为谋个人私利而非党的利益,致使腐败丛生,因而日益失去人心遭致在大陆的失败;共产党则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价值理念,着力于满足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努力保障和争取人民民主权利,并保持了密切联系群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因而得到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和支持,最终战胜国民党而执掌全国政权。     

试论爱国主义者杜重远的教育思想

试论爱国主义者杜重远的教育思想李南蓉杜重远先生（１８９８—１９４４）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１９３３年震惊国内外的“新生事件”不但彻底暴露了国民党当局屈漆媚日的真面目，而且使杜重远的爱国主义精神充实光大，促进全国人民的觉醒，从而把抗日斗争推向高潮。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