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视野下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完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着诉讼理念落后于时代发展,启动事由和启动主体规定的过于宽泛等诸多问题.因此,应从更新司法理念,取消人民法院主动提起刑事再审程序的资格,合理界定启动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提高再审程序审理法院的级别,限制再审次数等方面加以完善,使之最大限度地维护司法公正,保护...     

论当事人主义视角下的民事再审启动主体

不论是职权主义模式还是当事人主义模式,现代国家基本都把当事人主义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但由于历史文化原因,我国理论及实践中尚存在误区,将＂职权进行主义＂与＂超职权主义＂混为一谈,混淆了当事人主义的内涵。这种混乱的典型体现就是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设置,该程序最大的问题就是违背了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理念,由于其启动主体具有多元化、职权化的特点,造成诉讼程序混乱,司法权威不彰,终审既判力不定的局面。因此必须取消国家司法机关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确立当事人为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唯一主体。     

中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提起主体制度——以聂树斌案、王书金案为例

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主体是终审法院的院长、终审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和终审法院的上级人民检察院。这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应当对人民法院提起审判监督的权力进行改革,即将审判监督程序启动权收归上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而且要区分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权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应该区别对待。     

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是在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之外而又不增加审级的一种独具特征的救济性程序。它由提起再审程序和再审案件的审判程序两个部分组成。审判监督程序与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救济性的案件审理程序,对于纠正审判错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具有积极的作用。     

利益衡量原则下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检讨

近年来的刑事再审司法实践表明,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制度设计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比如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设计不合理,提起再审程序的事由与程序要求不具体,提起再审程序的时效及次数未做限制,等等。基于刑事诉讼程序一般原理以及利益衡量原则,结合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现行刑事再审程序之问题和不足,改革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制度设计应坚持以下价值取向:努力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合理衡平,突出程序公正前提下兼顾实体公正,优先满足诉讼公正的同时不可偏废诉讼效率,坚持以法律事实支持司法裁判。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制度完善过程中,要在充分保障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的申诉权的同时,取消法院刑事再审提起权;明确和具体界定刑事再审提起事由;限制刑事再审提起期间及次数;严格遵循"疑罪从无"原则,排除"疑罪从轻"裁判。     

论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观念更新与改革

我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步建立和发展的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我国现行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因自身的缺陷已难以适应我国加入WTO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文章从我国现行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主要弊端入手 ,分析指出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必须做到观念更新 ,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具体制度。     

论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

目前我国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受到的限制很少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对判决既判力的维护 ,并进而影响司法的权威和被告人的权益。刑事诉讼中应树立审判监督程序是一事不再理原则例外的新理念 ,在程序上应对审判监督程序提起进行严格的限制     

论检察院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中强制措施的适用

由于法律规定的语焉不详,检察院在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中适用强制措施争议极大。非在押的原审被告人在检察实践中确有逃避抗诉审查的情形,各检察院为保证抗诉顺利进行,事实上或直接或变通地适用着强制措施。回应这种实践需求,需要从提起审判监督程序适用强制措施的事由、种类、时间、程序等方面进行规范,以保证权力合法运行,避免侵犯人权。     

论新《民事诉讼法》对申请再审与检察监督规定的审视

新的《民事诉讼法》已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与2007年的修改相比,这次《民诉法》的修改可谓是一次大改,新《民诉法》对很多民事制度做了修改,对审判监督程序也做了新的规定,尤其是对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和检察院的检察监督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和分歧。由此也就引发了对新《民诉法》中对申请再审和检察监督之间关系的理解和应用的思考。根据目前的法律原理来看,检察院的检察监督应依照《民诉法》第209条的规定,只有在诉讼程序中规定的所有救济手段被当事人所穷尽后,才能启动。但也不能排除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检察机关依职权行使检察监督权。     

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缺陷之法社会学分析

与世界各国刑事错案的成因相比较,我国刑事错案与其有相当多的共性,但与其它国家刑事错案的纠正相比,我国刑事错案的纠正显得是那么慢、那么难,"再审难、有错不纠"与"无限再审、有错乱纠"现象突出,作为我国刑事错案特殊司法救济程序的审判监督程序,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立法之初所预想的纠错功能。以联系的观点,运用法社会学的知识,分析我国现行刑事错案审判监督程序的先天性根本缺陷,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现行制度设计忽略了利益机制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中国案例监督与指导制度新论

当下之中国,采纳本源型的西方判例法制度受到宪政和司法体制限制且缺乏司法文化之基础,而走司法解释型的案例制度之路又存在理论上的误区及权力异化之危险。从司法管理、司法方法与审判程序制度相结合的视角,在现行案例指导制度基础之上,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建构司法方法性的管理制度,如案例监督与指导制度（简称“案例督导制度”）合法而可行,现实且必要。文章对案例监督与指导制度的内涵、实质、新颖性、合法性等问题进行了全新诠释,并从法理、司法方法和司法管理角度做了进一步阐述和论证。     

对移植辩诉交易制度的理性思考

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机能在于规避诉讼风险,提高诉讼效率。面对案件数量的增加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我国司法机关近年来也在考虑移植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但是任何制度都自有孕育其生长、发育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正是由于中美之间的诉讼制度和诉讼观念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使得我们在考虑移植辩诉交易制度时,必须谨慎地对辩诉交易制度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外在环境加以理性的思考。     

论我国民事诉讼庭前程序的完善

庭前程序是民事诉讼中的重要环节 ,我国现行法规定的庭前程序 ,由于法官的积极介入和对当事人的排斥 ,影响了司法正义的实现。而一步到庭的庭前程序改革 ,由于没有从根本上理清庭前程序的地位 ,不仅无助于公正的实现 ,也使法院的审判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庭前程序改革应以被告强制答辩、证据开示、举证时限为核心     

试论建设监理单位的法律性质

论述了监理和监理单位的市场属性．提出监理单位进行监理的职责由合同确定，监理单位正确开展工作的基础是明确监理单位代理人的地位和摆正监理单位的法律地位．最后论述了如何理解监理单位的公正性。     

刑事诉讼标的之单一性与同一性探究

确定刑事诉讼中诉讼标的的单一性与同一性标准,意在彻底贯彻诉审同一原则和一事不再理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诉讼标的的单一性与同一性标准未给予应有的重视,甚至多有背离之处。     

对我国督促程序的反思

督促程序是商品经济的产物，然而，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督促程序却倍受冷落，形同虚设。督促程序在我国存或废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本文从督促程序在我国的运行环境和理论基础进行反思，认为督促程序在我国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并提出从督促程序自身及相关司法制度上寻求完善．以克服督促程序设计的缺漏使之适应我国的国情，才是督促程序的出路所在。     

宪法实施与和谐社会构建——对宪法司法适用的探讨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核心价值.宪法秩序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宪法追求的价值--社会发展是和谐社会充满活力的源泉、宪法制度所体现的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探讨司法机关在私法领域内适用宪法的理论和实践、司法机关在公法领域内适用宪法的问题、宪法司法适用的规则、完善宪法的司法适用,对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督促程序中债权人的程序障碍--兼论督促程序的发展完善

督促程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行效果不佳,究其原因在于债权人在适用督促程序时遇到了程序障碍,导致督促程序缺乏可操作性。从程序启动的救济、诉讼期限的执行、对债务人异议权的限制、诉讼费负担方式的改进等方面扫除督促程序中债权人的程序障碍,有助于督促程序的发展和完善。     

简论司法解释和其它法律解释

提出了司法解释、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地方解释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指出司法解释与地方司法解释的差异 ,并对司法解释与案例的关系及其对我国法制建设的意义提出自己的观点。     

刑事审前程序辩护律师权利的保障

刑事审前程序中律师作用的良好发挥对于案件的审理和当事人权利的保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律师本身权利的保障却存在着诸多问题 ,许多权利受到了司法实践中的限制和歪曲 ,因此如何保障律师的权利并以此推动我国刑事审前程序的科学化、合理化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