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煜词的诗化

在词从晚唐五代到宋的发展进程中,在词体由有别于诗到诗与词初步融合的演进中,李煜词可以说是实现词体向诗体初步转型的转捩点,其于词的外部形态的突破之一,便是词的抒情模式的转变.李煜词三种抒情模式的转换,显现了其词诗化的渐进过程,昭示了词体向诗体的最初转型,使词在今后漫长的发展演变中最终成为一种真正的抒情诗体.     

试论孙光宪词的抒情方式

词体文学的形成和特色,与其独特的抒情方式有很大关系。做为应歌而作的流行歌体,描写对象的类型化和抒情方式的模式化,的确是早期词的重要特征,而且一直影响着词体文学的发展。孙光宪词虽然也带有浓厚的花间色彩,但无论从人物、情感,还是时空场景都有了很大变化,其抒情方式在花间词人中别具一格,有着鲜明的个性色彩。     

词体文学与诗体文学的对立和交融——也谈温韦词的比较

作为花间词派的两位重要作家,温韦有许多共同点,但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温庭筠奠定了花间模式,确立了普泛化、类型化的抒情模式,韦庄词的抒情却具有更多的主观化和个性化的色彩。抒情方式的不同,使得温韦词在语言风格、体式以及背景描绘上都有了区别。这种抒情方式的区别也反映了词体文学在发展进程中与诗体文学的对立与融合。     

词体文学与诗体文学的对立和交融——也谈温韦词的比较

作为花间词派的两位重要作家，温韦有许多共同点，但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温庭筠奠定了花间模式，确立了普泛化、类型化的抒情模式，韦庄词的抒情却具有更多的主观化和个性化的色彩。抒情方式的不同，使得温韦词在语言风格、体式以及背景描绘上都有了区别。这种抒情方式的区别也反映了词体文学在发展进程中与诗体文学的对立与融合。     

论花间别调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花间别调的出现反映了诗学传统的强大影响力。不同于花间正声的局限于艳情,花间别调以词咏史、描写乡土风物、展现塞外风云、歌颂隐逸,题材相当广泛。在艺术手法上则注重词的叙事性,多向民歌学习,抒情主体性较为明显。究其成因,一方面是文学传统自身沿承、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传统情志观离合的一种体现。可以这么认为,花间别调不仅仅是中唐文人词的进一步延伸,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出现意味着多元化的词体走向,使词没有完全陷入艳体的窠臼。正是在花间正声与花间别调的合力下,词逐渐完成了由晚唐五代向北宋的过渡。     

略论宋词的群体次韵与异代相次

宋词次韵创作中,存在一首词被同时代多位词人次韵及异代词人超时空次韵唱和的现象,这类次韵作品的抒情内容与主题,多与原作存在一致性。文章认为群体化次韵与异代相次现象的产生,与次韵作者群体面临的相同相似人生境遇有关。从词史发展角度看,群体化次韵与异代相次形式的出现,不仅是词体文学创作形式上的新变,也反映了词体文学的抒情向表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靠拢的趋势。     

海外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发展脉络

中国抒情传统理论是海外汉学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中国抒情传统理论体系开创者为著名华裔汉学家高友工,其完成了对中国古典文学抒情美典理论的建构。其学生将抒情传统理论分别应用于诗歌、小说、词学及戏曲等各体文学的研究之中。港、台和新加坡学者则对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完成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而后中国抒情传统理念逐渐渗透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并成为海外研究中国文学的一种主要方法。     

论李清照词的抒情艺术

词至宋蔚为大观,成为一代之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词有其自身的风格和特点。作为婉约派的代表词人李清照,特别强调词这一体裁的抒情功能,她在《词论》中首先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查礼说:“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从李清照现     

含蓄蕴藉与词体美学

含蓄蕴藉是词体言情的一项基本美学品质 ,处理恋情表现为“轻含蓄” ,处理穷通兴衰之情表现为“重含蓄” ,“有寄托入无寄托出”则是贯串在二者之中的一种特殊的诗学方法 ,它们共同体现了儒家诗学对于情感审美艺术传达的独特要求 ,构成词体抒情美学的独特风貌     

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论辛弃疾与南宋爱国词

辛弃疾是南宋爱国词人群的主帅和灵魂,他继苏轼之后,进一步拓展词体的艺术容量和抒情功能,在解决新内容与旧形式和传统表现手法之矛盾的实践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辛弃疾对于词体的革新,一方面提高和强化了词的文学功能,把词体改革推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他的词作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弊端,暴露了南宋词创作中的诸多矛盾.     

苏辛之流亚——从抒情范式看李清照词

本文认为,从抒情范式上看,李清照词与苏轼词有着更深层的密切联系。晚唐五代至北宋,词在其发展演进历程中,形成了两种抒情范式,即温庭筠开创的“花间范式”和苏轼建立的“东坡范式”。李清照抒情的自我化、个性化与具体化、纪实化都是禀承“东坡范式”,秦观、周邦彦词则是传承“花间范式”而加以发展深化。李清照词与秦、周词的抒情范式实有深刻差异。     

诗骚传统艺术精神的绵延--论汪曾祺的诗化抒情体小说

注重抒情的中国古代诗骚传统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影响了汪曾祺的诗化抒情体小说创作。本文从小说的结构、审美、语言以及抒情性四个方面来考察这种影响。     

巴渝词鸟瞰

在中国词史上,巴渝词似乎微不足道。不仅作家、作品不多,而且既无名家,也乏名作。但作为一种区域文学,巴渝词具有独特的风貌,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即奔放恣肆的抒情,感悟生发的理趣,彷徨迷惘的心态。如此富有特色的巴渝词,理应受到我们的重视。     

李煜词的抒情艺术

在中国词发展史上,南唐后主李煜是第一个真正发挥词的抒情作用的杰出词人。他以为数不多的三十多首词而在中国词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历史地位。千百年来,他的词作一直在人们中广为传诵,深受喜爱,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掌握了高超的抒情艺术。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李煜词的抒情艺术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得到专家及读者的指正。 一、直抒胸臆,率直奔放 这是李煜词抒情艺术的最大特点,也是他对词这一抒情文学的独特贡献。在李煜以前的晚唐     

程垓闺情词论析

"男子作闺音"是宋词中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两宋众多词人中,程垓乃男子作闺音之典型,他的词集名《书舟词》,其中闺情词有20多首。程垓以女子口吻为代言体作闺情词,用曲折婉转的方式反映自己与故乡以及与意中人的双重别离,间接自我抒情,题情合体。然而他在闺情词创作中仍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男性主体意识,以男性化视角来想象伊人,这使得词中女主人公形象略显人情不足。     

论宋词常见叙事模式

尽管程式化的写作模式极易使创作走入类型化的藩篱,但宋词在叙事方面形成的模式化的体段配置,从一定程度上看又有助于“借叙事以抒情”手法的运用,从而促进宋词叙事的不断成熟。宋词叙事的常见模式主要有四种：贯穿互补型叙事模式、直进式线性叙事模式、今昔对比式叙事模式及环形包裹式叙事模式。宋词叙事模式的成熟,有效融合了词体抒情与叙事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宋词叙事独特的审美趣尚。从宋词常见的叙事模式角度出发,探讨宋词叙事艺术的共性特征,对突破“词言情”之传统窠臼影响,揭示词这种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叙事个性,以及发掘一批重点词人的创作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论纳兰性德的边塞词

纳兰性德的边塞词既延续了前代的边塞题材,又在情感取向、抒情方式以及词体风格上有很大的创新.作为第一个大量创作边塞词的人,他把词从狭窄的闺阁庭院中解放出来,扩大了清代词的题材视野.时代、人生经历、个人气质以及诗词同位的词学观共同决定了他的边塞词是传统边塞词和婉约词的结合体.归类分析纳兰性德的边塞词,并将其边塞词与前代边塞作品进行系统的比较,对明确其边塞词在清代词史以及整个中国词史上的地位不无裨益.     

略论刘克庄政论词和谐谑词

宋词中有两种别具一格的词——政论词和谐谑词,这两种词虽然在整个宋词中数量较少,却是积极反映现实的词体,因而为不少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爱国词人所采用。刘克庄是一个为祖国的危亡而呼喊、而战斗的爱国词人,他以这两种词为匕首和投枪,反映社会现实,向投降派进行斗争,不仅数量较多,艺术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政论词的开拓者是苏轼。苏轼以议论入诗,又以诗为词,把议论带进了词的领域,打破了词纯粹是抒情之作的传统写法,为政论词的产生开拓了道路。后人继承苏轼以议论入词的     

常州词派词论的经世精神

常州词派词论的经世精神徐枫词，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种抒情文体，面对衰世，其疗救方式自然不能等同于哲学等学科，其疗救内容主要是针对当时词学的固有弊端而发。如果对产生于嘉道年间的常州词派理论作一粗略整理，我们不难发现，它以独特的形式顺应潮流，始终着意于...     

论清真词的空间结构

周邦彦发展了柳永词的铺叙手法,把空间场景的转换作为一种重要的词意结构方式,使直线型的空间转换成为清真词词意结构的最基本手法,并且使曲线型的多元的空间转换成为清真词词意结构的最独特特征,从而增加了抒情的层次和角度,充分表现出赋家之词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