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山花儿”在传承中存在的问题及保护对策

“花儿”是西北地区富有地方特色的民歌,在宁夏,回族是传播和演唱“花儿”的主体民族,“花儿”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宁夏回族“山花儿”首先具有“花儿”品种分类的学术研究价值,与流传在宁夏的“信天游”与“河湟花儿”相比,其民族性和地域性更强.其次,具有民族学、民俗学价值.由于地域的影响,“山花儿”既保持了“花儿”山歌野曲的粗犷豪放特点,又具有流畅优美的小调韵味,此外对见证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口头传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生命力和人文价值,也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说文》"同意"说评述

"同意"是<说文>体例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前人的研究中,有的学者误把"同意"作为六书之一的转注,同意是指构字的笔意相同,与造字法之一的转注无涉.在同意体例中有"某与某同"一类,前人有匡正字体之说,许慎所说"某与某同"实际是要求人们借此以求笔意,"同意"和"某与某同"都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相互发明来揭示笔意的.在前人对同意体例内部的分类上尚存在分歧,这也说明前人对同意体例缺乏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凡此种种,只有对<说文>同意体例作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才能正确认识同意体例的作用.     

是"兄弟情"之哀还是"国民性"之叹?--《伤逝》主题辩

社会上对贬损鲁迅的反击余音未了,又有人搬出了周作人当年的理论来解读<伤逝>,认为"<伤逝>是鲁迅意在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爱情悲剧写兄弟恩情断绝后内心难言的隐痛".这是否定<伤逝>社会意义的说法.<伤逝>并非写"兄弟情",而是对"五四"时期沉湎爱情、躲避社会斗争的青年群体的典型刻画,是对知识分子"国民性"的反思、喟叹与批判,<伤逝>有其非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朱庭珍《筱园诗话》之"诗法"说

"诗法"理论,是中国古代诗论的核心命题之一.<莜园诗话>诗法理论大致可分为诗法"辩证观"、诗法"主体论"、诗法"自然论"等三个方面,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具体分析,可以对<筱园诗话>之"诗法"理论有较清晰的认识.     

论《马氏文通》对"於"字的研究

"於"字是<马氏文通@介字>中论述最全面、最充分的介词之一.马氏主要从语法功能的角度对其作了系统而细致地分析.本文拟从语法特点、"於"字结构的位置、与"乎"于"二字的区别等方面来加以评述.<文通>对"於"字的研究,既有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批判继承,又有所发展、创新,并且对后人也多有影响.     

试论中国古代的《论语》学

<论语>学是研究<论语>的专门学问.它在中国古代共经历了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形成期,期间,<论语>一书的整理与定型及对<论语>的注解几乎同步进行,<论语>学作为一门学问诞生.第二个时期是发展期,这一时期注解<论语>的专著大增,出现了两本对后世<论语>研究有重大影响的专著<论语集解>和<论语义疏>,这两本书也代表了当时的两种新的注解体例.第三个时期是衰落期,这一时期注解<论语>的专著数量锐减.第四个时期是复盛期,这一时期注解<论语>的专著数量激增.产生了<论语>学史上两部有重要影响的著作<论语注疏>和<论语集注>,注解方式也趋向义理化.第五个时期是总结期,产生了不少以辑佚、考异、辨伪、注释为主的<论语>研究的新成果.     

再谈李约瑟及其"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博士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孜孜不倦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做出了实事求是的总结与概括,对世界了解中国,消除误解与偏见作了极好的宣传.他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不存在"拔高"或"说好话"的倾向.他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被译成<中国科学技术史>并无不妥.否定"李约瑟难题"缺乏理论根据.     

浅谈《诗经》"薄"字注释的共通性

在<诗经>中,"薄"字句多次出现,但向来注释各异,不曾有过的诂.我们通过对<诗经>的"薄"字句式的全面考察,并参考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闻一多、高亨注释较为精确薄与"迫"通,可训为"赶快,立即,马上"之义.而<方言>由于其为训诂专著,释义概括精炼,其所释"薄,勉也"正是闻一多先生以及高亨先生的立足点.     

皎然"三格四品"说与"吴中诗风"

皎然<诗式>是唐朝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其中的"三格四品"之论是解读吴中诗风的重要一环,它的形成和理论内涵与"吴中诗风"密不可分.不了解皎然的"三格四品",很难对中唐诗歌思想的全貌有全面准确的把握.     

元代诗坛"宗唐"的理论倾向

元人"宗唐"的理论,大致可分为唐诗风雅论、江西诗派唐诗观之余响、宗唐复古论、唐宋因革论、学唐创新论等五个方面.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杨士弘的<唐音>是元代两部研究唐诗的重要著作.出于对"唐音"的追摹,关于诗法的探讨一时也蔚然成风.众多的观点,众多的诗学著作,汇成了整个元代诗坛"宗唐"的洪流.     

文学史的"重写"与教科书的"新编"--评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是文学史"重写"与教科书"新编"在世纪之交的一大收获.它全面落实了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构架为代表的新的文学史观和系统研究范型;鲜明体现了"现代文学必将被逐步经典化"的历史意识;同时又切于教学实践是一部难得的文学史教科书.     

《诗经》之"比、兴"与春秋"赋诗、引诗"关系考察

作为<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作诗方面的"比、兴",一是用诗方面的"比、兴".该文着重研究的是<诗经>用诗方面的"比、兴"与古代典籍中"赋诗"、"引诗"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古代的"赋诗"、"引诗",虽不少是断章取义,但其基本意思不能完全脱离<诗经>本义.这些"赋诗"、"引诗"的传统不但可以证实当时人们多么重视<诗经>,而且从联想、想象的立场来看,"赋诗"、"引诗"本身就反映了"比、兴"之特性.由此而论,"赋诗"、"引诗"可以说是先秦对<诗经>之"比、兴"研究的一种引申和发展.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就可以理解春秋时代的人们早已借以"赋诗、引诗"的形式广泛地运用了<诗经>.     

试论《马氏文通》的"动字相承"说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学著作,在很多方面有开创之功.然而又有很多不足之处,表现出理论上的不成熟.本文试对<马氏文通>的"动字相承"说进行评述,在肯定其历史价值的同时,又对其不足进行了批评.     

"六诗"之制与"兴诗"

"兴"是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该文综合分析了"兴"在先秦文献中使用的情况,并从<周礼>职掌"六诗之制"的"大师"一职设置的时间、职能,探讨其教授"六诗"的大致时间最早也应在春秋晚期.又从先秦其他文献对"六诗"各个概念的使用情况,探讨了"六诗"诸义项产生的先后次序,发现"六诗"之中,风、赋、比、雅、颂的使用时间均早于"兴"."兴也"最早见于战国帛书,"六诗"的称谓也仅见之于<周礼>,故"六诗"及"兴"诗概念的产生及应用大致应在战国中晚期,而<周礼>"大师"教授"六诗"的时间也应该在此稍前的一段时间.至秦汉之际,以"兴"说诗的现象开始较为多见,成为毛诗以"兴"解诗的前驱.     

从"斯密问题"看人性

古典经济学把人都假定为是自利的经济人.但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人性是利己的,而在<道德情操论>中又强调人性是利他的,这就是"斯密问题".对"斯密问题"的诠释推动了人性理论的发展.而持自利经济人观点的经济学家不断退让,说明人性是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自利经济人不过是"物的依赖性社会"即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人性的表现而已.     

副词"逐旋"杂议

以<朱子语类>作为考查的对象,描述了副词"逐旋"的语义与用法,认为"逐旋"可以表示逐渐义、临时义、随时义,并将<朱子语类>中的"逐旋,,与"逐渐、逐步、旋旋"进行了比较分析.另外,在汉语史的背景下探讨了"逐旋"产生与消亡的过程,认为"逐旋,,产生于唐代,繁荣于宋代,规范于元代,转化于明清,消失于现代.同时,还从词汇的系统性与汉语语史的发展两个方面对唐宋时期"逐旋"的产生与繁荣进行了分析,指出"逐旋"的使用是近代汉语特有的语法现象.     

《史记》《汉书》疑问代词"孰"与"谁"比较

对<汉书>中"孰"与"谁"这一组同义疑问代词的共时描写和同先秦典籍、<史记>等的历时比较,认为二者从先秦到东汉的发展演变是十分复杂的,东汉时期"谁"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孰"日渐衰落.     

"文化全球化"是一种悖论

当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提出了许多令人关注的问题,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学术界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是促进学科发展的良好契机.南昌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硕士研究生教学工作,在重视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的同时,也经常围绕着学术界的争论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讨论.青年学子针对学术前沿的争议各抒己见.这里发表的一组笔谈,都是令学术界殚思竭虑的问题.作者们发表的看法,显示了他们至为珍贵的探索热情.<比较文学为什么总会发生危机?>一文不仅认同了这种危机现象,而且指出这种危机在欧美大陆学界同样存在,是一种"国际性灾害".对比较文学的学理依据缺乏深刻的认识,文学积淀浅薄,文化研究泛滥,是危机的根源.如何走出危机呢?作者提出加强差异研究的主张,并且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化全球化"是一种悖论>一文从文化的特性出发,论述了"文化全球化"只不过是一个虚拟的现实;并提醒世人不能忽视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渗透和价值变迁等后果.作者主张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个性,加强与异域文化的交流,来防止文化渗透,达到相互理解.<雏议流散写作中的文化身份>一文,通过流散写作这个个案,探讨了文化传统的顽固性本质和认同异域文化的艰巨性.制约流散写作中"主流身份"与"他者"相互关系的因素,就是文化差异.重视差异,才能认同文化身份.<从文本批评向历史主义的回归>一文,用宏观的视野勾画出20世纪西方文论的走向.自足的"文学性"并不是文学的惟一属性,文本分析离不开社会历史内涵.文本批评的"文学性"只有与文化批评的"历史性"融合,才能正确地揭示文学的本质.<后殖民主义批评在中国的讨论热点追踪及其探析>一文指出了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双重性特点.后殖民理论是在西方学术体制内部形成的话语体系,与第三世界的声音迥然不同.尽管他们也批判西方的意识形态传统,但这种批判又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限定和包容.后殖民批评理论就其实质而言,是在第一世界内部争夺话语主导权的批评策略,与真正的后殖民地批评相去甚远,因而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理论.     

《墨子》"非命"与儒家的"命"

<墨子>对儒家的"命"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没有全面把握儒家复杂的"命"观,没有看到儒家的"命正论"因素;同时对儒家"命定论"提出的背景及其积极意义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儒家的"命定论"核心观点是,富贵穷通是由"时"、"命"决定的,面对选择人不应患得患失,而应"行其义"、"知其不可而为之",实现"仁者"、"贤者"、"圣者"的高贵价值,<墨子>指责的俟命殆事并非儒家"命定论"的应有之义.<墨子>的偏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的"命定论"具有负面效应,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儒家后学也有将"命定论"引向消极的弊端;同时墨家自身理论目的是社会实践,而非理论探讨,使之无暇对儒家命观进行细致的整理分析.     

吕政轩《陕北民歌艺术论》评论二则

陕北民歌研究的可喜收获——评吕政轩的《陕北民歌艺术论》何志刚出于对诗歌的偏爱,我对陕北民歌也颇为喜好。虽然五音不全,偶尔也还哼唱几句。因此,在上中学和读大学时,以至后来在师范执教之余,读了不少陕北民歌的本子。最早的、且有影响的本子要数何其芳与公木合编的《陕北民歌选》和严辰编选的《信天游选》。遗憾的是研究陕北民歌的专著未曾见到,虽然在报刊上零散的读了一些研究陕北民歌的文章,但东鳞西爪,失之浅陋。2001年11月,我去延安采风,结识了王克文先生,回榆后细读了他赠我的《陕北民歌艺术初探》,收获不小。他在该书中以七章的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