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中原士族对东晋文化的历史贡献

遭西晋"永嘉之乱",中原士族纷纷南迁,在江南扎下根来,并成为东晋政权的重要支撑力量.中原士族南迁不仅把悠久深厚的中原文化传播到江南,而且笃行礼义,试图在江南复兴儒学;在践行和复兴儒学的过程中,他们自觉地促成了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融合,有力地促进了东晋乃至整个南朝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南水北调”与“北人南迁”的历史地理背景

"南水北调"已成为我们解决黄河流域经济开发中水资源危机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于"南水北调"这样涉及南北人地关系的重大工程,既需要从历史地理的长时段的角度来分析其对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也需要从国家经济成本的角度来分析这种重大举措的投入与产出效益。从历史发展来看,汉唐时期黄河流域一度辉煌,但由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人口大量南迁。宋明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发生了东移南迁。东移南迁是在东亚大陆人类活动空间东移的大背景下的必然产物。顺应这个大背景,以"北人南迁"来代替"南水北调",是既符合社会公平原则,也符合人地背景发展趋势的,同时也能提高国家区域投入的经济效益。"北人南迁"迁移必须考虑到一个度,一个是掌握对南方地区人口规模增大对资源和环境影响的度,一个是掌握不影响北方地区民族融合、国防建设、能源开发三大任务的度。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论近代云南景颇族的文化认同

基于明、清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大统一政策的政治文化感召以及南迁德宏后汉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在近代与各民族共同抵御外侵的重大历史契机中,云南景颇族的文化认同由族群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向更高层次上的升华,使云南景颇族的政治文化具备了良性发展的基础。     

晋室南迁与江南都市文化品格的塑造

晋室南迁,也将北方的中原文化传播到了江南,并与吴越文化融合为新型的江南文化,从而赋予了江南都市以诸种文化品格,如礼乐文化、士人精神、山水品格、声色之风等,而兰亭修禊更是成为江南都市文化的永恒象征.     

公民意识与民主政治的辩证发展——以台湾为例

本文论述公民意识与民主政治的辩证发展.首先,考察西方公民意识的演进与内涵.其次,论述台湾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发展的三个时期的公民意识:(一)威权(刚性/柔性)统治时期的公民意识(1950年-80年代末);(二)民主转型时期的公民意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三)民主巩固时期的公民意识(20世纪90年代末迄今).从而得出公民意识与民主政治辩证发展的若干实践经验.台湾经历两次政党轮替后,所呈现的是:(一)公民社会由"二分法"朝向"三分法"的界定;(二)由宪政体制的巨大政治工程,转向社区治理的微型工程;(三)公民社会除了关心政治议题之外,也扩及文化公民权与公民美学;(四)审议式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尝试.最后,本文提出初步的结论和议题讨论,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     

再议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结构

政治文化最早出现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最先使用这一概念.我国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政治文化自身模式和结构的复杂性,20多年来对政治文化的内涵和结构并未达成共识.西方学者偏重于从单个民族和政治体系的心理层次来论述,国内学者则从"实体形态"和"观念形态"来论述政治文化的内涵和结构.政治文化应是一个"整合的政治文化"而非单个民族以及政治心理体系,且也不是一个涵盖"实体形态"和"观念观念"的结合体,其结构由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构成.     

秦汉之际国家意识形态通论--关于"以吏为师"、"黄老无为"与"独尊儒术"的比较研究

从"以吏为师"到"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是秦汉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三次更迭的历史过程.李斯提出"以吏为师",乃是拘于一种历史的惯性,固守法家传统,却违背了历史潮流;汉初新道家,由于思想立场和方法上的局限,未能充分认识和吸收儒家思想,从而限制了"黄老无为"在政治和文化上发挥更大的实际效能;董仲舒提出"独尊懦术",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把儒学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致使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都蒙受巨大的历史流弊.历史告诉人们,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文化存在复杂的关系.必须始终注重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中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现代社会共享性之本位价值信念的生成:历史根基及其实践合理性逻辑

改革开放引发了中国社会持续、深刻、全面的整体性转型.社会转型与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相同步,就其主题特质及其内在轨迹而言,是中华民族之本位价值观念的寻索与探求的过程,意味着社会之基本价值关系的全面调整和有效转换,并通过社会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等而具体表现出来.在社会经济价值观变迁方面,表现为在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博弈中,公正与共享价值观的胜出;在社会政治价值观变迁方面,表现为由"权力型政治"向"权利型政治"的转变中,现代公共行政的治理价值理念的出场;而在社会文化价值观方面,则表现为由抽象的"伦理本位文化"向新"公民本位文化"价值理念的转变.这是价值取向方面,社会由"政治主导"到"经济主导"再到"人文公共性"本位的制度文化追求历程中,新质的社会共享性价值信念和理想的渐进生成与有机呈现过程.     

论中原文化对南宋都城临安的重大影响

南宋定都临安,对杭州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北方中原文化的强烈渗透.随着宋室的南迁,成千上万的北方移民纷纷来到了这个新的都城.他们带来了北方先进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进一步促进了北方文明向南方、特别是杭州的渗透,从而使杭州的都市文明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二是都城效应.即集全国性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中心于一体,使杭州从北宋一个国内的中等城市迅速跃升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