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绩效与信息不对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作为研究样本,以公司股价异质波动率度量并购公司内部人与外部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分析信息不对称对并购方获得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并购公司的并购绩效显著大于零,相对现金支付的并购,支付股票的并购绩效较大,并购目标规模也较大;信息不对称与并购公司的并购绩效存在负相关;信息不对称对现金支付和股票支付并购绩效的影响均显著为负,且现金支付下并购绩效的负面影响显著低于股票支付.实证结果并不支持"市场时机理论",投资者不会以支付方式来判断并购的"好"与"坏".文章还揭示了中国证券市场、发起并购的上市公司以及投资者有别于西方发达经济的特点,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投服中心参加股东大会的投资者保护效应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简称“投服中心”）是中小股东积极主义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探究其行权活动是否有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是有意义的。采用2017—2019年投服中心参加股东大会行权的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与双重差分模型,系统地探究了投服中心参加股东大会行权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影响。结果发现:（1）投服中心参加股东大会行权具有投资者保护效应,这种保护效应的实现是由于投服中心行权提高了中小股东的行权积极性。（2）区分股东大会类型,发现投服中心参加年度股东大会行权的投资者保护效应更强;区分公司治理特征,发现投服中心行权的投资者保护效应能够弥补内外部治理机制的不足。（3）投服中心行权会对被行权公司的高管联结公司产生溢出效应,并且行权能够产生正向市场反应,表明投服中心行权具有正外部性。研究结果表明,投服中心参加股东大会起到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作用。     

金融风险情绪跨市场影响：股市与网络借贷市场

不同金融市场的投资者风险情绪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以中国日均交易量最大的网络小微借贷信息中介平台——红岭创投（www.my089com）的有效成功借款为研究样本，发现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对网络小微借贷市场的影响整体呈现“跷跷板效应”，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的高涨，会降低同期网络小微借贷市场资金出让的积极性，提高投资者对小微借贷投资风险补偿的要求。而在股票市场出现极端乐观或者悲观情绪时，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会同向传染网络小微借贷市场，出现“共损效应”。进一步发现投资者能够根据披露信息有效识别网络小微借贷市场上借款项目的潜在违约率，认可低潜在违约率借款项目在家庭资产配置中的避险功能，而具有高潜在违约概率的项目更容易受到股市投资者极端情绪传染的影响，在资产配置中与股票投资表现相近。最后结合经验研究证据提出从监管上加强对网络小微借贷市场参与者准入和有效信用信息披露与识别方面的针对性建议。     

基于Holmstorm扩展框架的上市公司股利支付问题研究

股利支付是上市公司的重要决策,对改善公司治理和增进上市公司价值具有重要作用。股利支付能否传递公司内部的代理成本和治理水平信息是股市参与者关心的问题。基于Holmstorm框架建立“股东-经理人”和“大股东-中小股东”的双重委托代理扩展模型,选取2003—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以管理费用率和公司资金占用水平为代理变量,采用Logit模型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意愿与两类代理成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就改进公司治理提出有益的政策建议。     

IT治理：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员工参与

IT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是以股东为中心的企业利益相关者为了让IT产生最大收益并解决IT决策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设计的与IT有关的决策、激励和约束机制。本文提出股东应重视激励员工参与IT治理。员工有参与IT治理的动力,他们就可以通过"监督"管理者和在IT治理体系中承担更多责任的方式来减少IT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     

论公司治理中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

随着公司股份的日益公众化和社会化,对持股的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将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制、利害关系股东表决回避制和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创新地运用于公司治理中,才能在立法上赋予中小股东更多的权利,在司法上为中小股东提供切实有效的法律保障。     

论公司治理中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

随着公司股份的日益公众化和社会化，对持股的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将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制、利害关系股东表决回避制和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创新地运用于公司治理中，才能在立法上赋予中小股东更多的权利，在司法上为中小股东提供切实有效的法律保障。     

内幕信息重大性标准探讨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打击内幕交易以来,不同法律规范对内幕信息定义中的首要因素--重大性的规定越来越混乱,尤其体现在具体如何选择理性投资者标准和价格敏感性标准、对证券价格“可能”影响”和“实际影响”及其列举的方式与项目方面。通过比较法视野下抽象式、列举式和综合式三种立法方式的分析,结合我国现有法律框架和具体国情,建议兼采价格敏感性标准和理性投资者标准;明确主观敏感性标准;完善内幕信息列举事项,包括科学分类和改进已有的内幕信息事项,从立法上加以明确与改善。     

投资者保护、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

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护投资者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研究表明 ,一个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的宽度和深度、新证券发行的速度、公司所有权结构、股利政策、公司价值和投资配置的效率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国家对外部投资者保护的程度 ,投资者保护好的国家 ,控股股东对少数股东的掠夺少 ,公司价值高 ;投资者保护弱的国家 ,控股股东对少数股东的掠夺严重 ,公司价值低。我国上市公司中 ,由于特殊的股权结构、低效率的治理结构和不完善的法律环境 ,使得控股股东对中小投资者的剥夺异常严重。因此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 ,完善法律环境 ,加强法制建设 ,优化治理结构 ,提高治理效率 ,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对我国企业价值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重要     

公司收购中控股股东权利滥用的法律规制

我国《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将反收购的决定权赋予了股东大会。但我国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控股股东完全可以操纵股东大会,损害中小股东及收购方的利益。为了防止目标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收购中滥用权利,维护私利,治本之计在于国有股的减持和机构投资者的培育,当务之急是在《公司法》的修订中增加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和表决权排除制度的规定。     

股份公司中投票制度的法律规制--以保护中小股东为价值取向

投票权是股东获得各项权利的基础。由于股份公司大股东的控制,中小股东在股份公司投票制度中的权益往往受到侵害。完善股东投票制度,确立累积投票制度,对大股东的表决权进行限制,建立表决排除制度等,有利于从制度层面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进一步树立股东实质平等的理念。     

近代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思想探源——-以福泽谕吉及其“脱亚入欧”思想为中心

“脱亚入欧”思想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福泽谕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他全盘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形成了“文明=欧美”、“野蛮=亚洲”以及“脱儒=脱亚”的思维模式,为“脱亚入欧”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不仅标志着“脱亚入欧”思想的正式出台,而且把这种思想推向了对外侵略的方向,在客观上对甲午战争的爆发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探讨和分析福泽谕吉形成“脱亚入欧”思想的认识根源、逻辑前提以及《脱亚论》发表的影响等问题,将有助于认识近代日本多次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渊源。     

浅谈小股东的权益保护

小股东是公司的重要投资主体,也是组成资本市场的基本要素。只有保护所有投资主体权益的市场,才能给予投资者安全感和信心。而资本多数决这一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决定了小股东难于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为此,要从健全完善股东会的表决权制度和股东权利救济机制入手,限制大股东权利,保障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中股东权利的保护

完善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是充分实现股东的权利,从而使股权对经营权起到制衡作用。由于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中国股东权利的实现现状不容乐观,国家资本市场的作用被削弱,公司良性机制难以形成,企业竞争力低下,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受到巨大危害。国家应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股东权利,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股东的参与机制,健全股东权利的司法救助机制。     

中国小股东保护制度分析

受传统经济体制影响,中国《公司法》对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一直有所欠缺。对大股东与小股东的概念进行界定,概括中国小股东权益受侵害的表现,借鉴国外公司法的有益经验,提出完善中国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的对策。     

A股市场上大股东减持的时机选择和市场反应研究

利用公开披露的减持公告数据,从短时间窗口考察大股东减持的时机选择能力以及减持披露后的市场反应机制的研究结果显示,减持公告前后累计超额收益(CAR)呈先升后降的倒V形,CAR［-20,-1］和CAR［0,20］分别高达4.12%和-2.61%,大股东在减持中表现出精准的时机选择能力,并获利丰厚,而市场认为减持传达了估值偏高或前景不佳的新信息,对此作出了显著的负面反应。在公告当日,市场对绩差公司、民营控股公司的大股东减持以及大额的减持作出更大的负面反应;在公告后的较长时间内,绩差公司、控股股东的减持负面影响更持久。可见,精准的时机选择能力反映出大股东在交易中的确利用了重要的私有信息,减持前高达4.12%的超额收益为强化监管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持。     

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

报告文学本体论中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新“五性”。如果说 ,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那么 ,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 ,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 ,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 :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 ;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以往学界对报告文学的轻视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实际上 ,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的重要特色。报告文学“学理性”与“理性美”的凸显 ,说明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需要高扬“理性”而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的时代 ,也说明文学的“功利性”价值观仍值得尊重与肯定。     

论人类在本质上的外部性

对“私人恶德”可转化为公众利益的问题,哈丁在“公地悲剧”和“零和游戏”讨论中做了重要但不彻底的批判。自然、反自然是两种相反性质的进化,免费、付费是两种午餐模式;地球系统的自然演化是为生命提供“免费午餐”的熵过程。生物圈、“生态目的性”是外部性的参照系和本质判据。最小化配置资源,贯彻“生态目的性”,使生物的外部性在生物圈层面得到最终消解而享用“免费午餐”;不扮演生态角色,承担生态义务,最大化配置资源,“生态目的性”的丢失和非有机性使外部性成了人类的本质。对人类外部性的消除,自然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指数式增加的人类废物、废热对自然冗余功能的大量利用和自然“循环扩散”机制的破坏,导致当代严重的社会自然危机的出现;缩减人口经济规模并实施“粮食石油”战略,是应对外部性规模危机根本且唯一之策。     

论股东有限责任制的价值追求

股东有限责任制以效率作为核心价值追求,不仅表现在股东有限责任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所内蕴的法律价值上,更重要的是通过其社会经济价值表现出来。股东有限责任制对效率的追求打破了原有企业制度的利益平衡,集中体现为对于债权人和中小股东的保护缺失。由于效率和公平同为公司法所追求,从而使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成为推动现代公司法发展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