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复合治理体系建设研究——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

城市社会复合治理主要指社会治理过程中,在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复合协同,通过合作、协商等多种手段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杭州上城区社会治理模式从创新理念着手,建构多元主体复合的治理新体制,推进治理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通过项目型、行业型、整体性协同建构起社会化协同网络,在复合治理方面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模式。但其仍应强化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为突破口,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变革,不断提升公众满意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善治。     

论社会组织的社会稳定功能——兼论“社会复合主体”

社会转型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健康有序地培育社会组织,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环节。本文从对社会转型中不稳定因素形成的深层原因分析入手,结合杭州市政府培育"社会复合组织"的探索,就社会组织的社会稳定功能进行探讨,对培育和发展健康有效的社会组织及其运行逻辑提出了一些看法。     

依托社会复合主体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以杭州为例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手段.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改革逐渐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延伸,必须构建功能复合的社会共同体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文章从经济学视角探讨多元主体协作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基础,梳理和总结杭州市依托社会复合主体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运作机制和典型案例,并为进一步完善社会复合主体提出建议.     

"共同体的重构":对城市社会"终极实在"的追寻——以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建设为例

杭州社会复合主体的建设无疑是一次在"共同体的重构"方面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学价值.它不仅建构了中国特色的政府与社会间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体化与社会化的融合,而且还推进了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与公共精神的有效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城市新型共同体,社会复合主体仍有着一些需要探讨与解决的问题,如社会系统分化、组织的法律性质和组织成员的社会认同.     

国家治理进程中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化建构

社会治理体系是一套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包含了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体系、结构体系、功能体系、运行体系和工具体系等。社会治理体系的各个构成要素也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社会治理,影响社会治理的运行和效能。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中,要坚守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并以此指导社会治理的运行和操作,实现社会治理的高效运转和目标的达成,同时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实践中,完善和更新社会治理理念,用先进的治理理念指导社会治理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中坚力量。执政党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承担"元治理"主体角色,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在社会治理的宏观层面是引领者和顶层设计者,在社会治理的地方层面是总协调者和保障监督者,在社会治理的基层层面是服务者和示范者。执政党理念的转变、领导方式的变革以及制度的创新,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社会结构是不同社会力量的配置方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不同要素功能的科学定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均衡状态。考察我国社会结构变迁所经历的传统社会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不同阶段,能够发现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治理体系演进逻辑的关系。要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保证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不同要素的结构合理化,注重多元主体的力量均衡与制约并构建协商共治体系。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五种基本构成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由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运行体系、评价体系和保障体系构成。其中,组织体系是主体,制度体系是依据,运行体系是路径,评价体系是标准,保障体系是支撑。它们既相对独立,又互为一体,从而架构起治理社会的互为前提、互相制约与互相推动的社会网络。     

治理理论与行政主体的多元化

治理理论的核心是建立公民社会,其主要特征是公共权力的多元性和公私边界的模糊性。近年来,治理理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使得国家行政以外的社会行政行为大量涌现,行政主体的多元化趋势不可逆转,社会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行政主体理论的变迁促使行政责任理论也应有所调整,以弥补对社会行政主体法律监督的缺失。     

网络社团改革与社会治理体系

我国网络社团的快速发展,根源于社会制度结构变迁背景下个体的价值认同追求和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提供的节约成本的交往方式。这种自发性的社群组织,具有为社会特殊群体提供公共服务,弥补政府和市场功能缺位的积极作用,但其中也蕴含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较高的社会风险。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分头实施的"底线控制"式管理,不仅滞后与网络社团的现实发展需要,而且还导致网络社团管理的目标偏离和效力弱化。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背景下,网络社团管理改革创新的目标是,建立与现代社会治理相适应的复合型治理体系。     

主体间性视域内的社会治理及条件依存

社会治理中的主体间性表现为社会资源的分散化、政府权力的下放和转移,表现为目标导引下的而不是由权力推动的治理,表现为社会治理中主体的多元性以及多主体的相互依存与合作。主体间性社会治理以市场经济为自己的实践基础,市场经济催生了政府改革以及由这种改革所导致的权力分化,而主体间治理规则则把分散的原子化的治理主体凝结在一起达致社会善治,没有主体间治理规则也就没有社会治理中的主体间性。     

民主的没落与公共性的扩散——走向合作治理的社会治理变革逻辑

自20世纪80年代始,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等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积极响应,特别是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旗帜的政府改革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展开,从而造成了一场反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运动。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等虽然是在西方政治学谱系中产生出来的经济学理论,然而,当这些理论被应用到国家及其政府建构的时候,却表现出了对社会契约论所确立的民主原则的颠覆。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这些理论的综合实践形态,更是在改革过程中加速了民主的没落。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进行治理功能的外包时,其实是用具体的契约取代了社会契约论的普世契约,这是对社会契约论的反叛,而且在这种反叛中实现了社会治理体系的结构重组,即把原先界线分明的治理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打乱,使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边界模糊了。结果,带来了公共性的扩散,在逻辑上开拓了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前景。     

依托社会复合主体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杭州市案例分析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实现全民共享发展成果具有重大意义.该文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运作主体展开研究,指出由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的存在,单靠政府难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整合不同社会行为主体,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体系来实现.在此基础上,通过杭州市依托社会复合主体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践的案例分析,论证了多元主体共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可行性,并对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体系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政府治理问题新探（专题讨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保障社会公平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保障社会公平的强烈意愿。与管理相比,治理的内涵更能彰显社会公平理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加强国家治理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有鉴于此,需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健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进一步保障社会公平。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保障社会公平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保障社会公平的强烈意愿。与管理相比,治理的内涵更能彰显社会公平理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加强国家治理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有鉴于此,需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健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进一步保障社会公平。     

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因而,理论上探讨改革的热潮兴起,而在实践上,也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改革季节.然而,综观所有的改革理论和实践,都一直是在工业社会的思维范式中去谋求改革的行动方案,这不仅使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反而把人类引入到一个风险社会之中,出现了更多、更大的危机.近些年来,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追求中,参与治理是得到强力推荐的改革方向.实际上,参与治理的理论主张依然是在工业社会的治理框架下提出的行动方案,与后工业化的要求相去甚远.从现实来看,后工业化已经造就了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已经呈现给我们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局面.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需要建构的是一种合作治理模式.     

新型社会组织的创建与试行——从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实践看政府赋权社会的可能

中国式"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正在经历变革,在政府由"全能"向"有限"的角色转型中,如何促进社会发育是一个关键问题.而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集中体现与社会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其成长备受关注.近年来杭州市政府对"社会复合主体"的培育就是对创建新型社会组织的一次尝试.这一理念和实践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中心论,也不同于单纯的国家中心论,而是充分正视中国现实语境下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模糊性,并试图利用这种模糊关系中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去促成主动性,从而试行一条政府与社会相互增权的道路.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二者的相互增权之中,原有的权力结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