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新解读——以刑事诉讼中心为视角

我国刑事证人不是不作证,而是在审判前阶段主要是在侦查阶段作证,庭审阶段鲜有证人出庭作证.这种作证方式具有单方面性和秘密性等特点,并且产生相当严重的危害后果.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中心是在侦查阶段,庭审存在严重的形式化问题.     

法定证据种类的解释视角反思——以刑事诉讼为中心的分析

法定证据种类的传统解释应当受到质疑。传统解释选择了一种“大诉讼”场域的解释视角,将证据保全资料与被保全的证据视为同一证据种类。这种观点模糊了不同证据种类之间的逻辑界限,导致人证类证据难以确定,助长了刑事审判证据运用的书面化、电子化现象,并使当事人一方形成的证据保全资料无法取得证据资格。要想突破传统解释面临的困境,必须将解释的视角转向审判场域,在修正证据种类概念的基础上,重新界定证据保全资料的证据种类与证据地位。     

审判中心论#br#——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深层逻辑#br#

在事实查明层面,案卷移送制度、审前准备程序与审判中心主义存在功能主义关联,因三者功能重叠且程序前后相继而形成“实质化的阅卷+有必要才召开的庭前会议+形式化的庭审”之事实查明的结构,进而导致审判中心主义被消解。以司法一体化为特征的刑事诉讼纵向线性结构或行政结构,对于事实查明的程序正当化没有功能需求,是消解审判中心主义的深层原因。因此,我国刑事诉讼需要完成两次转型跨越三个阶段：从行政结构到司法结构;从职权主义模式到当事人主义模式,才能实现实质的审判中心主义——被告人中心主义,才能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刑事诉讼的从技术到理念的一系列问题。     

刑事诉讼证据规格评析——以相关规范性文件为分析对象

证据规格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创造出的一个概念,出现于公安部所属部门和地方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所谓证据规格,就是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定罪量刑所需要的基本证据以及各类证据的基本形式及取证要求。证据规格对于证据裁判原则的贯彻实施、保障所取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减少错误的事实认定、加强刑事司法机关工作的衔接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证据规格,应注意证据规格所要求的基本证据是指导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要防止将满足证据规格与达到证明标准之间划等号;对于证据规格规范性文件中一些并无意义的形式化要求应废除;同时应当删除证据规格规范性文件中一些不合理的规定。     

证据移送制度对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影响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废除了全案移送制度,同时规定在起诉及庭审后向人民法院移送证据材料的制度,这就为法官与证据在法庭以外建立直接联系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导致法庭审理效率不高,甚至流于形式,使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无法实现。取消证据移送制度,切断法官在法庭以外与证据建立直接联系,方能最终实现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所确定的目标模式。     

“侦查重心主义”研究——对“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反思与拓展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推进庭审实质化,但庭审实质化仅单向强化了错案过滤功能,加之审判者的深层认知心理因素、证据信息在诉讼进程整合中的有罪强化趋势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实质化的庭审程序仅能适用于少量案件等,其对实体公正的整体保障作用将是有限的。英美对抗式审判仍产生了大量错案即为明证。解说当前改革的两种代表性意见都高估了庭审实质化的作用,提升实体公正水平应贯彻"侦查重心主义"。此概念与传统的"侦查中心主义"不同,可以融入当前改革,并要求深化改革。贯彻"侦查重心主义"要求对侦查行为进行程序控制;防止以虚假供述为主要目标强化辩护人的监督权;并强化侦查录音录像,为还原侦查过程提供可能。     

刑事审判如何防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滥用——以正确适用不同证据排除规则为进路

证据规则是证据法的核心,证据排除规则是决定在卷材料能否直接成为或经转化成为定案依据的关键。证据排除规则是一个多维化、系统化的规范体系,包括鉴真排除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可补正的排除规则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是证据审查诸多方式中的一种,与非法证据相混淆的瑕疵证据并不适合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审判实务中,法官必须分清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厘清非法证据概念内涵外延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准用标准,防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滥用。     

以证据能力为视角对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架构

为了保障审判的公正和效率,围绕证据能力这一证据规则的核心问题,以法定证明和自由证明的融合与分野为进路,合理建构我国民事证据规则,从而以适应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化的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继续进行和深入发展。     

我国证据收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兼论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

本文认为 ,我国现行的证据收集制度的形成 ,与前苏联的影响、认识上的片面性以及我国几千年来的法律传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现行的证据收集制度具有其本身所无法克服的缺陷 ,已经成为我国现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一大障碍。本文从多方面提出了重构证据收集制度的设想。     

证据制度网络视野中的测谎结论——以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为中心的考察

科学的发展使得诉讼证明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并日益冲击着我们的证据制度.测谎技术作为查明真相、揭发谎言的一项里程碑式的发明,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国内外理论界对测谎技术的应用、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测谎技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大量使用,但现行法律却未对其法律属性加以规范,这不仅使测谎结论的适用无法可依,也制约了测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论刑事二审程序中新证据的采信

刑事二审中新证据的采信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有重大意义,但刑事诉讼法只是原则性的规定了新证据,对其构成要件及采信标准则需要参照相关司法解释及部门法进一步明确。理论上讲,我国对新证据采取的是随时提出主义,反映了对刑事实质正义的绝对追求。具体到新证据的认定标准上,需要考察时间、原因和种类三个要件。在此基础上,结合证据的可采性原理,可以分别对检察院、辩护人及法院提出的新证据进行科学的采信。     

刑事证人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学术界长期认为,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了解案件情况并向公安司法机关作证的诉讼参与人。据此,证人是第三人、自然人,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是我国证人理论中可取之处。然而,对于什么是案件情况,证人了解的案件情况有没有时间标准,证人能否适用回避,如何界定证人的资格,警察能否作为证人等诸多问题,在我国司法实务界以及学术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证人的界定存在诸多模糊认识。因此,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都是一个亟待重塑的概念。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种类的审视

证据种类是一国证据制度当然的构成要素,对待证据种类的立法处理方式是该国证据制度的重要特点.本文讨论了不同国家及我国港台地区证据种类的概貌,分析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证据种类制度的特点,剖析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种类存在的困境,提出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的重构方案.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庭前证据开示制度

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是控辩制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是审判公正和效率的基本保证。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也有利于律师发挥辩护职能,有利于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从而提高审判质量。公正与效率、依法开示、双向开示、公共利益豁免是证据开示应遵循的原则。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初探

在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建立已成为必须,本文立足实践,经过理论分析,提出建立不被迫自证其罪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特殊证人可以拒绝作证规则三个具体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建议。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质证模式的构建

证据作为法院认定事实的基础 ,是适用法律的前提。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质证是确认证据的主要方式 ,在实践中 ,应引进证据开示程序 ,将质证开始阶段前置 ,切实保障控辩双方的均衡地位 ;认真筛选、过滤相关证据 ,明确质证重点 ;贯彻公开、辩论、直接和言词原则 ,给各方当事人提供平等和充分的抗辩和诉讼机会。     

论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电子证据的审查

刑事诉讼电子证据审查存在真实性认定难、关联性确认难和权益平衡难的问题。由于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在审查电子证据时,应结合不同诉讼法对证据规则的要求进行审查。对电子证据可以从证据能力和证据力两个层面进行审查。对电子证据证据能力的审查是对电子证据有无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审查,而对电子证据证明力的审查则是对电子证据可靠性（真实性、完整性程度）和充分性（与待证事实内在联系程度的大小）的审查。     

论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

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刑事诉讼中,品格证据不仅涉及证据的相关性,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还涉及证人的交叉询问规则以及在特殊案件中对被害人的利益进行特殊保护等问题,因而其规则本身极为分散、复杂。笔者通过简介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以及2003年《刑事审判法》对品格证据规则的修改,以期对建立我国的品格证据规则有所启示。     

论非法物证的可采性

非法物证能否作为定案根据,表征着一国的法治文明程度。我国一直对此持肯定态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立司法体制的不完备及认识上的误解。制度建设要考虑制度环境,设立证据排除法则不能盲目照搬或脱离国情,应当在成本和效益的经济分析基础上确定具体对策。适当的态度是:不绝对排除非法物证的可采性,但应严格限制非法物证的可采性。     

我国刑事申诉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申诉是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的最后救济手段.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侦查申诉、不起诉申诉、生效判决裁定申诉等三种申诉.但由于条文规定的粗略,司法实践中形成了申诉滥、申诉难等诸多问题.为了完善刑事申诉制度,须对当前申诉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重构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