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湖州精神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精神文化是文化中更加形而上的东西,它比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更加抽象、深沉、具有穿透力。湖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精神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凝炼了千百年来湖州先民在生产生活中累积而成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研究湖州精神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旨在为湖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向现代化,特别是在长三角杭湖宁城市带中率先崛起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     

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救灾思想与实践——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华洋义赈会作为近代中国一个有国际影响的救灾组织,为西方救灾思想东传提供了平台.置身于其中的传教士以自身的实践感受到中国灾荒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缺乏积极的预防措施.为此,他们不停地宣传防灾重于救灾的思想,在参与制定华洋义赈会救灾政策时,将信用合作及筑坝、修路等预防性措施作为治本之策,并付之于实践之中,为华洋义赈会的发展和民国乡村社会建设做出了宝贵贡献.     

重新评价农民战争的历史价值

关于农民战争的评价问题在中国史学界曾掀起几度波澜。本文旨在从现实需要和主体的认识根源两方面反思农民战争历史评价的变化及其变化中存在的普遍性内容。在此基础上 ,进而阐释农民战争应有的历史价值和新的学术视野     

晚清教案处置的职能实施主体与决策机制

教案处置是晚清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繁难政务,尽管因事涉外交受制于外国,但就清方而言毕竟也有其处置上的职能实施主体(相关机构及职官),有其一定的决策机制和办理程序.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属中央的负责机关;地方上各级官署之外,还需特别注意到省区的“委审局”、“教案局”、“洋务局”之类的相关职能性办事机构.教案处置具体情况复杂,除明了在当时特定政治体制下,有与其他方面政务处置程序上的某些一般仿同性之外,也需体察基于外国制约等因素而致的特别局面和微妙情节.     

历史与历史规律的重新解读

社会历史不是社会因素相互作用所推动的物质运动 ,而是人们世代累积创造出来的“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其本质是以价值关系为媒介的主客体辩证运动过程。在一定客观历史条件下 ,主体的历史选择决定着社会的兴衰存亡。历史规律就是这种主客体辩证运动的本质性联系。它具有客观必然性 ,但并不直接规定社会的未来发展进程 ,不表现为不可改变的社会发展必然趋势。     

重庆教案与八省客长:一个区域史的视角

1863年重庆教案的起因表面上看是崇因寺改建兴堂,但其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掌握保甲局控制权的八省客长,意图借此机会,摆脱因其“客籍”身份,及在此前应对李、蓝之乱时的不佳表现而导致与本地士绅矛盾重重的困境。八省客长通过这次反洋教斗争,不仅成功地阻止了教会方面的要求,更树立了他们在地方政治中负“责任”的形象,同时也巩固了他们在地方权力网络中的核心作用。     

论行政审判中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法官要在行政诉讼中通过严格的法律适用厉行法治,并反映时代的需求,适应社会条件的变化,就必须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保证依法治国的顺利进行。慎把立案关,寻求多途径救济;正确处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充分运用协调手段,化解行政争议。     

法律与正义的重新审视

文章主要从权力与理性、自由与平等等方面对正义的概念、本质、属性以及分 类等作了粗略考察,进而讨论了法律与正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分析了通过法律实现正义的 可能困难及其具体实现方式。作者将正义问题主要归结为平等问题,探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 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认为注重形式平等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分配正义。     

审判沟通与审判正当性的维系——兼论行政诉讼调解

在中国职权主义司法的语境下,审判正当性的获得源自于"法律适用模式",这一模式将审判正当性系于法官能够严格适用法律,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且无法承受现代社会之变,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和脆弱性,审判正当性的传统维系面临着现代危机。审判沟通模式乃是基于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着力弥补传统的法律适用模式的缺陷。在进行审判理念与制度的重构时必须基于法律适用模式,在此基础上引进新的审判沟通理念,以调和法律适用模式带来的审判正当性危机。审判沟通模式包括诉讼和解、简易程序、证据展示与交换以及诸如量刑建议在内的体现当事人双方沟通对话的制度设计。在此基础上,行政诉讼调解具备了正当性。     

控辩平等与我国控辩审诉讼机制的选择

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平等只是立法者对诉讼各方法律地位认识的反映.控辩平等对抗不是刑事诉讼的关键而只是基础性条件,审判独立作为控辩双方力量平衡的支点才是诉讼能否公平公正的关键.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并不构成对控辩失衡的重要影响,而对此有着直接影响的应当是其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因此,检察机关在拥有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不应拥有侦查权.     

清末教育改革视野下地方士绅流动与分化的历史考察——以“四川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

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等一系列教育制度改革背景下,地方士绅阶层的职业选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相应的流动、分化,基层士绅为谋取新的社会职业出路,或主动或被动地被纳入新的教育制度体系之中,而此种纳入又使新式学堂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浓重的旧式色彩,呈现明显的新旧杂糅特点。随着学务行政机构的设立以及新式学堂大量建立,因办学务而产生了新的社会权力资源,使得新旧权力者通过新的教育学制进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进而呈现清末教育制度改革中地方乡绅阶层发生比较大的权力转移。清末教育改革开始打破了传统的身份等级秩序通过科举制的流动模式,自此知识分子读书不再单纯是为了跨越等级完成身份的变迁,还具有了新的职业选择的功能,而这种新的职业流动与分化事实上推动了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为后来民国时期新型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提供了政治与教育基础。这对新时代教育改革在如何体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

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不能仅仅局限于新民主主义史的视角,而是应该引进民国史视角,这意味着应该全面解读现代文学中的辛亥革命,应该勇于正视民国为现代文学提供的发展空间,应该还原面对民族危机的民国姿态。只有这样,才能清晰地复原现代文学史的原生态,准确地理解作家、作品与其他文学现象。     

传教士与中国历史研究:以《教务杂志》为中心的量化考察

<教务杂志>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创办的一份英文刊物.该刊物除了教务内容的相关记述外,还记录了大量传教士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译介和评述.本文从中西政治、经济和文化变动的宏观历史变迁下,考察传教士中国历史研究旨趣的动态变化,归纳分类其中国历史研究的内容,探讨影响其中国历史研究的背景因素,进而分析其中国历史研究中所展现出的历史...     

中国法律文化的历史发展与近代变革

从历史渊源看,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根基最深厚、民族认同感最强烈、实际影响最深远的法律文化传统。自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已开始发生一场不可逆转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正在逐步地失去,而开始面临着一种全新的生存环境。古代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已经瓦解,但其包含的很多因素则分散地以各种形式延续下来,法律意识、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不少内容在现代仍具有建设性价值。     

中国历史上的救灾思想与政策

中华民族在与自然灾害的博弈中,产生了一系列针对农业生产特征,维护社会再生产的救灾、抗灾的思想、政策与措施,可以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为救荒而事先建立的仓储制度;救荒的国家赈济措施;政府的实蠲和灾赈;政府用以恢复生产的政策措施。     

论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和谐是中国社会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促进社会和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今政治生活的主题之一。要实现社会和谐、保证社会有序运转,法治是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应注重法治社会与社会和谐的关系问题。     

新闻的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

新闻具有历史性和道德性 ,优秀的新闻作品是历史内容和道德内容的高度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新闻实践和新闻论述阐明了新闻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基本原则 ,在社会主义新闻实践活动中 ,我们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反对将历史非道德化和将历史道德化的两种错误倾向 ,努力将新闻中的历史内容和道德内容和谐统一     

论法律与人文精神的历史脉动

在奴隶制社会以前法律与人文精神存在着自然的契合.而在奴隶制、封建制时期法律出现了与人文精神的背离,法律成为统治人的手段和工具.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基于对人性压抑的反思,法律体现着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法律与人文精神的这种历史脉动说明了:法律应是人文精神的反映,法律的未来发展趋势是法律与人文精神的内在统一.这一结果依赖于在民主不断推进的基础上,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复合来实现.     

语言与法律--兼谈法律英语的历史嬗变

语言是表述法律的工具.语言与法律的结合促成了法律语言学的诞生,同样也促进了法律语言的纵深研究.作为一种语言的语域变体,法律英语特点的形成与其所存在的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