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性意识中的抉择——从《画皮》看中国电影对传统文化的解读

在外来影片对中国电影市场的侵袭下,如何坚守中国的文化传统,取得商业利益和文化艺术的双赢,2008年版东方新魔幻电影《画皮》似乎做了成功的实践。从电影《画皮》对原著《聊斋志异》的坚守、传统妇女观的延承、现代爱情观的渗透等在影片中的呈现角度,探讨《画皮》对中国式文化的沿袭与弘扬。尤其是发掘2008版《画皮》所施行的传统文化之魂与现代影像之魄的结合,以此成功诉求现代影片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因子,进而探寻中国电影的发展路径。     

江南核心性:媒介地理学视野下的华莱坞电影史研究

江南影像的出现与成熟激活了华莱坞电影繁盛的百年图景,在华莱坞电影纵横交错的历史脉络中不仅独立为一个鲜明的时代印记,同时也与其他地域影像经纬联结共同勾勒出华莱坞电影南文北武、南柔北刚、南北融合的地理画卷。基于此,本文将运用媒介地理学理论,结合江南文化研究以及华莱坞电影研究成果,在江南影像与华莱坞电影间建立关联,并探究江南主导地位与江南核心性如何得以凸显;不同地理区域影像与江南影像的多元性如何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华莱坞电影图景。     

历史、媒介与文学叙述：新生活运动的两副面孔

以新生活运动自身的两面性,及其在不同文本中的不同形象出发,可考察历史事件在不同媒介中的不同叙述。具体则通过对罗明佑的电影《国风》与沈从文的小说《长河》进行细读,来探讨媒介、叙事立场等因素时历史叙述的影响：罗明佑与沈从文叙述之间的差异,除媒介的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二人所处历史位置及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之间的差别。罗明佑是电影这一现代都市娱乐业的介入者和推动者,他既有对现代都市景观的迷恋,同时又有对政治政策的妥协,叙事因此出现了内在的裂痕;与罗明佑从反对都市文明的立场理解新生活运动相反,沈从文将新生活运动本身理解为一次现代化运动,他从乡土文明的角度对新生活运动进行质疑和讽刺,却又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现代生活的憧憬,这种矛盾性与其对民族重建方式的思考有关。而新生活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及叙事中的矛盾,也为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传统一现代的二元思维模式提供了一个有效媒介。     

酒神精神与文化反思——电影《红高粱》的再解读

《红高粱》是大陆第一部获得国际A类电影节金奖的影片,电影表面上弘扬的抗日爱国主义主题,难以掩饰其象征主义的影像风格和处处洋溢的酒神精神气质。影片似乎始终闪耀着对西方文化非理性倾向—"酒神精神"的自觉认同和献媚般的迷恋,然而,酒神精神背后所蕴含的历史寻根和文化反思才是该部电影的精神旨归。     

“十七年”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意识形态、叙事结构与女性形象

"十七年"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党和政府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介,它们通过借鉴成功影片的意识形态策略实现政治经济政策的影像化和民族政策的影像化,通过叙事结构的功能化展示影片人物、视角、声音的意识形态选择与对立,通过淡化女性性别身份、民族身份及文化身份的方式建构女性形象来映射新疆社会的嬗变,这些都在最大程度上契合了新中国"十七年"电影"革命"和"解放"的总主题,对于中华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合法性建构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实主义影片的电影语言力量——以《四月三周两天》为例

第60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获得影片《四月三周两天》让"现实主义"电影重返大众视野。影片强有力的观影感受再次展现了现实主义电影语言的力量。文章以此影片为例,从"直接现实"与"感知现实"两方面阐明现实主义电影语言的力量。     

《庭园里的女人》的意识形态话语分析

本文在对电影特殊欣赏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从意识形态角度对电影《庭院里的女人》的深层蕴涵予以了较为细致的解读 ,揭示了影片的叙事冲动和潜抑话语 ,旨在关注与警惕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电影文化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     

常向大地情切切——范元农村影片论

农村题材的电影曾经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律动。从《被告山杠爷》到《父老乡亲》,范元的农村题材的影片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农村的电影叙事系列,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农村社会的进程。这些电影作品在内容与艺术追求上表现了他作为青年电影艺术家对农村问题独特的审视与追求。     

论迪士尼电影《奇幻森林》的创造性叛逆

迪士尼电影《梦幻森林》改编自吉卜林的《丛林故事》,影片在主题、情节与角色塑造上都存在创造性叛逆。这些叛逆由文化传统、导演个人倾向、迪士尼的传统、影片的内部机制以及电影本身的特殊性共同作用而形成。     

《北方的纳努克》启示:民族志电影方法论研究

作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第一部长篇纪录电影,《北方的纳努克》成功建立了迄今还在广泛使用的纪录片创作模式。作为民族志电影的先驱和启蒙,本片也一直是人类学关于艺术与科学的讨论焦点。在方法论上,影片的参与观察、合作反馈、文化表演等方法启发了以让·鲁什为代表的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在认识论上,本片对当地文化深刻的洞察理解与人类学精神本质吻合。尤其是影片提倡"发现"与"探索"的创作宗旨,成为当代影视人类学"观察电影"的核心概念。在《北方的纳努克》启发下,西方民族志电影朝向人类学知识的理解而迈进。     

《印度往事》的文化隐喻

《印度往事》是一部具有创新意识的印度电影。它选用体育竞赛作为叙事载体,表现了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重大主题,承载了多层次文化涵义。影片把尖锐的民族矛盾的解决框架在体育规则中去处理,用体育游戏这种特殊的叙事语言来表达民族意识。同时通过精心设计的人物形象观照出多元的文化精神、价值和意识形态,并对民族文化进行了历史反思。在《印度往事》中,歌舞艺术已构成影片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法"。     

试论山西抗战题材电影的新突破——以《保卫人祖山》为例

《保卫人祖山》是由山西作家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拍摄的大型抗战题材电影,作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献礼影片,它不仅继承了抗战电影的优良传统,同时还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与创新。这部电影一改过去同类影片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切入点,立足山西本土特色,在叙事方式、人物形象塑造和影像表达等多方面都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十七年"长影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叙事模式

"十七年"时期,长影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艺术成就较高,《五朵金花》、《刘三姐》等作为中国当代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流传至今.本文将这些影片的叙事模式归纳为五种类型,并通过对具体影片的分析,还原"十七年"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建情景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特风情,同时总结这一时期的影片特点,为当下此类影片创作提供参考.     

泰国与美国新酷儿电影的对比研究 —— 以《男孩不哭》与《想爱就爱》的异同为例

20世纪90年代是同性恋电影的分水岭。同性恋电影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后,迎来了新酷儿电影的新元素。这些电影与社会时代风尚和运动契合,具有相当的现实性,被称为"新酷儿电影"或"酷儿新浪潮"。这一时期,泰国和美国分别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酷儿电影。本文拟对1999年上映的美国电影《男孩不哭》与2000年上映的泰国电影《想爱就爱》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两国新酷儿电影的异同以及原因。两部电影都关注女同性恋的境况,本文先从主题、人物和情境设置三方面比较了两部影片的相同之处,然后从影片结局、人物性格及自我认同方式、社会接受度、取材和处理方式四个方面分析了两部影片的不同之处,最后从宗教、历史和文化方面剖析了两部影片异同的原因。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去关注了跨性别者和同性恋,反映了异性恋和同性恋的意识冲突。通过这两部电影的对比,可以看到酷儿们在不同社会的生存境况,挑战了传统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标准,通过质疑异性恋霸权,表达了酷儿们被社会认可和争取平等权利的呼声。     

关于影片《黃土地》的符号学解读与深层语义阐释

影片《黄土地》是陈凯歌于1984年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它通过翠巧的悲剧命运表达了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中华民族的愚昧与觉醒。影片《黄土地》因其在电影语言上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创新,开创了“第五代”导演在电影创作中反传统的先河,对中国当代电影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影片《黄土地》虽没有完整的情节叙事,但有较为明显的正反义素以及人物符号...     

“无中生有”的影像蒙太奇——从小说《色,戒》到电影《色︱戒》

2007年,《色︱戒》上映,旋即成为华语电影的一个文化事件,引发了跨界的批评互动。张爱玲与李安的名字叠加,先验地结构了这部影片所萦绕的复杂张力——文本、性别、欲望、国族等。其中,无论是以张爱玲的小说评论李安的电影,还是从李安的电影反观小说,《色︱戒》都遭逢了改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质疑。李安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对故事性的捕捉、间谍片的类型把握以及对老上海风貌的精致勾勒和铺陈。在人物心理方面,他将张爱玲的克制和冷眼变为一种温情和懂得,从而打开了小说中隐而不显的空间和张力。在小说《色,戒》与电影《色︱戒》之间,李安用蒙太奇的方式制造二者叠合与互文的关系,用影像"大开色戒"。     

浪漫传奇理性纪实虚幻诗意——张艺谋电影作品叙事风格的嬗变过程

叙事风格只是导演风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张艺谋拍摄的影片,从《红高粱》到《十面埋伏》,经历了戏剧性的浪漫传奇、故事性的理性纪实、影像性的虚幻诗意的嬗变过程,一步一步从中国电影传统的叙事风格迈向目前世界具有现代性的电影叙事风格。张艺谋在嬗变中逐渐强化了以影像语言为叙事元素的地位,同时也完成了自己向影像本体的回归。     

中文系文艺理論教研室热烈討論《北国江南》

电影《北国江南》(阳翰笙編剧、沈浮导演)上映以后,曾经得到一部分影評的贊揚。有人說,这部影片是“阶級斗爭的一面鏡子”,“影片自始至終貫穿着一条阶級斗爭的紅线”,“是一部反映当代农村两条道路斗爭的好影片”;有人說影片“塑造了主人公吳大成的光輝形象”;有人說銀花“饱含着阶級的感情”等等。七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汪岁寒、黃式宪两同志的文章《应当严肃认真地来評論影片〈北国江南〉》,指出“这部影片在怎样反映时代精神,怎样正确反映阶級斗爭,怎样塑造正面人物,怎样对待中間人物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問題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錯誤。”接着,《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     

深度影评及张艺谋、陈凯歌电影

电影评论有三种基本的类型：一般影评、专业影评和深度影评。深度影评一般讨论影片的文化和社会问题。围绕张艺谋、陈凯歌影片出现的深度影评（以发表在《文艺研究》和《当代电影》上的三篇文章为例）忽略了“代沟”所造成的意识形态的断裂,因而未对这些影片的社会文化价值作出令人信服的评价。     

“国产大片”的叙事与意识形态

电影作为特殊的文化艺术产品,其意识形态特性是无法规避的,问题只在于如何传达意识形态。当“国产大片”试图以炫目的视觉奇观、超强的明星阵容来刺激观众的视听感官并进而达成意识形态企图的时候,我们可能恰恰忽略了一个问题：影像叙事是传达意识形态最为有效的手段。意识形态的有效传达,更多是借助有效的叙事来完成的。从创作层面来说,忽略对于影片叙事表达的重视,则有可能使电影直接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沦为抽象乏力的说教。从《英雄》到《无极》,再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国产大片”在全知叙事/权威叙事的叙事形式背后,其文化内涵即文本意义上则呈现为“帝王”叙事或者“神性”叙事。《集结号》不但意味着“国产大片”的题材/类型转型,即由古装武侠向现代战争的转型,在叙事的意义上,也体现了导演打破权威叙事的尝试,而代之以平民视角来关注与表达战争中人物个体的命运,并由此拓展了为常规话语所界定的中国战争片模式。在中国电影中,电影叙事常常不是单纯的与影片文本有关的叙事,而是社会文化泛文本在影片文本中的一种投射。以《集结号》为标志的“国产大片”在电影叙事方面的努力,在改变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的悖谬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何在主流意识形态诉求、大众文化心理需求和创作者的影像/叙事表达之间建构起良性的互动关系,已经成为“国产大片”真正走出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悖谬关系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