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偏好选择的作用机理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和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外来务工人员这个特殊群体的就业偏好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本文通过分析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偏好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探索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偏好的作用机理。重点研究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偏好演变中的制度影响因素、企业影响因素、个人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宏观制度层面,户籍制度、就业与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教育制度等对于就业的偏好具有负面的影响;在企业层面,企业需求、劳动强度、用工制度、薪酬分配等左右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选择;在个人层面,年龄、外出就业年限、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主导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偏好。应该针对这些影响因素,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外来务工人员提高就业质量和就业稳定性。     

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司法认定之实证分析

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分是司法机关经常遇到而又颇感困惑的司法难题.从对抽样案例的分析情况来看,司法机关在界分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时主要考量案发原因、殴打对象、伤害后果、案发地点等因素,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已经探索出一些值得肯定的有益经验,但是还有一些要领有待掌握和运用.     

司法中的修辞因素及其意义

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修辞因素在传统司法和现代司法中均有所体现.特别是在现代司法过程中,修辞因素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具体可以从法官、律师和当事人等参与者的视角进行分析.当然,修辞因素发挥积极作用还取决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和司法环境.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应当重视修辞因素在司法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并自觉地加以运用,以提升司法过程的整体质量.     

集体合同纠纷的可诉性及障碍分析

集体合同纠纷分为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其中,权利争议具有可诉性,而利益争议不具有可诉性.从司法实践来看,即使具有可诉性的权利争议案件也是极为鲜见的,究其原因,在于工会作为集体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时其本身的先天性不足、集体合同签订中的目的偏差、过程的形式化等方面.     

大众文化及其本质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文化是依靠现代大众传媒技术,人为地、理性化地加以传播和操纵,并能够为大众所接受的、可供消费的、即时性文化形态。大众文化以极其强大的单一性、同质性和宰制性代替了传统的深度文化,使文化本身失去原本所应具有的丰富性和超越性,造成现代人的精神压抑。从本质层面来看,大众文化是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的统治形式。     

关于犯罪客体功能的二维思考

长久以来,犯罪客体始终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之一存在于刑法理论当中。但是近年来,很多学者认为应该取消犯罪构成体系中的犯罪客体要件,认为犯罪客体对于犯罪的认定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将其评价为巨大而空洞的价值符号。然而,犯罪客体不仅在司法层面对于认定犯罪来说具有不可忽视和回避的作用,在立法层面,犯罪客体亦是法定刑设置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只有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维度去审视犯罪客体,才能全面揭示其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     

非理性维权合理性的依据及其价值取向

非理性维权,是权利主体在一定情景环境中,根据个人的情感偏好和心理状态,以非逻辑思维和冲突行为来表达权利诉求的一种行为方式。其价值性在于：一方面它是权利实践生动活泼的形式,凸显权利实践过程中权利的主体性和个性;另一方面,它对法律的背反具有批判性,推动法律制度以合理性为价值取向不断完善,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权利制度和权利文化。     

全球治理语境下的国际行政法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全球公共问题也日渐凸显,全球治理应运而生。但是全球治理也带来一系列从规则层面到实践的难题。一个层次、主体非常繁杂的多维度国际行政空间已经逐渐成型,作为一个独立法域的国际行政法日趋凸现。历史上中外众多的学者从自己的立场和研究视角来看国际行政法问题,但基本很少认为国际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在全球治理的宏观背景下,国际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有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论基础,包括调整对象、主体、法律渊源等。但是还有一系列具体、微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推究。     

论市场风险管理策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一、市场风险的效应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变化是风险的源泉。但是,决策者自己的行为方式则可以改变风险影响的程度。因此,风险的最终后果到底如何,实际上取决于外部环境和内部决策者自身两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这里所谓的“内部决策者自身因素”并非决策者自身发生的不应有的失     

论国际政治中普世伦理的复兴

21世纪伊始,普世伦理问题再度成为世界学界关注的焦点。普世伦理在国际政治中的复兴既有其实然性因素也有其应然性因素。尽管建立普世伦理还存在诸多不利因素,但是无论从当今国际政治现实的实然层面还是从人类主体追求的价值目标等应然层面来分析,建立普世伦理都具有很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简论社会发展的代价规律

无论从社会发展的时代层面还是社会发展的意识层面看 ,现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社会的急剧变革 ,都使得代价问题在现时代异常尖锐地凸显出来。在对代价的考察研究中 ,一个主要的成果 ,就是社会发展代价规律的被提出、被确认。一、代价的定义、表现及其特征发展哲学视野中的社会发展代价 ,是指在发展实践中 ,由于社会发展自身所包含的客观矛盾性而导致的具有必然性的付出和牺牲 ,或由于客观与主观的原因而发生的与一定的发展目标相悖的种种消极后果。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庞大、复杂的有机系统 ,其发展目标是多元、多向度的 ,作为发展主体的人…     

司法效率的逻辑基础与实现方式

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判断权的实现过程也即司法活动的展开过程。司法效率植根于司法活动的过程,发端于司法权运行的程序,是司法公正的内化标准。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因此,司法效率应是嵌入司法公正结构的效率,服从司法公正的要求。在社会转型期,"诉讼爆炸"使得司法效率的价值凸显,旨在提高司法效率的司法改革必须将决定司法效率的要素和影响司法效率的因素区分开来,创新提高司法效率的实现方式,明晰司法改革的正确途径。     

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界定与判断

由于学界对贫富两极分化的界定标准不一,对中国是否已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判断也就不一致。衡量贫富两极分化的标准主要有两个:经济层面的标准和社会层面的标准。从经济层面看,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达到联合国规定的收入差距悬殊的标准,且呈上升趋势,W型指数高且呈上升态势;从社会层面看,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的对立初步凸显。综合经济与社会两方面因素得出结论:中国贫富两极分化已初露端倪。     

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变通行为的内在逻辑

从关系的视角来看,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的变通行为的动力原则是司法主体的变通行为惯习,而这种行为惯习又来自于政法体制,即来自于以法律的治理化为原则的权力场域。一方面,政法体制限制了行为主体的行动范围,从而形成一种变通的行为惯习;另一方面,主体的变通行为惯习反过来又建构了这种政法体制。正是这种特有的司法场域运作的逻辑导致了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的任意变通现象,要改变这种任意变通的现象使得民族地区司法实践规范化,必须重塑民族地区司法场域的结构和运作逻辑。     

我国侦查案卷形成机制研究:困境、比较及其完善

侦查案卷是我国刑事程序流转以及司法决策形成的重要依据,从形成机制的角度进行探讨具有独特意义。从侦查案卷形成机制的现实图景切入,我国侦查案卷存在着产生主体单方化、形成方式行政化以及形成过程封闭化的问题。从比较法的视野来看,大陆法系的案卷制度存在着相应的制度优势,具有借鉴意义。基于此,我国侦查案卷形成机制需要采用渐进性的制度改革方案,做到形成过程开放化、形成方式司法化与侦查阶段的诉讼化。     

河南省行业创新水平评价:企业技术中心的新视角

行业是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层面,它高于企业又依托于企业。行业创新不同于科技竞争力、规模收益等概念,其内涵包括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专利转化能力等内容。本文基于企业技术中心这一微观研发主体,利用因子分析方法从微观层面评价行业创新水平,为评价行业创新能力提供了一个基本视角。从研究结果来看,电子、医药、建材业是河南省创新能力最强的行业。这一结论对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参考价值。     

创业失败与失败成本:创业者及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

创业失败成本伴随着创业失败的发生而产生,是创业失败的必然产物,主要体现在创业失败对创业者财务和情感两方面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来自创业者个人及外部环境层面的相关因素会在"创业失败到失败成本"这一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加强或减弱创业失败到失败成本的作用过程。创业者个人层面的相关因素包括:个人资产总量、先前创业经验、非物质性投入、情感控制能力以及对失败的归因方式;外部环境层面的相关因素包括: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区域文化。     

论社会认同研究的多学科流变及其启示

文章通过考察社会认同研究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中的流动,揭示认同问题在现代性条件下的逐渐凸显。认同问题从最初的哲学层面上的思辨思考,进展到社会心理学层面对个体心理状态、以及群体心理的描绘与解释,再到社会学层面对社会精神状态的衡量与判断,是一个递进深入的过程,也表明现代社会在日益分化的同时对意义共同性的需求。如今,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之时,传统文化同样面临着社会认同的重构问题。     

中美法院司法效率简析

影响司法效率的因素一般存在于三个层面 :一是法律意识层面 ,二是司法体制层面 ,三是诉讼程序和审判方式层面。我国法院对司法投入并不少 ,但其运转仍较低效。原因何在 ?一是司法独立原则缺乏具体制度保证 ,二是司法机制运行的官僚化、行政化。     

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的缺失及其制度创新

由于自身原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目前我国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严重缺失.只有从立法、执法、司法三个层面全面构建法律保障制度,农民工权益才能得到更有效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