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年代“文学革命”口号力量的衰竭

20世纪20年代初，政治思潮对新文化运动的介入、教育状况的落后、学术界的内在思想贫困、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封建思想与虚无主义情绪的弥漫等因素，导致“文学革命”口号的力量日趋衰竭。为此，左翼文艺界对“文学革命”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倡“革命文学”等运动，意图谋求新文学发展的新路向。     

发展“教育产业”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本文对“教育产业”和“教育产业化”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教育产业就是产业化的教育活动”,“教育产业化早在四百年前(世界范围)和一百年前(中国范围)即已基本完成”,并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市场化和信息化为核心的教育产业发展政策”的理论框架。     

“政府失败”与NPM理论——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理论背景

西方行政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对“政府失 败 ”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行政改革也随之发生。本文论述西方行政改革的理论背景：一、公共 部门介入市场的合理性探讨;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范围--以日本财政扩张政策 为例;三、“公共选择”理论与“代理店”理论--“政府失败”的原因分析;四、NPM理 论：企业化政府的思路。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道德神话及其悖论

意识形态作为象征符号、价值观同信仰相结合的完整体系是任何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成为一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冷战后美国以“遏制”、“削弱”苏联为目的的反共产主义战略迅速转向“全球民主化”攻势,并表现于新干涉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三种意识形态政策话语。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内涵着巨大的裂痕与冲突,即存在普世价值与全球扩张主义;“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和巩固国际规范、增进全球安全与和平的中国”与“结网--对中国有条件的套住政策”;理想主义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天赋人权”、“人人自由平等”的双重标准四个方面的悖论,表现出美国“人权神话”、自由女神像背后的反人权、反自由的伪善嘴脸。     

“后供给”管理：走出农村公共产品“公地悲剧”宿命的关键

农村公共产品不仅存在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问题,还存在“后供给”管理混乱与缺失的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后供给”管理的混乱与缺失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公地悲剧”,加剧了供需之间的矛盾。为避免“公地悲剧”的历史重复发生,农村公共产品不仅要注重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应该注重“后供给”的管理。乡镇基层政府应该大胆进行改革创新,依托村民、非营利民间团体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各方主体,形成共同管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走出“公地悲剧”的宿命怪圈。     

符号“三分说”与汉字“六书”

皮尔斯的符号“三分说”理论基础是其哲学的“三个基本范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存在和第三性存在。与此相对应,皮尔斯提出了三个符号“三分法”。根据符号与其所指对象的关系,他将符号分为拟象符号、指示符号和表征符号。它们相互依存,但其中某一项起支配作用,从而显示出符号主体特征。汉字“六书”可以在皮氏符号理论框架内得到合理解释 :象形字具有最强的拟象性,属于第一性存在的拟象符号;指事字和会意字通过符号与符号或标记的组合来指示某种关系,表达意义,属于第二性存在的指示符号;形声字、转注字和假借字具有最强的抽象性和社会规约性,为第三性存在的表征符号。后三者构成汉字的绝对主体,从而决定了汉字表征符号的本质。     

“民主”程序的借用：袁世凯帝制建构的“现代”逻辑

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限定政权生存和延续的可能空间。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处于有效性困厄中的袁世凯,企图恢复其熟知的作为传统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的帝制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在辛亥革命的“宪政化”成果下,袁世凯借用“民主”程序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通过垂询民意,论证变更国体的“合法性”;运用请愿、投票、“公选”等“民意”方式,推进变更国体的实践活动;利用“立法”这一现代路径,重构政治形态的传统取向。在这种结构形式与价值内容存在冲突的“现代”逻辑中,袁世凯欲求的有效性难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成为制约袁世凯政权的“政治瓶颈”并使其终结成为必然。     

“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地方治理的现代化——以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为视角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依靠地方治理现代化,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地方政府与社会赋权增能双赢发展的过程。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凝闭型”政策体制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也存在两个方面的客观情势：公共事件本身的诉求、影响程度和地方政府的资源与空间直接决定凝闭型政策体制下的政策议程设置;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表现出体制钝化式的被动反应特点。地方治理的本质就是地方性公共权力权威性、市场化、公平公正配置公共资源或公共利益的政策过程。要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就需要坚持制度化分权,将政策体制从“凝闭”转向“开放”,从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运行规则和参与趋势三个方面构建理性与共识并存的新型常态治理模式。     

论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

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滚滚而至,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区域性公共问题急剧滋生起来,由此引发新型的治理形态--区域公共管理。区域公共管理要求政府打破行政区划的刚性桎梏,摒弃狭隘的行政区行政的种种制度缺失,建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视野下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基础和政策框架。因此,文章分析了区域公共问题的滋生及其成因,剖析了我国区域公共管理中存在的制度缺失,并探讨了创新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政策建议。     

缩减人口还是稳定人口?————中国向何处去的命运之择

对“控制人口数量”基本国策的实现程度有基本完成和远未完成两种判定。主张稳定人口的基本完成论以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遏制作依据,并为“人口-环境均衡论”、“零增长-可持续人口论”、“常量人口-压力消失论”和“人口冬天论”所支持。远未完成论则坚持将缩减人口作为中国新的人口发展战略:持续性的症结是规模而非均衡,一个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人口并不一定能保证与环境均衡的持续,存在着间断;人口规模问题不存在技术、经济和制度解,老龄化并非衰亡,人口压力远未消失;体现人少优势、具有“釜底抽薪”作用的小规模人口将从根本上改变“人口多、底子北的基本国情,保障粮食安全,增加选择机会和维护发展的可持续性;而维持一个15亿的稳定人口,必将使我们陷入“规模泥潭”而断送中华民族的未来。     

话语与文化遗产的本土意义建构————一支人类学研究团队的学理线索

由于文化遗产实践长期以来受制于西方话语,虽然近年来国际上开始关注不同文化的遗产观,但体现本土传统的遗产实践方式尚未在中国被深度关注和开发。中国有“崇古”文化,虽没有现代遗产概念,但对过去及先人遗迹的理解是极为深刻的。历代史、志、谱、牒包含了形式多元、内容丰富和极具人文精神的遗产价值观,是今天全球“遗产运动”不曾涉及的。“衢州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研究”和“东坞山村文化研究”试图通过挖掘本土话语,重建文化遗产的本土价值观和意义产生方式,让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从标志性、分类式、项目式途径中走出来,借鉴传统历史书写方式,探索以“行事”为“深切著明”的遗产意义彰显风格;也试图超越“物质原真性”、“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怀旧情结”、“文化资本”等话语,使遗产实践体现“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及“民德归厚”等史学精神。     

古典民主意蕴的新探究

民主在西方其实并非毫无争议的“正统”。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议制民主都曾受到广泛批评,既有来自哲人的内在批评,比如民主带来人类鄙俗化,也有来自社会科学家的外部批评,如民主必然缺乏效率。许多人认为现代政治的成功靠的其实不是民主,而是法治或共和乃至市场经济。不过,试图为民主特别是古代民主辩护的学者依然不时出现,他们努力另辟蹊径,寻找令人信服的论证,回答这些批评,从内在和外在的各种角度发掘古代民主实践和理念资源的现代意义,提出了诸如民主的“表演-施为”模型、“知识经济”效率模式、“观看型民主”模型、“哲人公民”模型等。这些尝试相当有新意,有助于对民主理论及历史乃至一般政治思想史和价值论的深入思考。     

美国特许学校运动成因分析

特许学校是美国 90年代初兴起的一种新型公立学校。在短短的 10多年时间 ,美国就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特许学校运动。特许学校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快的发展 ,原因如下 :一是在宏观层面上 ,公立学校质量下降 ,民营化浪潮的推动和国家政策的引导 ;二是在微观层面上 ,特许学校是一种小型自治的学校 ,实行新型的绩效责任制 ,提供特殊需要 ,并扩大了择校机会。     

“宅一族”行为自评量表与心理特征量表的编制与信效度检验

我国“宅一族”群体日益壮大,但目前学界缺乏对“宅”的测评工具。宅的行为表现、心理特征和对宅的态度是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有关宅现象的研究需要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选取相应的宅量表。可以将宅的评价量表分为宅行为自评量表（“行为宅”的判定标准）和宅心理特征量表（“心理宅”的判定标准）进行设计与信效度检验。结果表明,这两份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及重测信度、内容效度、区分效度和效标效度,可以作为宅现象相关研究的测评工具。今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对“主动宅”和“被动宅”进行更为深入细化的探索,揭示心理和行为两个维度上的宅对人的体质、心理和社会适应所产生的影响。     

“现代民防”： 安全治理新建构

随着安全重心从军事、政治等“高政治安全”逐步向经济、社会、环境等“低政治安全”下沉,安全维护的内容更加丰富与复杂,手段更加多元与综合,安全治理已成为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我国安全维护的实践特别是民防建设更多地停留在传统安全的理念与框架下,在安全维护上存在的诸多困境使之无法全面有效应对常态化、复合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现代民防”涵盖“战备民防”、“灾害民防”与“生活民防”三个维度,为新时期的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导向。我国应在“现代民防”的框架设计下,逐步深化现代民防的法律法规、反应机制、专业队伍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建设,建立现代民防体系,着实提升我国安全治理能力。     

中国公共关系三十年发展对传媒业的影响分析

作为舶来品的公共关系已经在中国发展了三十年,其对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引发了传媒业内在的深刻变化。在国家改革开放深化、经济转型的快速发展中,受企业公共关系实践的影响,传媒业不仅在新闻传播的立场上、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观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且新闻从业者也积极吸纳公共关系理论思想,在新闻传播及报道视角等方面都开始了较高水准的公共关系策划,从而使媒体进一步面向公众,树立起新闻从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同时,公共关系在全社会的普及给传媒业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新闻的商业化即公关软文出现,以及大众舆论在某种程度的被操纵。由此,公共关系从业人员和新闻工作者对职业道德的遵守成为今后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浙江江山刘氏与清末民初词学

浙江江山刘氏是清末民初两浙词坛一个重要的词学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刘履芬、刘观藻与“吴中词派”后期成员有直接交往,他们的词学观念有兼融浙、常两派思想的倾向。清末民初,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兴起和繁盛,现代分科教育的大力推行,词曲之学也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学讲堂,成为中国文学学科的主流课程,词学研究格局开始出现新变的迹象。刘毓盘在承继父辈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词学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造,由过去偏重于家庭、师长、朋辈的创作指导转向以知识传授为主,这是中国词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表征。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

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因素可分为主体因素、保障因素、动力因素三类。主体因素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个人因素,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管理体制与机制、文化氛围、科研团队建设分别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活动提供了物质保障、制度保障、文化保障和组织保障;政府支持、技术发展、社会需求又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提供了前进动力。政府可通过加大投入、改革体制、支持团队建设、倡导创新文化、搭建交流平台等方式进一步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     

"六经之教"与儒家文论话语建构

作为儒家的学统,“六经之教”是理解儒家文论及其意义的内在视野,它深刻地影响了儒家文论话语的建构。首先,经典意识确立了儒家文论“宗经、征圣、明道”的最高原则,儒者因此致力于论证“道”、“圣”、“经”的同一与贯通,抽绎“六经”文本的文体品性和作文规则。其次,“立象尽意”、“知人论世”、“以易逆志”和“知言养气”实质性构成儒家经典释义学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六经”的价值转换,并在对“六经”的诠释中引领出有关文艺根本精神和文论构建思路的理解。最后,“六经之教”规范了儒家文论的价值取向,直接生发出的文论意义就是文艺成为“成人”的助缘、媒介和途径,其文化功能在于造就情欲与理性和谐统一的道德理性的个体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