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政治知识"与中国古代政治的"现代化"及其限度

任何成熟而稳定的政治形态都有一个相应的成熟而稳定的政治知识形态作为基础,传统政治知识形态构成了对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具有深刻影响的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基础与前提。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独特性应当从作为其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中得到解释和说明。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即一种以“理性政治知识”为其成熟形态的政治知识——是造成中国古代政治的若干“现代化”特质及其限度的关键因素。“理性政治知识”在支持郡县制、官僚制以及“礼法兼济”的治术的产生和突破的同时,亦设置了这些“现代化”因素发展的极限。     

中国古代历史变迁思想的构成

<正> (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很早就开始了有文字的历史记载。浩翰的历史文献,记录了大量的国家政权、社会制度、道德风貌的更替、演变。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古代思想家,都自然地形成一种历史变迁或发展的观念。这种观念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具有不同的理论形态,但也有共同的基本内容,即认为历史是变化的,这种变化是有某种内在秩序的,它是某种人以外的力量决定的。这些思想表现或内涵在古代思想家描述历史现象时所经常使用的三个概念或范畴“变”、“数’、“势”中,这些观念也就是中国古代历史变迁思想的主要构成。     

忠德论

“忠”是中国古代伦理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及儒家最为推崇的道德范畴之一,既具有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的意义,又具有个人品德与美德伦理的意义.其基本内容与要求是做人做事真心诚意,尽心尽力,没有虚假和患得患失.“忠”在中国古代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对君上或主人的忠,另一种是对于国家、社稷和人民的忠,可以分别称之为私忠和公忠.在明清之际及近现代时期,思想家们对私忠作了较多的批判,而对公忠则作了较为深入的阐发与弘扬.     

孔子首创政治伦理学论略

孔子首创中国古典政治伦理学,其主要思想是与中国古代伦理国家结构形态相适应,提出了对为政者的政治道德期望。其内容主要有：为国以礼;为政以德;治民“道之以德”;举贤能、不嫉贤;反对专制人格;爱人、爱民、为仁,等。孔子首创中国古典政治伦理学,具有现代意义和世界文化价值。     

天下、中国与夷夏:近年来相关研究述评——以李大龙新著《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为中心

古代中国是一种不同于欧洲历史上出现过的帝国或民族国家的国家类型,这是因为特殊的天下观和夷夏观对于其国家形态的形塑。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古代中国的这一特性,并进行了研究和阐述。本文在回顾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古代中国特殊的国家形态略陈管见。     

中国哲学:一种诠释

作为一门学科 ,中国哲学的存在已近一个世纪。然而 ,何为“中国哲学”依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加以辨析和澄明的问题。在学科的视域中 ,中国哲学通常被理解为研究的对象 ,这一理解的前提 ,是将中国哲学规定为历史中已经存在的形态 (既成的形态 ) :从逻辑上说 ,惟其既成或已然 ,始能成为研究与考察的对象。对中国哲学的上述看法 ,似乎更多地侧重于其历史的维度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国近代哲学”、“中国现代哲学”等区分中 ,中国哲学便主要被视为历史中既成或已然的形态。然而 ,历史地看 ,以往的哲学系统在成为考察与诠释对象之前 ,首先呈…     

中国“固有民法”之研究——以罗马私法为参照

中国“固有民法”是近代以罗马私法为参照产生的概念,其所对应的内容是中国古代有关婚姻、家庭等身份关系和商品交易等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中国“固有民法”和罗马私法在表达形态上存在着明显差异,罗马私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体系化的民法典形式,并为后世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提供了理想模本.而多层次的中国“固有民法”以成文法典中零散的相关民事规定、民事习惯为主要表现形态.中国“固有民法”与罗马私法用不同的民法表现形态追求着“诚信”等相同的法律理念.近代以来,中国继受了以罗法私法为源头的德国民法典的表现形态.对中国“固有民法”和罗马私法两者之间差异性、相同性以及融合性的研究,其目的是寻找中国近代以来继受德国民法的本土资源,以期为当下中国民法体系的完善提供中西比较视野的逻辑支持.     

中国传统文化的泛政治主义特色

中国古时有以为史书不过是记述政变与战争的“相斫书”的说法。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一文中也曾经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中国古代的历史,在旧史家笔下,确实是一部政治史。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所谓“文以载道”的原则,也强调文化形态不过是“载道”,即承载政治内容的“车”。中国古代这种有人称之为“政治优先”,     

研究国家形成道路和形态具有创新见解之作──简评梁颖、李庭华著《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道路与形态研究》

由梁颖、李庭华这两位广西青年史学工作者研究撰写而成的《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道路与形态研究》，由获得“国家良好出版社”荣誉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1998年8月出版了。这部25万字的学术著作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道路与形态，提出了创新的见解，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学术力作。这部著作的创新见解和学术成就可概括如下：第一，全书对我国从原始社会后期到夏、商、西周三代前后约一、两千年间国家形成的具体道路及所走过的独特道路给予了系统的解释和论述．该书分三篇．第一编“从家到国；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道路”从史论结合的角度，首…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之断言的反思

要对“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问题做出断言 ,关键在于怎样理解科学的概念。在当代 ,科学不仅指一种知识 ,且是人类获得知识的社会活动。科学对人们的实践活动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同时 ,通过修正、扩充乃至更换内涵 ,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范围内 ,不断地确立起自己的存在。从此意义上讲 ,中国古代科学就应当能够被纳入科学的内涵 ,从而成为科学的一种形态。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并不构成我们使用“中国古代科学”这一概念的障碍。本文具体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这一概念的使用所要备具的三个方面的社会条件。     

论《易传》的美学思想

本文认为 ,《易传》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它综合儒道 ,而又独具特色 :“人与天地参”是中国古代美学天人合一思想最初较系统的表述 ;“阴阳刚柔”从哲学上为中国古典审美形态作了划分 ;“立象以尽意”则是中国古代意象理论的滥觞。     

周代宗法制度在我国历史上的演变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证周代宗法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一、作为中国封建宗法发展史第一阶段的周代宗法制度,提出了什么基本问题?宗法,是宗族内部的宗子法,其中包括确立宗子权,维护宗子权、行使宗子权的各种细密的规定,这是自北宋张载开始对宗法进行专题理论研究以来,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关于宗法的基本定义.我将此称为“一般宗法形态”.“一般宗法形态”的重要特征,在于它相对国家政权来说,     

主子对中国“象喻”文学的贡献

庄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象喻”学家,他对中国“象喻”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具体表现在：对中国古代“象喻”的概念、成因和功能等问题都进行过深入而系统的阐述,从而解决了中国“象喻”理论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中国“象喻”的具体形态具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从而为中国“象喻”创作史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模本和范式。     

实学思想与先进文化--读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

葛荣晋先生所著的《中国实学文化导论》一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后的学术形态———实学进行全面和深入研究的重要成果 ,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化在最后阶段完成的“理欲克服”的近代指向的精神实质     

“夷夏模式”论

一、从“中国”说起中国古代亦有“国家”之词,其意义与今相去甚远。先秦社会,诸侯称国,大夫称家,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家是国的“硬核”,国是一个大的宗法血缘集团。所以帝王是最高的大父家长,代表最大的血亲社团,常称作“国家”,如《晋书·陶侃传》谓成帝“国家年小,不出胸怀”;同时,“国家”又是这个大血亲社会的统称。文字学上,“国”即“國”,从戈,从口,为武装守卫的院子或栅栏或城池。所以古代“国     

中国货币史话(摘要)

古代流通的主要是铜币 我国的货币,不论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都比西方出现得早。 近年从商墓中有铜贝出土,证明公元前十世纪时,中国已有金属货币。在使用金属货币以前,我国以贝壳充当货币。后来由于真贝的数量不够,人们就用蚌壳、软石或兽骨来仿制,最后用铜来铸造。中国最早的铸造货币,除了用铜铸的贝币以外,还有用铜铸的刀币、布币和环钱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禁止各种刀币、布币和环钱流通,把方孔银的“秦半两”定为全国统一的货币。中国货币形态就固定下来了。 古代的纸币 中国也是使用纸币最早的国家,产生于十世纪,即北宋的“交子”,每两、三年兑换一次,换发新交。古代的纸币尺寸大。上面印有金属钱币的图样和花纹,好似木刻版画。     

“小生产、大管理”与“大生产、小管理”——中国古代与西方近代行政管理思想比较

由于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形态等历史文化条件的差异,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与西方近代行政管理思想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前者是一种“小生产、大管理”模式,而后者则为“大生产、小管理”模式。本文对这两种管理思想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并指出了其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关键词中国古代、西方近代、行政管理思想、比较     

中国古代官吏的考核与奖惩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各级官吏的主要任务是“治民”,即依据当时的成文法或不成文法来管理百姓。而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官吏队伍中的一员,大多数官吏又要受到法律的约束,接受考核,受到奖惩,这是古代职官制度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论中国古代“中和”思维在国家管理中的运用

中国古代“中和”思维的精义是“执两”、“用中”、“行权”，三者相互为用，即把握矛盾着的两个极端（“两”），肯定事物与概念相对安定的质（“中”），以达到“和”的目的。为此，必须实行“权”，即所谓“反经合道”。儒家强调“执中”，形成了系统的“经”的理论；兵家强调“行权”，形成了系统的“权”的理论。二者的结合，就是老子的“以正治国，以专用兵”论。中国古代的“中和”思维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古代国家管理中发挥了理论指导的作用。国家管理，说到底，就是对国家生活中一些重大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中国古代的国家统治者用“中和”思维处理中央统权与分权的关系，国家变革与稳定的关系，管理中用严与用宽的关系，对军队御与不御的关系，对边远地区怀柔与威服的关系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进行国家管理仍有启示作用。     

“大同”思想渊源考

《礼记·礼运》关于“大同”、“小康”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描述,对研究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有极大的影响。有的学者往往把这一记述与自己对上古社会形态的认识结合起来,认为“大同”、小康”两个时代的划分,与我们对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关于经济形态的划分,基本上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