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山舰事件的认识

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山舰事件性质的认识是有关中山舰事件研究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中较少为人注意的方面。实际上,事发半年后,远东局通过深入考察广州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明确指出中山舰事件源于中国大资产阶级同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利益冲突,是“反共”、“反动”的事件,事件后广州政府政策整个右转,以蒋介石为首的中派窃取了广州政府的权力和国民党的领导权。远东局与联共（布）一样反对北伐,但理由与其不同,这促使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态度发生转变。远东局还认为应加强国民党中的工农成分以影响国民党,最终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综述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是国史、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历来备受中央领导层和国内外史学工作者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特定视角和内容出发,深入挖掘和探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愈来愈成为众多学者关注与研究的焦点。随着许多独创性见解的提出,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也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议,亟待进一步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三次赴苏——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先后三次赴苏,代表中国共产党处理与联共(布)、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周恩来以其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毅力较好地处理中国革命特殊时期,中共党与苏联、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为党和国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瞿秋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成员;继而在远东局的指导和帮助下,主导中共中央工作;接着被远东局骂为对共产国际代表机构耍不老实态度;之后远东局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将瞿秋白"赶出"中央政治局.当然,因瞿秋白长期积累起来的政治资历和能力以及莫斯科的"不放弃",远东局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对他"量才录用",并没有"完全放弃"他.     

瞿秋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成员;继而在远东局的指导和帮助下,主导中共中央工作;接着被远东局骂为对共产国际代表机构耍不老实态度;之后远东局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将瞿秋白"赶出"中央政治局.当然,因瞿秋白长期积累起来的政治资历和能力以及莫斯科的"不放弃",远东局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对他"量才录用",并没有"完全放弃"他.     

维经斯基来华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长久以来，史学界对于维经斯基首次来华的研究资料比较匮乏，而作为共产国际和俄共（布）远东局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代 表，维经斯基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增强共产国际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等方面的作用不 容忽视，甚至可以说是在中国有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第一人。     

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研究述论

已有研究成果认为,东亚书记处是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或俄共（布）中央的机关,是共产国际负责指导远东革命运动的中心,是共产国际或俄共（布）正式设立的第一个对华机构。通过对这些论点及东亚书记处存在的质疑,认为共产国际、俄共（布）最初对华机构经历了从远东局到东方民族部,再到远东书记处的演变过程。     

全面抗战时期共产国际及联共（布）对中共自身建设的影响

全面抗战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给予了密切关注：维护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袖权威;帮助中共开展马列宁主义学习教育;指示中共拓展党组织和健全组织制度;建议中共加强干部管理工作;规劝中共纠正整风运动中的偏差。共产国际、联共（布）的这种关注,对于中共加强自身建设及其领导人民争取抗战的胜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共创建的“立其基”者李大钊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李大钊率先在中国肯定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最先也最彻底地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并由此成为共产国际和俄共(布)远东局派来的人心目中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选。从这一点上说,在近代中国"研究历史最有成绩"、"最彻底最先倡导唯物史观"的李大钊,堪称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和第一人。     

瞿秋白与“中国留苏学生风波”

在瞿秋白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由来已久的中国留苏学生中间的派别纷争愈演愈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瞿秋白对学生中的派别争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留苏学生的教育问题提出了质疑,从而与共产国际产生了意见分歧。在随后展开的联共（布）清党运动中,瞿秋白受到强烈冲击,并被解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     

斯大林对实现联共(布)理论创新的科学诠释及经验教训

斯大林依托其实现联共(布)理论创新的个人素质、理论资源、实践基础等条件,从联共(布)思想理论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总体上实现了对联共(布)理论创新的科学诠释,认为从实际出发是实现联共(布)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实现联共(布)理论创新的根本原则,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推进联共(布)理论创新的关键环节,党内争论是实现联共(布)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在推进联共(布)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斯大林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前进方向、实现党建的规范化与模式化、以思想政治工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及把理论创新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及集权政治和文化专制的思想与行为,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共产国际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新探

学界一直认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为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独创,本文在最新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的基础上,认为中共在由一个幼年的政党转变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党的过程中,共产国际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就共产国际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所产生的有益的影响作初步分析。首先,土地革命初期共产国际的某些正确指示及后来某个时期策略上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转变,为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起了政策上的导向作用。从大革命失败到中共六大前夕,共产国际强调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为红军…     

早期巡视制度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贡献——以安徽省为个案研究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下,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建立并不断完善党的巡视制度。这一制度在推进安徽早期党的组织建设,加强党内民主和廉政作风建设,有效地实施党内监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国民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再分析——陈独秀不是主要责任者

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到底谁最应该来负这个责任?随着俄罗斯档案馆一些资料的开放,我们有了进一步弄清楚这个问题的可能。在笔者看来,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其失败要负主要责任,这是其无可推诿的。当然,我们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去指责谁,而是总结经验,以史为鉴。     

布哈林哲学思想初探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是苏维埃国家的开国元勋之一,也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中著名的活动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毕生除了从事大量的政治实践活动外,还撰写了大量的有关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方面的专著和论文。列宁称赞他是“学识卓越的经济学家”、“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     

延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学习实效研究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广泛历史影响的苏共党史教科书.1938年在苏联出版后迅速传入我国,并成为中共党内学习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学习书目.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了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活动,并在党的高级干部、广大党员干部、日常社会生活和人民军队四个方面取得了不...     

中国共产党学习推介《联共(布)党史》的历史考察——兼议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加强干部教育、开展整党整风、准备社会主义理论等多重需要,通过干部教育的制度规范、整风运动的实践运用、政治领袖的理论诠释、组织会议的推介部署,有效实现了《联共(布)党史》的大众化传播,增进了全党对联共(布)党的历史、理论和经验的认同和接受,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学习、政治实践和社会变革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对《联共(布)党史》的学习推介,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借鉴。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述评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在建国以来长期探索的基础上,近几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方面,摆脱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提供了不同以往的新视角,拓展了许多新领域;另一方面,通过有关档案资料的发掘,理清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复杂关系,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展现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但研究仍然存在一些缺憾,需进一步完善。     

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用——兼论张学良“西安事变”的真实动机

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酝酿并改变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走向."西安事变"始终是围绕苏俄远东战略安全的核心利益展开的.国际地缘政治是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发展的前提.张学良事变的动机在于借助中共谋求苏俄的国际援助,以"西北联合政府"取代"南京国民政府".事变后的政治态势出乎张学良所料.张执意护蒋回府,是幻想破灭与政治谋骗双重打击下的无奈之举.     

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新论

共产国际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角色,其政治行为及政治态度对中国各方政治力量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本文提出了关于西安事变的真相及共产国际对事变影响的新观点.本文进一步论证了"中共是独立地而非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这一论题.本文认为事变中国民党中蒋介石派从共产国际处的获益良多;而张学良则是在对共产国际的巨大失望中为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为苏联的民族利益做出了巨大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