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保险诈骗罪的法益面向

法益是刑法所保护的某种利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保险诈骗犯罪行为越发复杂,传统理论开始显现出一定困境。复杂客体说、秩序说、利益说或是风险说都试图从法益上揭示保险诈骗罪的本质,但都存在不足之处。现实和理论需要重新阐释保险诈骗罪的保护法益。保险诈骗罪的法益阐释应当具有价值上的考量,回应现实和理论的突出问题,符合现代刑法理念的价值选择。     

金融诈骗罪保护法益的性质界定与构造判断

金融诈骗罪保护法益的传统认知存在缺陷,不利于司法实践合理划定该类罪名的归责范围。对此,可在知识论上适当借鉴日本经济刑法学的研究成果,在方法论上从法益性质与法益结构方面对金融诈骗罪的保护法益展开功能性研究。据此可以发现,日本经济刑法中的多元法益论实际就是我国传统刑法中的“复合客体说”;我国金融诈骗罪的保护法益不是财产法益,而是集体法益中的“制度依存型法益”;金融诈骗罪保护集体法益的正当性在于其法益的“秩序—财产”型位阶结构;将“秩序法益”置于第一位阶可在一定程度上划分该罪与其他不法行为的界限,将“财产法益”置于第二位阶能够反向识别秩序法益的判断是否正当。     

论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害

诈骗罪的成立应以被害人已经或可能遭受财产损害为必要。财产损害是指整体的或实质上的经济损失,不是指特定财产的丧失。不应该把骗取财物的同时支付了相当价值财物的情形,当诈骗罪来处理。     

论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害

诈骗罪的成立应以被害人已经或可能遭受财产损害为必要。财产损害是指整体的或实质上的经济损失，不是指特定财产的丧失。不应该把骗取财物的同时支付了相当价值财物的情形，当诈骗罪来处理。     

论犯罪“数额”与金融诈骗罪的定罪量刑

我国的司法机关在解释金融诈骗罪的数额时,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作为犯罪成立的标准,这与犯罪是对法益的侵害原理不符。根据法益侵害原则,金融诈骗罪中的数额应当理解受害人因被诈骗而损失的数额;金融诈骗罪未遂时的数额,则应当理解为犯罪行为指向的数额。刑法规定,部分金融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最高刑为死刑,这里的特别重大损失应当指犯罪数额以外的间接损失,而不是犯罪数额以内的未挽回的损失。     

诈骗罪处分意识的构造

意识能力是处分意识的前提,无意识能力的自然人不能认识财物移转的性质与后果,无法作出处分意识。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是将自己支配之下的财物移转于他人,受骗者只有对有权处分的财物才能作出处分意识。欺骗行为与处分意识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仅仅单纯接受他人错误交付的财物不成立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中的交付意识不同,处分意识具有自愿主动性,但自愿性并非完全排斥胁迫因素的存在。     

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标准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是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关系并以财产为内容的财产合同。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形式,既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确定某个涉及合同的诈骗行为究竟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诈骗罪的关键在于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同采取与签订、履行合同有关的其他诈骗行为区别开来。利用前一种行为进行诈骗的,构成合同诈骗罪;利用后一种行为进行诈骗的成为普通诈骗罪。     

诉讼欺诈构成诈骗罪的法理分析

诉讼欺诈行为的社会危害不亚于普通诈骗,只有启用刑罚才能加以遏制,因此应当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以诈骗罪定性最能反映诉讼欺诈行为的本质,符合司法实践潮流,且法院作为直接被骗主体并不与诈骗罪的构成要求相违背,因此对诉讼欺诈行为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更能获取理论认同和实践认同。     

论环境犯罪的法益

法益是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其中由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旧刑法将环境犯罪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新刑法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专设一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说明立法者对该类犯罪的法益作出了调整,刑法理论必须根据刑法规定重新确定保护法益的内容,进而对犯罪构成要件作出新的解释,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法益,既具有立法上的根据,也具有司法上的正当性。     

论以法益为导向的犯罪既遂标准

刑法学界关于犯罪既遂标准有目的实现说、结果发生说、构成要件齐备说、双重标准说、类型化标准说以及法益侵害说等。犯罪既遂标准争论的核心是构成要件齐备说和法益侵害说之争,其他学说或是对构成要件齐备说细枝末节的修补,或是对法益侵害说悄无声息的贴近。构成要件齐备说存在分则既遂模式论的理论前提不真实、混淆"犯罪成立"与"犯罪既遂"关系、缺乏可操作性、既遂类型划分不合理的缺陷,而法益侵害说符合法益保护的立法目的、定罪量刑的视角选择和实行行为的本质要求,并且能够妥当地应对批评者的诘难和实践中的难题,具有理论上的优越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论非法经营罪的法益

解释刑法规范需要以刑法法益为指导,而刑法法益的确定,应当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文章从分析关于非法经营罪法益的不同观点入手,认为将市场秩序作为非法经营罪法益,对解释非法经营罪不具有指导作用,并导致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通过对非法经营罪的罪刑规范的分析,文章提出非法经营罪的法益应当是市场准入秩序.     

浅论公民安宁权益的法律释义

如今我国法律无对安宁权益的针对性法律规定,因而司法实践对安宁权益的释义也不尽相同.学界对安宁权益属于人格利益无异议,但对其具体定义存有分歧.其实,安宁权益不同于其他人格利益,不可混同在一起讨论.安宁权益是现代人格权所应保护的对象,是一种无形人格利益,具体包括自然人家庭生活状态的安宁以及自然人私人领域的安宁.     

试论战争犯罪及其法律责任

战争犯罪是现代国际法确认的国际罪行之一,对战争犯罪行为的确认和惩处是国际法和国际社会广为关注的重要问题。根据国际法中有关国际条约和国际文件关于战争犯罪的规定,从国际法发展的角度,着重分析了战争犯罪的概念及其演变,认为国际法关于战争犯罪的概念,是与其关于战争的地位以及战争主体等问题的规定密切联系的。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构成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的战争罪的具体犯罪行为、战争犯罪国际刑事责任的认定以及对战争罪犯个人刑事责任的追究原则等相关问题。明确战争犯罪及其法律责任,有利于国际法的发展和国际社会对战犯的有效管辖和惩治。     

保险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

作为金融诈骗犯罪之一的保险诈骗罪是一种新型的犯罪。市场经济条件下 ,保险诈骗罪严重损害金融体制改革 ,破坏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 ,文章对保险诈骗罪客观行为中的两个问题展开探讨 ,并重点分析了犯罪的主观目的 ,同时分析此种犯罪的共同犯罪形式 ,最后 ,对保险诈骗罪与民事欺诈和保险合同纠纷问题进行必要的区分。     

均衡公司利益关系法律故障探讨

利益均衡是公司法的首要原则。但是 ,公司制实践中围绕利益均衡存在着诸多法律故障。这些故障产生原因根据公司来源类型 ,既有共性的 ,也有个性的。因此 ,应结合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 ,针对共性和个性的不同原因以及公司来源类型的不同采取相应的对策     

试论价格欺诈行为及其对策

价格欺诈问题是我国目前国内市场较为普遍存在的一种不正当的价格现象。文章从价格 欺诈这一概念的界定出发,分析了价格欺诈的表现特征,进一步试从政府行政管理、生产者及经 营者、消费者方面等多角度阐述了价格欺诈的成因,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则,提出应科学运用 价格杠杆调节经济发展,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进一步改革价格管理体制,规范市场价格行 为,提高价格管理水平。     

假冒注册商标罪法律适用问题探究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只是某种行为构成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司法机关在适用假冒注册商标罪时,不应简单地依据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数额标准搞"对号入座".当前,我国刑法应着重打击假冒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注册商标行为,以及"全方位"的假冒注册商标行为.对注册后未使用的商标原则上应排除在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外.     

论网络诽谤犯罪的法益保护前置化

"两高"颁行的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为全面治理网络诽谤犯罪提供了可行标准。《解释》对网络诽谤犯罪的"情节严重"判定标准作出扩张,其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标准实现了网络诽谤犯罪法益保护的前置化。在适用网络诽谤犯罪法益保护前置化的规定时,司法人员应对"危险向现实损害转化的可能性"进行评估,恪守刑法谦抑性原则,综合运用民事、行政与刑事机制来治理网络诽谤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