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均田制

唐代均田制是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对私田的管理制度,不是土地分配制度。设置这一管理制度的目的有二:一是给与贵族品官(实际上是地主阶级上层,也包括一部分一般地主)多占有土地的特权,同时又限制这一特权。封建国家规定,贵族品官按照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高低,可以占有顷亩多少不同的土地,并规定他们所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二是维护自耕农民的一小块土地。封建国家以其行政权力,以收、授为手段,在自耕农民(实际上也包括一部分一般地主)所有土地之间进行收退田补欠田;以括田授田为手段,在贵族品官所有土地与自耕农民所有土地之间进行括踰制田补欠田;企图使大多数自耕农民长期稳定地保有一小块土地。封建国家也鼓励自耕农民所有土地的增加,但其最高限额为百亩。由于达两个目的,唐代均田制分为两部分:一为贵族品官受永业田制,二为百亩之田——应受田已受田制。     

唐代均田制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商榷--兼质邓广铭先生

均田制在中国中古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土地制度。这一制度从北魏太和九年(四八五)开始实行,至唐建中元年(七八○)完全废止,它差不多存在了约三百年之久的时间,经过了北魏、北齐、北周、隋、唐诸朝代。关于均田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于研究。去年,邓广铭先生在唐代租庸调法的研究一文中,重新提出唐代均田制根本没有实行的意见,并认为租庸调与唐代的均田制之间并无甚么关系。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准备结合唐代均田制是什么土地所有制形式和租庸调的性质等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意见,以供商讨。     

高昌契券简介

高昌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县东南高昌故址。高昌发现古代文书始于20世纪初。但早期出土文书大部分被外国人盗走。所谓“斯坦因文书”、“橘瑞文书”、“大谷文书”等其中不少即出自高昌。新中国成立后,从1959年至1975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高昌遗址附近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村一带又发掘了晋至唐时期墓葬40多座,获得了大批引人瞩目的珍贵文书。出土文书约2,700多件,其中不少为契券。这就为研究高昌时期的债权债务关系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宝贵资料。高昌出土契券约250多件(内有少数草稿和习书),其种类有买卖、借贷、租赁、雇佣等。内容涉及田地、舍地、葡萄园、果树、牛马、驼、锦、练、粮食、钱财、奴婢等。这些契券大多为二次利用,且由于年代久远,绝大多数遭到不同程度的毁损,有的仅残存几个字,当然也有少数保存比较完整。本文试对高昌契券作一简介,希冀对高昌法制研究有所裨益。     

高昌城诸门考

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高昌城即吐鲁番地区高昌故城,曾是高昌王国(公元四六○——公元六四○年)时期的都城,是高昌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关于高昌城,由于记载较少,后世只能通过史籍窥其大概,对于它的规制及中原文化对它的影响等问题,一向所知甚少。本文仅根据吐鲁番出土的两件文书,对高昌城诸门名称及命名的依据稍事探讨,以求教于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志。     

李华卒年考辨

关于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李华的卒年问題,我国学术界向来有不同意见,而且各有各的资料根据。寻根溯源,最早记叙有关李华卒年问題的,是唐代著名古文家梁肃的《为常州独孤使君祭李员外文》。该文见于《唐文粹》、《文苑英华》和《全唐文》等古籍。《唐文粹》(卷三三下)所收这篇梁文的开端处有如下一段文字: “维大历九年五月日,朝散大夫守常州刺史、赐紫金鱼袋独孤某谨以清酌之奠,祭于故尚书吏部郎,赵郡李遐叔三兄之灵”。     

西汉效谷县基层组织“乡”的几个问题

人们对西汉敦煌郡六县之一效谷县的认识一直欠明晰,隶属效谷县的驿站机构悬泉置日常运作档案文书“悬泉汉简”提供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本文通过对悬泉汉简资料的发掘与研究,主要探讨效谷县的乡名及其相关问题,在西汉时效谷县明确存在有三个乡,即西乡、安乐乡和鱼离乡.后二乡可能与邮驿交通的关系更为密切.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唐代烽堠制度之三——唐代的烽铺斸田

我在拙稿《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唐代烽堠制度》之一、二两文中。论证了唐代烽铺的管理、建制、雇人上烽等问题。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获得唐前期烽铺文书,并见有烽铺斸田,牵涉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就唐代的烽铺斸田作些探讨。一、烽铺斸田唐朝前期有烽铺斸田,不见史籍记载,仅见于吐鲁番文书。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有哈拉和卓所获《伊吾军屯田残籍》,兹转录如下:     

從敦煌吐魯番資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程度

关于唐代的均田制,在我国史学界展开过热烈的爭论,提出的意见很多,分歧也很大,至今还沒有取得一致。本文试图就均田制讨论中的某些分歧意见,发表一些肤浅的看法。首先,有一种意见认为“唐初所宣布的所谓均田令自始就不曾认真推行过。其在下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唐代烽堠制度之三——唐代的烽铺(属斤)田

我在拙稿《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唐代烽堠制度》之一、二两文中,论证了唐代烽铺的管理、建制、雇人上烽等问题。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获得唐前期烽铺文书,并见有烽铺斸田,牵涉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就唐代的烽铺斸田作些探讨。     

略谈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水利制度——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

1979年,新疆吐鲁番地区高昌古城北面约3公里的阿斯塔那古墓区出土了一批十六国时期的文书,其中有关水利灌溉的内容极其重要。本文试就这些文书并结合《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十六国部分)所收录的有关文书,对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水利灌溉管理制度作一初步探讨。     

高昌回鹘植棉业及其在世界棉植史上的地位

关于高昌回鹘时期的棉花种植,汉文史料记载甚少,幸吐鲁番出土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对此多有反映。棉花种植是高昌回鹘普通家庭的副业,在粮食作物之外,有余田有余力的家庭会种植以棉花为主的经济作物;棉花在高昌回鹘民间的借贷文书中也频频出现,人们还以之缴纳赋税。回鹘棉花为籽棉,随着回鹘人在中原的活动,逐步东传至内地,与岭南地区传来的木棉交汇于中原。     

陈国灿同志来校讲学

应我校历史系邀请,武汉大学历史系付教授陈国灿同志于四月间来校讲授“吐鲁番文书研究”。陈国灿同志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教学与研究,近年来参加国家文物局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并对此有所研究。在此次讲学中,就吐鲁番文书问题分八个专题作了系统的讲解:①吐鲁番的历史及其在考古学历史学上的地位。②吐鲁番文书在解放前的出土及其研究情况。③解放后吐鲁番新出土文书的整理及内容简介。④从出土文书看十六国到唐代高昌地区寺院的兴盛及对     

天宝十一载《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并现有解释刍议

唐玄宗天宝十一载《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是研究均田律令及均田制破坏、唐代地主阶级及其发展、唐代农民特别是自耕农向佃农转化、安史之乱发生的原因或背景等等课题,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故其条文一再被引用、解释。但由于现存天宝诏文字微妙,且唐代格令今已不全,解释难免多失本义。例如说此诏与以前的律令比有三个“明显差别”并有三项“重大意义”,甚至提出它是“废除均田制和公开承认地主土地私有制之诏”,“是划分唐代前期与后期的时间介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等等。拙识与上引高见颇多出入,现陈于下,就正于史林:一现有解释认为,在荫田占有数量方面,天宝十一载诏“完全否定”了开元二十五年令说:“诏     

麹氏高昌的土地买卖和推行均田制的某些迹象

麴氏高昌王国,是我国历史上建立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组成的封建割据政权。这个王国自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至唐贞观十四年(640),历时一百四十一年。在这近一个半世纪期间,麴朝是否也和中原地区一样施行了均田制度呢?史学界目前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唐长孺先生曾对吐鲁番出土的《贞观十四年手实》中所记载的授田、和中男年限规定作了探讨研究,“发现很难按照唐令解释,却与魏、齐、周、隋四朝规定相符或基本相符。”因此推断是麴氏高昌时期曾经在某种程度上推行均田制的一个明显迹象。马雍同志也曾就《麴斌造寺碑》等史料和有关吐鲁番土文书,证明麴朝确实推行了均田制度。而卢开万同志在《麴氏高昌未推行均田制度论》一文中,根据高昌时期的土地买卖、赋役制度和《麴斌造寺碑》等史料所反映的种种现象,认为麴氏高昌统治的一个半世纪里,在这个地区始终从未实施过均田制度”。麴氏高昌王国的土地制度,是研究这个王国历史的一项重要内容。笔者在诸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述浅见,言之是否得当,敬请教正。     

国际社会保卫学会第五次会議

国际社会保卫学会(La Sociétéinternationale dedéfense sociale)于1958年8月25—3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五次会议,討論与青年犯罪作斗爭的问題。参加会议的有31个国家(包括苏联)的代表。与会的有法律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生理学家和其他一些专家。国际社会保卫学会是在1945年成立的。創议人是現任的会长Φ·格拉马齐卡。本部设在热那亚。它的任务是研究犯罪问題,以便制訂合理措施来防     

烽铺考

唐以前无论是文献还是汉简只见烽燧的记载,唐代出现了烽铺的称谓,但对烽铺之铺,史载非详,故有误解者。近年来在吐鲁番出土的阿斯塔那226号墓有唐开元年间诸烽铺(属斤)田文书七件,有助于对此名称的正确解释。今节录一件如下:     

唐代庄园制說质疑

关于唐宋两代有沒有庄园制度的问題,我国史学界正在进行讨论。本文仅就唐代部分,对庄园制度说的论据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就教于同志们。唐代庄园制说的主要论据。据我看来,大致为下列二个方面:(一)他们以《穆宗即位赦》一类诏文为主要根据,描绘出了完整的庄园组织;(二)又把文献上出现的庄园、庄田、庄、別墅、別业等名称都说成是庄园制度的庄园,并以此为重要数据而得出结论说:唐代中期以后,庄园已遍及黄河、长江流域,庄园已成为当时主要的土地占有形态和主要的经营方式。并且使这两个方面,相互补充,相互引证,塑造了一套完整     

关于我国落花生的起源問题

关于我国落花生的起源问題,过去虽然不少人写过文章,但直到现在仍然沒有弄清楚。这个问題很重要,值得进一步研究。因为一方面我国落花生产量极丰(仅略决于印度而居世界第二位),用途极广(特別是作为油料),是有关国计民生的一项重要经济作物。另一方面,世界落花生的起源问題,近二百年来,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探明我国落花生的起源,对这一问題的解决,将会大有帮助。     

是主观社会学,还是历史唯物论?——与冯友兰先生商榷“个体”史观

近年来学术界展开的关于哲学史问題的爭论,涉及一系列方法论的原则问題。一些老问題,在新形势下又重新提出,当然具有新的时代內容。从爭论中可以看出,某些问題上的分歧,不仅涉及哲学史工作的任务、目的、方法等,而且还涉及对历史科学的一般看法。这些问題的深入討论,会有利于我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澤东思想指导下的历史、哲学史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也会有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学思想在哲学史研究领域中不断扩展自己的陣地。     

評“法律哲学問题”—— 坎斯特伯尔格(Frede Castberg)著 奥斯陆大学出版部及倫敦爱倫与恩温公司出版,1957年

“法律哲学諸问題”是一本篇幅不很多的法律专題研究著作,討論有关法律哲学上的几个问題。著者在本书中公开地承訊丁傳統邏辑——指的是三段論法——在司法裁判程序中的局限性和不足,虽则他与现实主义者不同,仍然給傳統邏辑在法律思想中留下了地位。本书开头就談了一些研究方式。在北欧国家中流行的这类法律科学,著者称之为“信条論”(dog-matics);据著者說,这是某些根据若干特定方向而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