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目的论”:阿尔都塞的不平衡性结构因果观

阿尔都塞早期围绕着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问题所展开的与当时各种形式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辩论,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历史问题的理论探讨.黑格尔的辩证法被阿尔都塞界定为表现因果观,而《资本论》以实践形式隐藏着的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改造”,即由表现因果观转向结构因果观或者“多元辩证法”.马克思辩证法区别于以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的传统哲学之处在于,它将认识过程中的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作了根本性区分,否定了传统哲学所固有的各种“二元对立”模式,从而实现了一场认识论的根本转移,即从同一性到差异性,从“目的论”转向反“目的论”,从历时认识走向共时认识.历史由以往简单的线性脉络走向了复杂的不平衡发展脉络,任何认识都是建立在既与的复杂整体的特殊不平衡结构基础上的.阿尔都塞的不平衡性的结构因果观意在表明各种宏大历史的终结,其对认识过程的祛魅,意义不在于揭露了意识形态本身的虚假性,而在于表明了意识形态与人们复杂的日常生活的合二为一.尽管阿尔都塞对当时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潮流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判,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历史“整体”而遁入虚无,差异或者不平衡性并非绝对性的,正是这种不平衡性构成了整体的统一性.     

“因果”与“逻辑”——对《逻辑哲学论》中“因果律”命题的解析

因果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逻辑哲学论》中的“因果律”命题廓清了原因与结果之关系的实质。与逻辑推理相比,因果律根基于两个经验事实在时间上的承接关系,即逻辑推理追问理由,因果原则探求原因,这就是因果关系的哲学本质。     

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以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四大发明”表述为例

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被视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在史学界以及科学界广为传颂,成为写入历史教科书中的权威知识。这种表述最早滥觞于民国。民国的历史教科书编纂者群体,发挥了前人的说法,在20世纪初首次将其写入到历史教科书中,接着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由三大发明说发展到四大发明说,遂成为以后撰写中西交通史的必选历史知识。这种将有待证实的历史知识镶嵌进教科书的做法是民国知识精英建构民族国家新秩序的需要,也是民族主义思想对教科书知识建构的影响。     

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当代价值——从“十二五”规划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自由观

时值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制定之际,运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角度来具体分析现代社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观点,对于构建社会的和谐则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对现行"毛泽东思想"概念界定的一点补充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国历史文化三者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内容、中国的作风和中国的气派。现行的“毛泽东思想”概念主要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很少讲甚至可以说基本上不讲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除了带来对毛泽东思想丰富内容的简单化外,还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理解上的偏颇,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忽视。     

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现实性——兼论其在《原理》课中的“合题”地位

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吸收了黑格尔的理性必然现实观和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现实观,建立了自己的实践现实观。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社会历史观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现实观的逻辑推演,共产主义理想则是实践现实观逻辑结论,是真正现实意义上的人是人的目的的实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下简称《原理》)课教学中,共产主义理想部分实际处于教学的合题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严密逻辑推理的圆满句号。马克思主义是否科学就充分体现在这个合题上。符合现实是科学性的有力论证,也是《原理》课教学中最有说服力之处。     

浅论钱学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也是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从事科学研究中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将其与科学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结构、核心、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世界的本质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重释"李约瑟命题"(续)——论因果和选言命题的二难推论问题

“李约瑟命题”除了在语义的逻辑结构上存在着三个二难推论外,在命题的表述形式上也存在着若干二难。它们由线性的因果决定和不相容选言命题的形式构成。本文尝试性地分析了这些命题的形式结构,尤其是当它们联用时所内含的二难推论的意义,并将之置于历史语境中作对比分析;最后,在方法论层面上概括其形成的原因,揭示其内在的转换方向的可能性。     

“世界万国”中的国家定位与革命派认同困境——在历史现场认识革命派的中国观

辛亥革命最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于其颠覆数千年封建王朝的政治循环,全面推动了王朝中国向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王朝中国在社会变革过程开眼看世界,"天下"观向主权"中国"和"世界"观转型,在与拥有坚船利炮的西方主权国家对峙中,王朝国家自我形象不仅在思想家的思想中或模糊或迷失,还被西方主权国家以西方的镜像所模塑。王朝中国不得不在"世界万国"中重新定位自身,重新认识自身,重新定义"中国"。     

从“意识形态”说到“事件”说——试论伊格尔顿文学观的变与不变

近年来,伊格尔顿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实践取向和理论反思统合起来,通过对文学本质及功能的进一步讨论,试图建立一种策略式的新文学事件观:文学具有自律自足的本体价值,同时在伦理学意义上起示范作用,以事件或行动的方式参与对世界的建构。这种从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到结构化的事件观的焦点转变,体现了他对自身理论的不断修正与完善。基于人类存在、政治效用与文学本体而言,伊格尔顿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始终未曾改变。     

"西方中心"还是"中国中心"?——对海外中国学一种解释框架的知识社会学反思

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高度相关的两个问题经常进入学者们的视域,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第一,传统的中国文化能否催生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第二,近代中国是否完全实现了由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换？围绕这两个问题,分别形成了“冲击一回应说”与“中国中心说”的对立以及“天下观”与“民族国家观”的对立。实际上,这些对立是“西方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两种流行解释框架的表现。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对立是近代中国社会“悖论”性质在思维方式上的折射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悖论”性质决定了我们要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采取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四大关系”的处理——一种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视角的分析

新时期,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处理好“四大关系”,即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处理好“四大关系”,需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辩证地分析每一对关系,并依据当前中国国情探寻有效实现方式。其基本路径有：正确看待各民族间客观上尚且存在的差异性问题,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性问题,增强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性问题。     

李大钊对“十月革命”认识的改观及原因探析

李大钊对俄国“十月革命”认识的改观是其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先决条件。出于对民国政治建设寻求借鉴的动机而关注俄国“二月革命”的李大钊,因其自身深厚的政治学养、特殊的“调和”观和朴素的辩证发展观,最终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是开启世界新潮流的标志性事件,并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论“与时俱进”的集中体现和重大意义——纪念江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发表一周年

与时俱进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新概括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集中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旗帜。强调与时俱进 ,在理论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在实践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防右反“左     

“实践唯物主义”抑或“唯实践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范式及当代意义的再解读

马克思科学实践观既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合理性超越,又实现了对它们的积极扬弃（即将其中蕴涵的唯物性和能动性引入自身）,指明了新唯物主义与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原则区别,精辟地阐明了他的新哲学的实践原则及其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践本质。如果用“唯实践主义”代替科学实践观,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唯物主义诠释成“实践主义”,那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而是倒退到了他已经抛弃掉的旧哲学上去,对之作了退行性理解。     

江泽民对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创新发展——学习《江泽民文选》的体会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江泽民从三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强调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建成;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是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从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发展和人民利益等方面确定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     

创造抑或模仿——对诗歌翻译的创造性的几点质疑

诗歌翻译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手艺。它重经验轻理论;译者应该甘当仆人,服侍诗人并将原作奉为圭臬;模仿乃是翻译的极其显著的特点,而且应达到惟妙惟肖、近乎等值的效果;翻译在内容上不允许创造,形式上的创造也相当有限。因此,若将＂全面的信＂确立为翻译的标准,那么大概可以说：创造性翻译的提法总而言之是不大妥当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重意识及其自觉运用——“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的方法论启示

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11年年会,4月16日至19日在河南科技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就相关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形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共识和成果。从理论研究方法论的维度,可以将这些共识和成果集中概括为比较研究意识、前提划界意识和面向现实意识等三重理论研究意识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自觉运用。这对于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启示。     

基于奥康纳涌现观对金在权还原物理主义的探讨——兼评自主体因果力在自由意志论争中的作用

涌现属性是自由意志的还原物理主义与非还原物理主义之争中的焦点。金在权认为,涌现属性可预测且不具备下向因果效力。奥康纳提出的动态涌现和自主体因果力理论可以用来回应金在权的质疑。从动态涌现的观点来看,不可预测性并非涌现属性的本质特征。自主体因果力理论则通过自主体与因果力的结合,有效论证了涌现属性的下向因果效力。此外,自主体因果力理论为非还原物理主义相较还原物理主义更具合理性的论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能够应对自然主义对物理主义身心二元化的质疑,是一条解决自由意志论争的可行路径。     

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成果——论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科学发展观继承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发展的基本思想,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脉相承的重要特点。科学发展观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本质、状态和目标,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宝贵品格。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