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散式遏制：中国劳工政治的比较个案研究

中国激烈的劳工抗争为何未能得到持续的扩展而被国家逐步平息,笔者试图通过对正式国有工人和长期临时工人的比较研究来回答此问题。本文聚焦这两组工人具体的斗争过程和机制,考察他们如何通过在街头抗议、集体上访和法律仲裁等不同斗争路线之间的穿梭,从而实现与国家代理人的互动。研究发现,这两类工人在斗争过程中获得了不同的象征性满足而不是物质上的让步;他们的满足方式的差异是国家代理人依据两类工人各自不同的历史轨迹和社会身份所做出的有差别的策略性回应与引导的结果。与强调工人内部分化导致集体无行动的“工人分化论”不同,本文所谓的“消散式遏制”强调分化的工人同地方国家代理人之间的互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们未能实现抗争可能带来的阶级认同,而是丧失了最初的激进动力和挑战性,逐步屈从于国家的和平驯化过程 。     

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工人依法维权的集体行动策略——以上海SNS企业工人抗争为例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对于底层工人来说,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与政治风险,因此“安全”、“有效”而又“可持续存在”的抗争方式是工人在采取行动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以上海某制造企业工人两次依法维权的行动为例,提出在这种逻辑下工人抗争所采取的“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的策略,既为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又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最后,文章将这种抗争策略放在中国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了讨论。     

国有企业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调适与路径选择

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引来了社会各界的各种争议.国有企业改革30多年来,虽然不同阶段改革的特点和任务不同,但市场化推进这一逻辑主线始终贯穿改革的全过程.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资本在一些行业大举扩张和垄断,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带来了“国进民退”等逆市场化的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国企改革的逻辑主线.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下一步,应该是在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下,着力调整国有资本的“进退”关系,逐步形成公益性国企和竞争性国企并存的结构类型,并分别采取不同的改革路径和策略.     

中国国有企业产权话语的嬗变：一种产权社会学的分析

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集体化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人是企业的主人”是贯穿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产权话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化的新劳动伦理将工人的生产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结合起来，强调工人是公营企业的一份子，工人是为了自己和解放劳苦大众而劳动。改革开放前的集体化时代，“工人国家”的体制定位、职工“以厂为家”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及“工人老大哥”的政治地位强化了以工人主人翁意识为基础的产权认知。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产权变革主要历经了放权让利、抓大放小、主辅分离、股权多元等多个阶段，与企业所有权置换并行的是企业职工的身份置换，国企职工重申“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的产权话语意在依凭身份追溯就业权和福利权。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产权实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表达相契合，产权话语的嬗变是透视国企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的重要视角。     

认知与认同之间——单位制解体背景下杭州市国企工人的自我身份意识

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型所导致的单位制解体使国企工人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纵横交错的社会比较,国企工人对如今所处的边缘化身份地位有着清楚的体认,但在情感上却并不愿意认同;但是,其他社会成员对国企工人的评价、看法却构成了一种具有"压迫性"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迫使"着国企工人接受其如今的处境,与此同时,国企工人为缓解、消除"认知失调"而"主动"采取的某些自我心理调适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他们去接受如今所处的身份地位.总体上,如果说国企工人对于今日之边缘化身份的"认知"是清晰的,那么,在"认同"上,其心态是矛盾暧昧的.     

经济体制改革中企业实行的股份制、承包制和租赁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人们提出了对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改革,有一部分人主张实行股份制,认为股份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有的则主张国有企业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制或租赁制,以此把经营管理权同所有权适当分开。通过这些措施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对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改革,以便从这一根本问题上冲破旧的经济体制,把政企职责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进一步确立广大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把原来的国有企业搞活,这是经济理论界…     

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与抽象——兼论“过程-事件分析”

常人方法学对行动的策略性与局部性的研究是以默认行动的索引性,尤其是以抽象索引为基础的,这一点体现了它与帕森斯社会学的衔接关系,但常人方法学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放弃了对抽象索引的考虑,陷入了孤立强调行动者能动性的个人主义。一种完备的社会本体论应兼顾抽象索引和行动者能动性两种要素,并且应认识到抽象索引在型塑社会进程中的基础地位。以这种本体论来看,在中国大陆学界颇具影响的“过程-事件分析”也存在孤立地研究行动的问题,因其忽略社会抽象性的一面,从而大大限制了该策略的解释力。通过理论梳理,本文认为,在方法论上,可将社会学对于社会抽象性的分析概括为四种策略,其中有展示策略和解释策略之分。     

关于国有经济几个基本问题的理论分析

本文用新的视角对制约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文章认为 ,国家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 ,我们需要精心设计搞好的是国家所有制 ,而不是全民所有制 ;国有经济职能必须重新定位 ,这是搞好战略重组的前提 ,如何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必须界定清楚 ,不能误解资产流失 ;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内部改革 ,而不是侧重解决所谓“外部环境”问题     

从制度性底层到结构性底层——由威尔逊《真正的穷人》思考中国底层群体管理问题

美国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以往的社会分层概念体系所不能准确把握的一类群体,即底层群体,他们的本质特征在于与主流社会的就业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相断裂。威尔逊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特征,将聚居区底层群体的形成归因为经济社会体系的结构性转型,颠覆了制度性底层的传统观点,并提出通过形成政治联盟,制定普遍性政策,运用隐秘议程的政治策略建构对底层群体有效的管理机制。本文在借鉴威尔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孙立平的“断裂”论,探析中国底层管理问题。     

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

互联网的出现对抗争行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关于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的研究也逐年增多。由于这些研究分散于不同学科,不同研究之间缺乏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从而妨碍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笔者对相关的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归纳了互联网影响抗争行动的三种不同的理论模型。此外,本文还回顾了在中国情景下的研究成果,包括互联网与抗争行动、市民社会发育等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最后对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简要的讨论。     

政府职能定位与国有企业改革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是无法同时胜任弥补市场缺陷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职能的 ,合理的选择是把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职能交由全国人大派出的、与政府独立的“国资委”承担。据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可以分为由政府以弥补市场缺陷为目的举办的国有企业Ⅰ和由“国资委”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举办的国有企业Ⅱ两种类型。国有企业改革拟走国有企业Ⅰ和国有企业Ⅱ分开的路子     

权力的嵌入性分析——国有资产重组下的企业结盟

本文对企业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策略互动及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文章运用组织决策学派的“权力”概念,对国有资产重组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民企联盟的结盟进行了分析。在 “嵌入性”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作为结盟前提的权力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并且嵌入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政体连续性的制度背景之中,因此给权力关系与结盟带来了不确定性。文章试图把“权力”带回企业结盟分析的中心,在理论上对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嵌入与倪志伟的制度嵌入进行综合,提出应洞察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以及更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企业行动者的影响。     

从精英国家化到国家精英化——我国干部录用制度的历史考察

在全能主义时期,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固,国家倾向于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出身的骨干录用为干部,实现了干部的阶级化;同时,为了促进精英与国家的合作,也录用了很多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精英为干部。国家对待1949年以前的精英策略是用一批、养一批和关一批,对被录用为干部的精英进行了相应的教育和改造,从而实现了精英的国家化。市场经济时期,基本上只有精英才能够成为干部,精英国家化已经演化为国家精英化。但是,在干部的考察任用方面出现的问题,则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现代国家治理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因此,反思国家精英化中间存在的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     

用科学的改革观指导国有企业改革

市场化改革不可避免地要牵动国有经济的改革,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改革并没有放弃国有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必须进入新的阶段,即直接以国有经济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对象。改革与重组能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科学的改革观不仅要解决效率问题,还要真正解决以人为本的改革观问题。     

我国国有经济在转轨时期功能定位分析

现阶段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国有经济的功能要重新界定和判断。国有经济在转轨时期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国有经济在动态中更好地体现控制力的功能;国有经济在转轨时期克服市场失效的功能;国有经济协调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功能;国有经济承担支付制度变迁成本的功能。     

ARE THERE MIGRANT ENCLAVES IN AUSTRALIA? - A SEARCH FOR THE EVIDENC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lthough migrants in general fare worse in the labour market, some migrant groups perform better than others (McAllister 1986; Evans and Kelley 1986; Kelly and McAllister 1984). Studies from the US have also shown that migrant workers working in the ethnic enclaves attain higher socioeconomic rewards compared to the immigrants employed in the secondary sector (Wilson and Portes 1980; Portes and Jensen 1989). Using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Survey of Issues in Multicultural Australia (1988), this paper reports that ethnic enclaves as a separate economy do not exist in the Australian labour market where migrants can obtain higher status or higher earning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ethnic enclaves as a separate economy needs much more than the establishment of ethnic owned enterprises.     

财政投资效率与国有资产循环调整机制研究

市场经济要求国家财政活动必须进行先导产业 (产品 )的示范性投资并以适时地、适当的方式退出传统产业 ,形成国有资产的有进有退、国进民跟、国退民进 ,社会产业 (产品 )的良性循环发展机制。然而在我国近 2 0年来的改革中 ,国有企业 (资产 )在市场的活动中却被桎梏于进易退难、想退而不愿全退、名退而资不退、为退出而强行弃资的误区之中 ,致使财政投入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极大地降低。为使财政投资产业有效地保值增值 ,提高财政效率 ,提出了国有企业保值托管退出 (CWPTS)的良性循环管理机制参考模型。     

论转型时期的政策利润

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 ,改革的每一步都是靠政策推动的 ,政策利润是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对象开放的 ,由此形成我国主体不同的政策利润和不同时期的富裕群体。政策利润的生成及由此形成的富裕群体是我国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买方市场的形成 ,各种类型经济主体赚取不同政策利润所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公平竞争和市场法则复杂化的问题日益突出 ,因此 ,我们必须清理各种政策利润 ,实现各经济主体的无差别化 ,使之在公平的环境下平等竞争     

Social health protection in Cambodia: Challenges of policy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Government of Cambodia is implementing ambitious reform initiatives to improve the country's social health protection system. In January 2018, it was announced that the Health Equity Fund (HEF), which is fully subsidized by a joint government‐donor initiative for the reimbursement of user fees for the poor at public health facilities, is to be expanded to some segments of informal workers belonging to associations, as well as to commune and village chiefs. Since 2017, the 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 (NSSF) has provided social health insurance for formal economy workers in enterprises with eight employees or more. In January 2018, it was expanded to civil servants and all employees regardless of the size of the enterprise. However,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that the new ambitious reforms are not accompanied by careful planning as regards funding, service delivery, human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This article therefore aims to examine key policy issues and challenges for Cambodia's ambitious reform of its social health protection system in terms of resource generation, population coverage, strategic purchasing and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