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学的“动物化形”叙事

“动物化形”是文学动物叙事中的一种重要类型。纵观中西方文学史,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出现了“动物化形”这一现象,也就是人异化成动物形象的故事情节。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促织》,还是西方文学作品《变形计》,文学作品中的“动物化形”现象越来越普遍。“动物化形”表现为人的行为活动及其造成的后果反过来转化成了统治人或是与人自身敌对的力量,与此相关的结果还有人从社会的主体变成了被动的客体等。而“动物化形”的表现形式简单来讲就是人与自然、历史与人文、现实与理想的分裂。中西文学的“动物化形”叙事都以荒诞怪异的艺术表现手法、离奇的故事情节描绘,深刻揭示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底层人们所遭受的心灵和精神的严重摧残。中国文学作品更加注重人与动物的统一性,人形与动物形可以相互转化并达成和谐圆满的结局;而西方文学中,一旦化形,则不可逆转,人与动物之间形成对立、对抗的关系。     

女神与女从——中国文学中女性伦理表现的两极性

在女性主义视阈下研究中国文学应注重其民族特色。儒家文化精神为主导的女性伦理,是中国女性历史上主体位置缺席的“元凶”。然而,儒家伦理之于女性又呈现二律背反现象。儒家伦理的妇德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儒家伦理中的孝道在中国“母性崇拜”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又将作为母亲的女性推到社会主体文化表述者位置。这形成中国女性处境不同于西方女子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女神”般的母亲形象与处于男性附属地位的“女从”形象两极化表现的缘由。它导致中国女性在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解放的自觉性方面整体地迟钝于西方女性。     

自我意识与哲学基本问题

自我觉知不同于自我意识,自我觉知属于直觉体验,原则上无需借助反思,而自我意识是经过对象意识的中介,从对象意识返回到自身,即“对意识的意识”、“对思想的思想”.自我意识产生在对象意识之后,但是在自我意识产生之后,对象意识并没有消失,因为自我意识是一种高级形态的对象意识.哲学基本问题正是在自我意识获得自觉的基础上才被明确地提出来的,思维与存在从二元分裂到虚假统一再到以实践为中介的辩证统一过程,就是自我意识从独立化、神秘化走向现实化的过程,是自我意识的纯粹结构在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中转变成现实的历史过程.     

历史与审美的意识形态重建——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

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批判，不仅要通过“历史的批判”来进行哲学重建，而且要通过“克服物化”的审美来进行文学重建。这一对历史与审关的意识形态重建，虽然带有纯思倾向而偏离了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但毕竞表明面对世界展开理论思考的不可或缺。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显示出马克思主义进入20世纪以后，在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进行理论探讨的现实可能性及可行性。     

论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五四"时期无论是对于"人"的追崇还是对于现实引发的关怀,都使"五四"文学在一种时代的历史现实背景和西方文化思潮的中击下,走向了一条富于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学发展之路.除了对"人的文学"的发现外,儒家文化对于现实的关怀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在面对日益更新改变的活生生的现实面前熔铸了更多更复杂的关于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思考.这也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两个鲜明的主题具有个人话语模式特征的"人的文学"和关注现实的启蒙的文学.     

话说荒诞

在论及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荒诞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荒诞现象、荒诞文学和荒诞派文学是迥然相异的概念。荒诞现象既属于现实的范畴,也属于历史的范畴。荒诞的对应物是理智。人类的荒诞意识由来已久,荒诞现象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古今中外盖莫能外。从古代到近代,荒诞都被视为一种感受,只有到了现当代,它才发展为一种观念,进入了哲学和美学的殿堂。这是一个从渐悟到彻悟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荒诞意识并不是对本世纪西方文学情有独钟。     

与卡奇“中介”范式的文本意蕴

20纪初,面对物化现象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形势,西方马克思主义悄然兴起。在这一潮流中,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了中介范式,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进行评判性研究。透过对中介范式理论实质、理论使命和实践运用的描述,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利用中介打破对待现实客体的“直接性”,才能看到“真正的历史的力量”,看到历史的“事实性本身”。     

“五四”小说中颓废情绪的发生

颓废的心理情绪,是“五四”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所决定的一种精神性情绪形态,它较广泛地存在于“五四”文学之中。本文从西方世纪末颓废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化审美心理的制约及“五四”特殊历史现实土壤等方面,着重分析了“颓废”在“五四”小说中发生的根源,认为传统文人放浪形骸的没落士大夫情结是“五四”作家接受西方世纪末颓废思潮的传统依据和心理基础,而“五四”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文化转型的特殊历史语境,则是“颓废”心理情绪适宜的生长土壤。     

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兼论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学和 1 8世纪的启蒙文学标志着现代形态之西方文学的成型。人文主义文学在汲取传统形态西方文学的人文养料后 ,孕育出了现代形态的“人”的母题 ,其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原欲”型、“原欲 人智”型、“原欲 人智 上帝”型三个阶段 ,其中“原欲”是核心内容。启蒙文学中“人”的母题总体上呈“原欲 人智 上帝”的结构框架 ,但侧重于“人智” ,“原欲”则以隐性形态存在着。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均因“人”的母题中“上帝”成分的存在而表现出对西方现代价值观的疏离与反叛。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 ,中国五四新文学中的人学思想 ,主要接纳的是西方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中“原欲”与“人智”意义上的“人”的母题     

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方法论变革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头足倒置”的。他把世界历史的形成看作是“绝对精神”基于自身的自由本性并通过自我运动而实现的过程。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基础上,扭转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精神与物质（自然与现实的人）、自我意识与人的劳动关系,以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活动为前提和出发点,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其中既坚持了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主张,又彰显着历史主义的立场。     

马克思新哲学体系中的主体范畴——马克思新哲学体系探讨之五

<正> 主体和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对立统一,是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的新哲学体系从现实的人出发,通过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进到客体和主体的关系,因而主体也是马克思新哲学体系的中心范畴之一.从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去考察、阐述主体,这是马克思研究主体的方法的显著特点.由此,马克思就同黑格尔哲学从脱离人的思维的运动和意识的历史以及费尔巴哈哲学从人的情感生活,去考察、阐述主体的做法区别开来.并且,马克思进而否定以“绝对理念”、“自我意识”和“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等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观点,确定“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在主体观上突出了实际活动着的人和人的实际活动.马克思正是以这种唯物的和辩证的观点、方法为指导,去展开对主体的性质、需要及演变等问题的阐述的.     

我们怎样进入历史——论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

现代中国文学之现代品格是近年学界人言人殊的焦点论题。本文在当前个性主义论述与民族国家想像两种主要论点之外,着力凸显了普遍历史的建构这一重要的现代性叙事生成层面。普遍历史的叙事结构源出于启蒙理性。作为个人主体与民族国家主体的必要表述模式,它普遍存在于西方与非西方的“现代”文学之中。这一模式源起于晚清文学,在五四传统与左翼传统中得以曲折展开与日益丰富。它通过对叙事中个人形象、族群形象及其价值的历史化建构,深刻地影响了晚清至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西方学界基于概念转义的“历史中国”叙事置换研究

在西方学界关于“历史中国”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存在一种概念使用上的“转义”现象,即西方学者基于西方学术语境、历史与现实经验,在理解中文相关概念时,为其导入了某些不属于它的异质因素。在这种导入背后,存在一种概念转义、概念互文、叙事置换的整体策略。本文以“王朝”与“empire”、“中华民族”与“Chinese nation”、“边疆”与“frontier”为例,探讨“历史中国”相关概念中的话语“转义”现象,并探究其背后隐藏的史学范式转向。     

人与自然的协调──生态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一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观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取向、以人统治自然为主导的发展观。从历史上说 ,人的自我中心化是我们人类早期乃至近现代发展的重要特征。原始人把对人的“灵魂”的自我意识“推广”到外部世界 ,从而形成了“万物有灵论”的观念 ,这是人们以自我为中心把内在尺度投射给外部一切事物的结果。这种原始的自我中心化通过自我意识积淀为哲学观念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 ,“人是万物的尺度”。近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的自觉强化 ,它不仅是反击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武器 ,也是以人为尺度征服自然…     

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

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 ,本质上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 ,而对现实的无知也必定会使对历史的理解失却可能。而在这种平衡之中 ,“现实”或“现在”事实上还处在某种更积极更主动更活跃的地位上。学术史上的许多事实证明 ,在复杂曲折的历史认识过程中 ,“现实”不仅不是一种有害的因素 ,相反 ,具有现实情怀和某种社会责任感还能成为推动史家探知历史真相的一种巨大动力。然而在 90年代以来的史学界 ,“现实”却成为不少人躲避惟恐不及的“瘟疫” ,遁入象牙塔可能已形成为某种共识 ,学院的围墙甚至早已构成不少人精神生活的边界。与社会的这种隔离和疏远已经对学术造成了伤害。这种现象的发生当然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其中 ,认识上的原因尤不容忽视。我们所组织的这组笔谈 ,就以检讨 90年代以来“历史”疏远“现实”这一现象得以发生的主观因素为主。相信这里的检讨和澄清对矫正当前史学的走向不无裨益     

现实关怀与真相诉求: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启示

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 ,本质上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 ,而对现实的无知也必定会使对历史的理解失却可能。而在这种平衡之中 ,“现实”或“现在”事实上还处在某种更积极更主动更活跃的地位上。学术史上的许多事实证明 ,在复杂曲折的历史认识过程中 ,“现实”不仅不是一种有害的因素 ,相反 ,具有现实情怀和某种社会责任感还能成为推动史家探知历史真相的一种巨大动力。然而在 90年代以来的史学界 ,“现实”却成为不少人躲避惟恐不及的“瘟疫” ,遁入象牙塔可能已形成为某种共识 ,学院的围墙甚至早已构成不少人精神生活的边界。与社会的这种隔离和疏远已经对学术造成了伤害。这种现象的发生当然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其中 ,认识上的原因尤不容忽视。我们所组织的这组笔谈 ,就以检讨 90年代以来“历史”疏远“现实”这一现象得以发生的主观因素为主。相信这里的检讨和澄清对矫正当前史学的走向不无裨益     

利弊交织:史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联

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 ,本质上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 ,而对现实的无知也必定会使对历史的理解失却可能。而在这种平衡之中 ,“现实”或“现在”事实上还处在某种更积极更主动更活跃的地位上。学术史上的许多事实证明 ,在复杂曲折的历史认识过程中 ,“现实”不仅不是一种有害的因素 ,相反 ,具有现实情怀和某种社会责任感还能成为推动史家探知历史真相的一种巨大动力。然而在 90年代以来的史学界 ,“现实”却成为不少人躲避惟恐不及的“瘟疫” ,遁入象牙塔可能已形成为某种共识 ,学院的围墙甚至早已构成不少人精神生活的边界。与社会的这种隔离和疏远已经对学术造成了伤害。这种现象的发生当然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其中 ,认识上的原因尤不容忽视。我们所组织的这组笔谈 ,就以检讨 90年代以来“历史”疏远“现实”这一现象得以发生的主观因素为主。相信这里的检讨和澄清对矫正当前史学的走向不无裨益     

文化调适和文明互鉴视野下的跨文化阐释——以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解读为例

现代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互为他者与镜像的关系呈现出跨文化交流的异质性，尤其在对西方文学作品解读中，国内学界常存在将自身的价值观念投射、附会于异文化的文本的现象，由此得出带有自我主观性意见的论断。对经典名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解读即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个案。这一作品常被国内学者认为是对“美国梦”的反思，对其虚幻性与欺骗性加以揭示；而国外学者则聚焦于作者对小说中呈现的当时社会道德沦落与“美国梦”无法实现的不满。而以历史化的原则深入解读小说情节和叙事策略，我们可发现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浮世绘的叙述，借“美国梦”在特定时期无法完满实现的现实，再次确证其价值；这是因为它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自我意识的展现，是对所谓“现代性观念”的自我确认。由于阐释者和创作者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迥异的价值观认同，国内外学界对于同一文本叙事产生了微妙、但具决定性意味的认知差异。跨文化文本阐释中的这种误区启示我们在解读不同文明文化的社会和时空语境中的文本时，需要进行必要的“文化调适”，从而在“文明互鉴”的视野下坚持阐释的历史化原则。     

重建史学与生活的联系

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 ,本质上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 ,而对现实的无知也必定会使对历史的理解失却可能。而在这种平衡之中 ,“现实”或“现在”事实上还处在某种更积极更主动更活跃的地位上。学术史上的许多事实证明 ,在复杂曲折的历史认识过程中 ,“现实”不仅不是一种有害的因素 ,相反 ,具有现实情怀和某种社会责任感还能成为推动史家探知历史真相的一种巨大动力。然而在 90年代以来的史学界 ,“现实”却成为不少人躲避惟恐不及的“瘟疫” ,遁入象牙塔可能已形成为某种共识 ,学院的围墙甚至早已构成不少人精神生活的边界。与社会的这种隔离和疏远已经对学术造成了伤害。这种现象的发生当然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其中 ,认识上的原因尤不容忽视。我们所组织的这组笔谈 ,就以检讨 90年代以来“历史”疏远“现实”这一现象得以发生的主观因素为主。相信这里的检讨和澄清对矫正当前史学的走向不无裨益     

放逐"现实"回避"问题":90年代学风的致命伤

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 ,本质上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 ,而对现实的无知也必定会使对历史的理解失却可能。而在这种平衡之中 ,“现实”或“现在”事实上还处在某种更积极更主动更活跃的地位上。学术史上的许多事实证明 ,在复杂曲折的历史认识过程中 ,“现实”不仅不是一种有害的因素 ,相反 ,具有现实情怀和某种社会责任感还能成为推动史家探知历史真相的一种巨大动力。然而在 90年代以来的史学界 ,“现实”却成为不少人躲避惟恐不及的“瘟疫” ,遁入象牙塔可能已形成为某种共识 ,学院的围墙甚至早已构成不少人精神生活的边界。与社会的这种隔离和疏远已经对学术造成了伤害。这种现象的发生当然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其中 ,认识上的原因尤不容忽视。我们所组织的这组笔谈 ,就以检讨 90年代以来“历史”疏远“现实”这一现象得以发生的主观因素为主。相信这里的检讨和澄清对矫正当前史学的走向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