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与李怀君同志商榷

《江汉论坛》一九八四年第三期发表了李怀君同志的《辩证法的‘实质’问题探讨》一文,读了很受启发。李怀君同志赞同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不是同一个东西的观点,我也赞同。但李文把辩证法的“实质”只归结为关于联系的学说,值得商榷。我认为,所谓“实质”,就是本质、特点、特征。“联系”是辩证法的实质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特征。事物的矛盾规律以及对     

辩证法的“实质”问题探讨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在关于辩证法“实质和核心”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有的同志指出“实质”和“核心”并不是同一个东西。我赞同这种看法。但“实质”和“核心”因甚不同,辩证法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则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刘希夷时代考辨》质疑——与陈文华同志商榷

《光明日报》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三版,发表了陈文华同志《刘希夷时代考辨》一文(以下简称《考辨》)。该文根据《国秀集》目录上“广文进士刘希夷”一语和刘希夷的两首诗,就断定刘希夷“是盛唐时人,而不是初唐时人”。并进而推测“刘希夷及第之年可能是肃宗上元二年(761),而不是宋之间及第之高宗上元二年(675)郑益榜”。近来翻阅一些有关刘希夷的资料,发现此况距事实较远,愿提出与陈文华同志商榷。 现存《国秀集》口录上确有“广文进士刘希夷”一语。《考辨》一文指出:“广文进士,即广文馆进士。据《唐会要》卷六十六云:‘广文馆,天宝九载七月十三日置,领国子监进士业者。……’……希夷既称广文进士,则其及第之年必在天宝九载(750)后。”这似乎是没有问题的。但仔细查阅《国秀集》     

论柳宗元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兼与丁宝同志商榷

丁宝兰同志一九七九年在《哲学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以下简称《实质》),认为柳宗元世界观中“唯心主义的东西”是“主要方面”,一九八○年《哲学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柯兆利同志的文章,对丁文的基本观点提出商榷。一九八○年《哲学研究》第十一期又发表了丁宝兰同志的答辩文章《略论研究柳宗元世界观实质的方法论问题》(以下简称《方法论》),再次坚持“柳宗元世     

忆金岳霖先生以及他对超名言之域问题的探讨

刘培育同志来信通知我,“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将于1994年为龙荪师诞生10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包括出《文集》、《纪念集》等,这促使我回忆起过去从金先生受教的种种情景,特别是1941年之后在清华文科研究所那一段时间,得到金先生给我的严格的思维训练和特别亲切的教诲,并讨论了“超名言之域”等问题,那真是对我一生影响至深的。     

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统一

有人认为,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完全是同一个意思”,“是用不同用语在同一意义上表述对立统一学说在整个辩证法学说中的地位”。 我认为,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不是等同的,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列宁在使用“核心”和“实质”两词时,是有分寸的,“Ядро”一词有核心、中心之意;而“Сумь”一词则有实质、本质、主要之点等含义。在《哲学笔记》中,“实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不等于本体论——答黄楠森同志

黄楠森同志在《哲学研究》1985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一文。为此,我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了《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黄楠森同志的某些观点谈了我的看法。为此,黄楠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90年第5期上发表了《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的文章,对我的文章提出了全面的批评。看完答文很     

再评韩非的“法、术、势”——答孔繁同志

拙作《试评韩非的“法、术、势”》①(以下简称《试评》)发表后,引起一些同志关注。这里仅就孔繁同志《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②一文提出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试评》不同意流行多年的观点,论证了是商鞅不是韩非首先创建了“法、术、势”结合的理论;韩非的“法、术、势”理论没有“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政治思想的基础”。孔繁同志认为上述看法把韩非“一笔抹煞了”;还是“韩非建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完备的法治理论”;认为《试评》“明显地歪曲了韩非法治思想的实质”,“将剥削阶级内部的所谓团结和统一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说“秦始皇实践的就是韩非的法治学说”。这些论断都是值得讨论的。     

论浮士德精神

本文联系《浮士德》创作的时代背景和歌德的思想,分析了浮士德精神的核心和实质———行动哲学与创造意志,以及这一精神的意义和局限性,希望能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于“绝对成本控制法”的几点答辩

《江汉论坛》1985年第3期刊登了肖作树、方善鹏二同志的《就“绝对成本控制法”与夏应琪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商榷》)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反响。我认为,二同志从理论上探讨“绝对成本控制法”(以下倚称“绝控法”)是值得欢迎的。兹就《商榷》所提出的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商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绝控法的实质并不是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互相转化,而是产品的个别劳动低于社会必要劳动。”这说明肖、方二同志并没有弄明白C、V转化的原理与劳动价值理论的区别。两者讨论的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把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消耗转化论扯到一起,是《商榷》把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了。     

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

我在1985年《哲学研究》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以后,陆续看到了一些批评文章,但均无暇作答。刘福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我那篇文章的“失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六点诘难,并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由于他提出的都是一些原则性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我感到有一辩之必要。下面我就按照他所提出的六个问题的顺序,谈谈我的看法。     

文艺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毛泽东文艺思想学习札记

(一) 歌德在谈到他的剧本《塔索》的时候,曾经这样说道:“我有塔索的生平,我有自己的生平,我把这两个奇特人物和他们的特性融合在一起,我心中就浮起塔索的形象……关于我的描绘,可以说句真话:这部剧本是我的骨头中的一根骨头,我的肉中的一块肉。”(《歌德谈话录》第146页)象歌     

楚都丹阳及古荆山在丹、淅附近补证

两年前我与徐德宽同志在《楚都丹阳地望新探》(见《江汉论坛》1983年第3期,以下简称《新探》)一文中,曾列举四条论据以证西周后期至春秋初期的楚国政治中心丹阳当在今河南省淅川县境丹水与淅水会流处附近。今年初,刘和惠同志在《楚丹阳考辨》(见《江汉论坛》1986年第1期,以简称“刘文”)中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就我所知,也不仅是刘同志一位的见解,而是有一些代表性的。因此,拟就此问题继续作一些补充性的论证与考辨,以就教于刘和惠等同志。     

《诗与真》的全译本

《诗与真》(《歌德自传》)是歌德晚年的重要著作,它不仅是研究歌德及其作品最直接的资料,而且本身就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传记文学名著。我国早在抗日战争以前,这部近千页的巨著,上海生活书店就出版了思慕同志翻译的全译本。但是此书可能出书较早,而又印数不多,流传不广,所以很少有人提及,就是有提到的也多有错误之处。杨武能同志《歌德在中国》(见《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二年     

《隆中对》别论

《隆中对》向为人们所称道。近几年,不少研究者对它更是推祟备至。薛国中同志认为,诸葛亮提出《隆中对》之后,刘备集团便“沿着《隆中对》的路线,进行政治的和军事的斗争。”吴洁生同志也说《隆中对》被刘备用为建国方略。对于《隆中对》,更多的同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业师张大可教授认为它是“诸葛亮为刘备提出的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     

再说关于“超越”论之我见

我曾在1990年《求是》第6期上发表《关于“超越”论之我见》一文,对近些年来出现的“超越”论思潮提出批评。《人文杂志》同年第6期上,发表翁寒松同志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超越性”问题》一文,对我和其他同志对“超越”论提出的批评进行批评。翁文对我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第一,我误解了高清海同志的“超越”说,不能在“超越”说的本来意义上去批评“超越”说,因而显得我是在跟风车进行战斗了;第二,我的整个批评,表明我仍然     

歌颂和暴露问题浅论

今年七月以来,在全国许多报纸和文艺刊物上热烈地展开了关于歌颂和暴露问题的讨论。这是由李剑同志的《“歌德”与“缺德”》一文引起的。在讨论中,大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把文艺的歌颂和暴露人为地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只许歌颂,不许暴露,是没有道理的。现实生活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文艺既应该歌颂也应该暴露,李剑同志的论点是站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论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对列宁的矛盾动力学说的坚持与发展

列宁同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而且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大师。在《谈谈辩证法问题》的论文中,他结合前人和同时代人辩证法思想的优秀成果,总结了俄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核心和“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发展是对立面统一”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     

中国最早在著作中介绍歌德的是王国维

贵刊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刊出之《歌德在中国》一文,称:“中国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最早论及歌德的,恐怕仍要推鲁迅先生。”随即举出鲁迅于一九○七年写的《人之历史》及《摩罗诗力说》为证。其实不确!王国维于一九○四年夏天所写的《红楼梦评论》,早已把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歌德的《浮士德》称之为“宇     

再谈《太平经》的政治倾向——答卿希泰同志

《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刊登卿希泰同志《<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不容抹杀》一文,对拙文《论<太平经>的政治倾向》提出不同看法。读了之后,有一些意见,写出来与卿希泰同志再商讨,并向学者、读者求教。我在上篇文章中曾指出,研究《太平经》的政治思想,必须“抓住它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总的倾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我认为研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想都应当如此。卿希泰同志一再强调,《太平经》这部书内容庞杂,“许多观点自相矛盾”,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并批评我没有从这一特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把全书的思想似乎看成是很单纯的”。他的意思是说,《太平经》根本没有一个思想体系,也没有一个总的政治倾向,因此就只能满足于指出它“既有”某种思想,“又有”某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