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完善的科技创新政策支持体系——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科技创新模式比较

本文比较研究了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科技创新模式 ,实证分析了三地政府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功能定位上的异同。本文认为 ,三地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在政策操作层面实现制度创新 ,也就是要构筑健全的科技创新政策支持体系 ,即创造科技创新的制度环境、完善科技创新的投融资体系、塑造科技创新的微观主体、积聚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源以及建设科技创新的组织载体等。     

土地整治科技创新体系构建

土地整治是保障发展、保护耕地、统筹城乡土地配置、推动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基础性措施,在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生态文明中将发挥重要作用。文章剖析了我国土地整治科技创新实践及不足,阐述了土地整治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原则,在构建土地整治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架构的基础上,提出从政府做好主导者与服务者,完善产学研一体化机制,探索技术推广的有效途径,建立完善激励保障制度等方面来构建土地整治创新体系。     

基于政策创新视角下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

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的现状来看,要打造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新的一极,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而这些优势的发挥需要政策作为中介来实现。政策创新作为有效把区域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政策手段,能破解北部湾经济区发展中的难题。提升区域竞争力需要开发政策创新资源,建立政策创新机制,把握好政策创新的自由度,利用多种创新力量推动开发目标的实现。     

新中国历次重大科技规划与国家创新体系构建——创新体系理论视角的演化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重大科技规划与国家创新体系构建完善的历程表明,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支撑。当前,我国应着眼于新的战略目标,通过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不断提高国家创新能力,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引领高质量发展：二十一世纪广西科技政策注意力的变迁逻辑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需要科技政策的有效供给。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广西科技政策经历了探索发展、体系构建、优化提高及战略深化四个阶段。文章对政策数量、发文主体等外部整体属性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广西科技政策在各个阶段的注意力及其变迁逻辑,发现政策目标由“服务区域开发”向“驱动区域发展”演变,政策重心由“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跃升;政策导向由“注重经济效益”向“兼顾生态环境”转变,政策措施由“政府主导与推动”向“政府与市场协同”升级。在推进创新驱动战略深化并迈进高质量发展新时期,广西应当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特点,坚持区域自主创新,强化核心技术攻关;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优化科技创新后备力量;扩大科技合作,构建全方位开放创新格局,从而适应政策环境转变并实现科技创新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完善科技创新法律环境探析

科技创新需要良好的法律环境。目前 ,制定科技创新基本法 ,加大科技创新相关法律的创制与修订力度 ,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和扶持科技创新的法律环境 ,是完善科技创新法律环境的重要举措     

广西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路径研究

不同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应有不同的建设途径。广西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现状决定了其应选择"突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强集成创新、鼓励原始创新"的路径。这种区域创新路径有利于广西提高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力、增强核心技术竞争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论完善黑龙江省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

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而知识产权保护则为推动科技创新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尤其在我国加入WTO后,科技创新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黑龙江省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来看,近些年来确实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国内其他省份相比,与WTO提出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黑龙江省目前如何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在科技创新中的保障和激励作用提出一些建议和措施。     

科技创新的文化走向

科技创新理论、管理和政策的演变,逐渐透视出创新活动中有内在个性的价值、规范、制度等观念,它们把知识、信息、精神等共享性软要素融汇起来,贯穿着功利、工具、物质等排他性的硬性要件,进而整合科技创新的种种因素,生成科技创新的文化氛围、环境和场域,培育科技创新的文化自觉或文化习惯,促进科技创新的持久繁荣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科技创新的公共金融支持机理研究

科技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性和长期性,科技创新成果究竟何时能投入市场,实现明显效益,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此外,即使有相关产出,但产出的大小也具有不确定性,能否抵偿相关投入也是难以确定的,为此,市场金融在科技创新的某些阶段介入的积极性不高,需要公共金融强有力的支持。文章针对科技创新活动风险高的特点,从公共金融的资本集中、风险管理、信息揭示以及项目治理等四个方面,分析了科技创新公共金融支持的机理,以对研究公共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内在研究基础。     

依靠科技创新支撑南宁创新型城市建设

建设创新型城市,是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是支撑引领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本文分析南宁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战略意义、战略方向和比较优势,提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支撑南宁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对策建议。     

试论科技情报工作对创新型广西建设的助力作用及实现途径

科技情报工作作为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一直发挥着＂尖兵＂、＂耳目＂和＂参谋＂的作用。科技情报机构已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广西科技情报事业虽得到长足发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面临严峻挑战。今后广西科技情报工作应着重培育科技情报机构的核心服务能力,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范围,同时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情报研究队伍,为创新型广西建设发挥积极的助力作用。     

企业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特征

技术创新不同于科技进步 ,它是企业的经济行为 ,其主体是企业家。技术创新阶段划分的一般原则是 :技术创新是企业家的行为 ;各阶段的划分标准应当是一贯的 ;技术创新的阶段划分不排除或掩盖技术创新的多样性。技术创新阶段划分应充分考虑技术创新的本质规定 ,企业的技术创新实质在于如何充分利用资源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试论科技创新的方法和制度

根据科学发展史的大量事例,试图说明现代科技创新需要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通过学科间交叉渗透来实现;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事关全局的科技创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计划体制来保证。     

我国科技创新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的整体科技发展水平已位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为解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处理好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的关系,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技术创新与体制创新的关系。要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继续大力进行科技体制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以促进科技生产力的发展;积极参与重大国际科技合作,吸收全球科技资源,强化企业创新能力和国际化程度;推进"官产学研金"相结合,实现高科技的产业化;加快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人才回流。     

Technology Spillovers in the Multinational Outsourcing System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Recipient Countries

跨国外包并不像FDI或国际贸易通过单一路径发生技术溢出,而是通过进口溢出、出口溢出和纯知识溢出等多条路径共同作用。基于知识生产函数方法建立国际R＆D溢出回归方程,分别检验跨国外包的各种技术溢出渠道对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跨国外包的三条技术溢出渠道中仅有进口溢出效应是显著的,并且存在较大的行业差异：高技术行业在低位点上显著,中等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在中高位点处显著。实证结果说明了我国当地企业难以通过“出口中学习”、“交流中学习”实现技术创新。     

Technology Spillovers in the Multinational Outsourcing System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Recipient Countries

Unlike technology spillovers from FDI or international trade, which operate through a single channel, technology spillovers from multinational outsourcing operate through the combined effect of multiple channels including import spillovers, export spillovers and pure knowledge spillovers. On the basis of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function approach,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 regression equation to test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technology spillover channel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Research shows that import spillovers are the only channel to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and this varies from industry to industry. Its significance is low in high- tech industry and medium-high in mid-tech and low-tech industries. Empirical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hina’s local enterprises are unlikely to achie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via “learning from importing” or “learning from 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