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回族商业概论

文章论述了民国时期回回民族传统商业活动的继承与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商业的发生、发展。作者认为,回族商业对于促进城乡商品交流,改善各族人民生活起了积极作用,并为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多元文化视域中的回族商人——以20世纪初甘肃临潭回族商业实践为例

洮商即临潭回族商人,是近代中国商业群体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中,他们依托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接地带的特殊位置,发挥重商传统优势,充当边地藏族与内地汉族之间商品交换的"中间人"角色。20世纪初,以皮毛贸易为带动的临潭回族商业发展繁盛,回族商人在经营方式、经营种类等方面形成了适宜自身发展实际的商业活动特点,成为西部商品流通贸易的主力军。回族中间商沟通内地与藏区的商业活动,有效地加强了汉、藏、回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互补、文化沟通和心理联系。     

伊斯兰文化对回族商业活动的影响

经商是回族的传统和优势，从回族形成之日起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以商业活动为主业，商业伴随着他们的生产、生活，商业促进了回族的发展。回族在接受伊斯兰文化的同时，受到《古兰经》和《圣训》等伊斯兰教规的严格制约，有着良好的商业道德和规范，以“公平、公正、合理”作为经营准则。回族的商业活动范围广，项目多，有较强的适应性和针对性。但由于回族商业的单干性较强，集约性较弱，所以，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建树不明显。回族经济要有大的突破，必须冲出家庭局限和小农商品经营格局，才能持续发展。     

回商组织在近代回族商业经济中的作用

回族商业经济始终伴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迁,回商组织在回民经济及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肇庆回族聚居区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肇庆地处粤桂交界，历史上曾长期汇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群。清初以来，一些原籍山东、陕西、浙江等地区的回族官兵奉公南下驻防，在肇庆形成本地的回族家族及聚居区。近代以来，随着广州、香港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大量肇庆回族迁居穗港两地，肇庆的回族聚居区规模有所变化。时至今日，肇庆依然有一部分本地回族群众聚居，与广州、香港的回族群众多有来往。肇庆回族聚居区的形成与发展符合中华民族交融、交往的历史规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广东的历史实践。     

内蒙古西部回族历史文化资源考察——以呼和浩特市回族历史为例

内蒙古西部回族历史文化资源源远流长，从蒙元以来，回族就活跃在呼和浩特地区，清以来逐渐显性于历史舞台，形成明显的历史文化资源特点，以伊斯兰教文化、商业文化、家族文化、经堂教育文化、街巷历史文化、习俗历史文化为主。但传统历史文化资源萎缩和近代文化资源定位不准确也影响了回族文化资源的挖掘和重视，有待于进一步揭示和利用。     

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回族经济开发的特点

民国时期,随着甘宁青社会的变迁,回族的经济开发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商业领域,还涉及农林牧业、工矿交通业、金融业等.这一时期回族经济开发的主要特点有:地方性与民族性；回族所处的政治环境与社会地位对甘宁青地区经济开发的制约；回族经商传统是经济开发的独特方式；回族经济开发的程度低、局限性大.这时,回族经济开发的功能从对本民族的发展作用、区域经济的开发作用,已扩大到对甘宁青社会的近代化有所影响.     

回族商业经济与历史上的西部开发——以民国时期西北回族商业活动为例

回族是一个以农为主、农商并重的民族。笔者以民国时期西北回族商业活动为例,对回族商业经济及其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进行了简要论述。在描述西北回族空间分布的人文地理特征和商业传统的基础上,从甘青回藏贸易、内地回族传统商业和集团化连锁经营等方面对民国时期的西北回族商业活动做了梳理。笔者认为,商业活动是回族参与西部开发的一种独特方式,西北回族在边疆所开展的商业贸易活动具有跨民族、跨文化区的特点,这有利于打破传统经济文化类型的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北区域经济中商业流通环节薄弱的状况,优化了区域经济结构,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内地城市、集镇和农村地区的回族商业则立足于民间社会、面向各族民众,有利于丰富和改善各族人民生活。回族商业活动本身也是族际互动的一种形式,它在各民族之间架起了一座流动的经济文化交流之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边疆与内地的交融与互补,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成型和固化产生了积极作用。     

近代武汉商业革命述论

近代武汉的开埠开放给该地传统商业以巨大冲击，引发了近代武汉商业的全面变革。这种变革从行业结构、经营方式、商业组织直至市场结构，其波及之广、影响之巨可谓前所未有。武汉的商业形态开始从植根于封建农业经济、服务于国内市场的传统商业向依托现代工业、服务国际市场的现代商业转型。这一转型对近代武汉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武汉的商业革命在行业结构、经营方式等方面是不彻底的。     

民国时期的回族皮毛生意

回族以善于经商著称。民国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我国的逐步兴起,回族的商业贸易有了空前的发展,其中皮毛生意尤为兴隆,跃居首位,涌现出了不少回族皮毛商。在当时的民族商业经济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推动了当时民族商业经济的进一步活跃,体现出回族商业经济的优势。本文就回     

从“重商”看回族的“文化认同”

回族先民自唐代进入中国以来,便面临着如何与儒家文化相互调适的问题。面对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回族毅然选择了经商作为生存和发展的支撑点。在历史变迁中,商业活动伴随着他们的生产、生活,并发展成为回族社会的传统和优势,从回族重商传统的形成和原因来看,"重商"促进了回族对汉文化的认同。     

新疆回族历史辨误

回族定居新疆的历史始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平定准噶尔叛乱以后,学术界将新疆回族的源头追溯至唐代或元代的观点有误。新疆回族的分布特点虽然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回族一样呈＂大分散、小集中＂的聚居格局,但其形成原因却与内地诸省区不尽相同,与清代的民族隔离政策、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等密切相关。     

青海卡力岗回族文化习俗传承与变迁的考察——以化隆县德恒隆乡德一村为例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居住在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卡力岗山区的一部分说藏语安多方言，且具有浓郁藏族生活风情的回族穆斯林，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都热衷于从卡力岗回族的饮食、服饰、居住等生活习俗中去寻找所谓的藏族文化遗存。事实上，随着当地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卡力岗山区与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卡力岗回族的传统文化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藏文化的遗迹已经越来越少。这些生活文化的变迁，体现出卡力岗回族向河湟地区回族文化的认同，以及与藏族文化的日益疏离。     

元代回回人音乐生活的伊斯兰色彩

元代回回人音乐生活的伊斯兰色彩,包含宗教和地域两方面涵义,大体可从《伊本·白图泰游记》中略窥一斑。元代回回人在宗教用乐、仪仗用乐和宴飨用乐三方面承袭了当时伊斯兰地区的用乐风俗。宗教和宴飨的音乐生活,对于回族音乐的形成起重大而持续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民生观的演进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民生观随同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回溯改革开放30年民生观的演进历程,结合当代民生的现状,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的发展。     

清代前期扬州关的商品流通

文章主要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关税档案,对清代前期扬州关的商品流通形式进行了探讨。扬州发达的运河航运及其本身所具有的商业城市的地位,为清代扬州关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大量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经过扬州关中转到全国各地,推动了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流,扬州也由此成为清代前期运河沿线乃至全国最主要的商品流通枢纽之一。     

义和团仪式的武、舞、巫合流机制

儒学的无神论观念限定了中国神学体系的发育,儒学的静养哲学亦遏制了中国舞蹈业的发展.义和团的请神附体上法仪式担负起短时期、大范围内为民众造神的任务.义和团的巫术表演对中国巫术舞蹈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所引发的巫术舞蹈的普及、推广和革新工作影响甚大.义和团巫舞直接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和民间巫术的表演传统,并引起晚清巫术舞蹈业的兴起.晚清高层权力的剧烈变更触动了义和团选神制度的勃兴,义和团在公共空间动作感强烈的团队表演现象,不仅象征性地张显了权威,亦完成了整个帝制时代最后一次巫术舞蹈的复兴运动.     

四川回族婚姻习俗述略

婚姻是一种为人类所独有的社会现象。四川回族自元代扎根巴蜀大地以来,其婚姻在发展过程中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在关于婚姻家庭的基本观点上与全国回族一致,但在婚礼仪式、做法上则有地方性特点。     

文化交流与冲突中的国家认同与民族意识——以明末清初回族与西方传教士的文化碰撞为例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的年代,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西方传教士的陆续东来及其带来的文化思想,使中国感受到了外界的巨大冲击。其中,该时段在历法、哲学、翻译等领域的回族领军人物与西方传教士的这种碰撞可分为冲突、交流两大类,其中表现出来的以儒家文化这一传统文化为主导的国家认同和在此背景下体现的民族意识尤其值得关注。某种意义上呈现了回族族群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组成部分,在明末清初的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程度。     

论武帝以前的汉匈关系

武帝以前高祖、惠帝和高后时期，由于国势不振，汉朝试图通过和亲来“约束”匈奴侵扰。但是，匈奴一再背约的现实，迫使汉朝统治者对以往单纯依靠和亲以消弭匈奴入寇的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文景之世，在继续与匈奴和亲的同时，还采取了向西北边地移民和入粟于边以拜爵、除罪，建立官营牧马苑和鼓励民间养马等积极防御措施，使汉朝在西、北边塞的被动局面有所改变，从而为汉武帝武力反击匈奴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