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与基督宗教的深度中国化

基督宗教的中国化问题近年来引起热议,探讨这个问题应当以文化传播理论为前提,要在中国语境中具体考察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基督宗教的各个派别在不同历史时期传入中国以后,已经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已经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已经中国化。中国政府坚定地认为,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以后已经是中国的宗教,天主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已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承认中国天主教和中国基督教从总体上已经完成了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天主教和中国基督教是中国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内的中国宗教应当为中华文化建设出大力,但中国基督宗教仍旧需要进一步中国化,需要深度中国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宗教一定能够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深度融合,实现深度中国化。     

宗教传播与文化调适--关于佛教儒学化与基督教儒学化的比较研究

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正统思想的中国封建社会,外来宗教文化的本土化(中国化)主要表现为儒学化或儒学伦理化.佛教和基督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都曾采取文化适应的策略,但却取得不同的结果.这充分说明在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中通过和平而又有选择有制约的交流、对话所产生的创造性的融合更值得提倡.     

基督宗教在中国本土进程中的权威建构与《圣经》汉译

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布离不开基督宗教权威在汉语世界中的建构。而基督宗教权威的建构实际上意味着来自异域的《圣经》符号资本如何与汉语进行“象征性运作”,也就是说基督宗教权威的确立是与《圣经》汉译紧密相联的。《圣经》汉译历经千余年,已然在中国文化变迁中构成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并以文化资本的形式作用于基督宗教权威的建构。     

扩大中国文学版图 建构中国佛教诗学——《中国佛教文学史》编撰刍议

中国佛教文学史就是中国佛教徒创作的文学的历史,就是佛教实践即佛教修持与佛教弘传过程中产生的文学的历史,就是用汉语、西域胡语、藏语、蒙古语、傣语等语种写成的大中华佛教文学的历史。"中国佛教文学史"的书写应该禀持民族本位立场和教派史视野,全面清理中国佛教文学的历史进程,并进而提炼民族精神、建构宗教诗学。"中国佛教文学史"的书写特别要关注印度佛教在中国各民族地区的本土化进程以及汉语佛教在东北亚、东南亚地区的本土化进程,在民族互动和国际交流中探讨宗教实践对社会和谐、文明演进的重大贡献。     

近代基督宗教报刊的创办与发展——以海洋亚洲为视域

传教士创办的报刊是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和亚洲传播的重要媒介。近代以来,基督宗教报刊沿着海洋逐渐在亚洲不同国家或地区出现,并以沿海城市为中心,形成了网络化的发展模式。其方向大致是从东南亚一带延伸扩展至澳门、香港乃至中国本土的广州,再北上上海、天津,并以海洋中国为基地向内陆和周边地区辐射。虽然这些基督宗教报刊出自西方传教士,但对海洋亚洲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涉入却无法超越固有秩序,这便要求基督宗教报刊及其创办人在书写和言说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中国以及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主体性。首先,这些基督宗教报刊不仅仅是对中国以及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而且是以互动的方式探寻当地人对于基督宗教、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的接受途径及其效果。其次,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们放弃了以讲经传道为主的宣教策略,转而关注中国和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时局动向,将基督宗教塑造成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上述做法也使基督宗教赢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先进知识分子的好感。一方面,他们通过阅读报刊等从基督宗教中找寻救人、救国、救世的真理;另一方面,他们还将这些基督宗教报刊当作自身赖以生存的舆论平台。他们不但演绎了独特的家国情怀,还在与基督宗教的对话中充分伸张了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这在客观上加快了基督宗教报刊与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文化的融合。基督宗教报刊在海洋亚洲的传播既是基督宗教在世界扩散的重要动力,也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们不同程度地改变着中国和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各界人士理解和接受基督宗教与西方文明的方式,还成为现代文明的成长要素。     

基督宗教音乐与哈尔滨都市音乐文化的形成

基督宗教是世界性的宗教,是音乐的宗教,从希伯莱民族发源之时,其民族乐器和歌唱的文化就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基督宗教自19世纪中叶传入哈尔滨后,其音乐文化融入哈尔滨,在其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特色的哈尔滨都市音乐文化。哈尔滨不仅成为融汇不同国家、民族音乐特色的"西方音乐"的表演场所,而且,基督宗教音乐文化已将这个城市深深地浸润和熔铸,并以其潜意识的模式将城市人的心灵结构进行了无形的整编。基督宗教是理解哈尔滨城市音乐文化的关键。     

"会三归一"与"开权显实"——《法华经》中的"宗教对话"思想及其在天台宗中的运用

"宗教对话"是当代宗教界和宗教学界的时髦话题,这个话题原本是在基督宗教的主导下提出来的,但后来也得到了其他宗教的响应.不过,"宗教对话"本身并非是什么新事物,印度佛教在公元一世纪发展到大乘佛教时便主张"宗教对话",而以大乘佛教为基础的中国佛教在"宗教对话"的思想和实践上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本文分析了大乘佛教经典<法华经>中的"会三归一"、"开权显实"的"宗教对话"思想以及依据<法华经>而成立的天台宗调和大小乘以及会通儒佛的"宗教对话"理论和实践.基督宗教的"宗教对话"思想是应景的、外置的,因为<圣经>中并没有什么"宗教对话"思想,而大乘佛教的"宗教对话"思想则是内在于佛经因而就是佛教教义本身.     

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模型、演变路径与经验启示

为了将佛教中国化的研究纳入社会科学领域,本文构建了四个要素的理论模型,包括:民众对宗教的需求、宗教与其他社会力量的竞争、宗教为民众供给的服务和产品、宗教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合作。在此基础上,提出佛教中国化的机制是通过制度化规则的确立来降低佛教与中国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张力。具体来说,在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佛教与政权之间权力边界逐步确立,形成"政主教从"格局;佛教解决了寺院经济的难题,采取了社会多元供应的模式;佛教不断调适与儒家、道教的竞争秩序,形成三教并存融合态势;佛教建立了内部治理规则,降低了与政府、民众之间的矛盾。中国化的佛教在教义义理、社会功能和艺术形式等多个方面都呈现出其创新之处。近代以来的社会大变局对中国佛教提出了严峻挑战,迫使中国佛教进一步随着已经改变的国际国内境况来实现本土化、大众化和现代化。从当代佛教的发展实践来看,还需要与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个方面进行调适磨合,实现适应与创新。     

本刊作者简介

麻天祥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国家级）、博士，博士生导师（宗教学，国学），宗教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佛学及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基督宗教和西方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2007年中国佛教美学研究巡礼

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与中国儒、道思想融合的宗教,其思想在中国古代美学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颜受中外学者的关注.2007年的中国佛教美学思想研究,在延续前人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基础上,主要以佛教禅宗美学的理论探讨、佛教与文学的审美解读、佛教与艺术的审美观照为中心,进而探讨了不同文化和芙学思想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发展,洗涤窠臼,不失新见.     

十六国时期罽宾来华僧人与长安佛教

十六国时期的关中地区,在前秦、后秦的相继统治下,出现了一个佛教蓬勃发展的局面。在此过程中,罽宾来华僧人在毗昙学(以说一切有部经、律、论为主)的传译方面出力极大,对汉地洞悉印度佛教理论体系,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弘法的高潮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初传时期的河洛佛教文化

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迄今有11种说法,"伊存口授《浮屠经》说"与"汉明帝感梦求法说"最为流行。地处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区,曾经是佛教经典的译传中心,也是佛教祖庭的所在地,在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河洛佛教文化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原初性。     

谈传统山水画中表现出的悟道方式——兼论佛教中国化对传统艺术审美的影响

佛教是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艺术审美方式与趣味的演变也就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阶段性进程,其中又以传统山水画创作的表现最为鲜明形象,也就是说,传统山水画中所展现的悟道方式既折射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也传递出了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对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影响。     

观音信仰的中国化

观音信仰是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典型。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不但是所有菩萨信仰中国化中最彻底的一种,也是整个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代表。观音的身世、显化、灵感、道场等大乘佛教中最流行的几种观音信仰要素中,皆反映出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后在正统佛教范畴内所发生的中国化。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是所有外来文化在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个缩影,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不断交往的历史凝结,是适应中国社会背景与文化传统而必然发生的一种文化嬗变。     

弘扬禅茶文化,促进国际禅茶文化交流

佛文化中凝炼着深沉的茶文化.佛教为品茶提供了"禅茶一味、身心共修"的哲学思想,提高深化了品茶的思想内涵.佛教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高度,使茶文化更具神韵.我国佛教在本土弘扬禅茶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国际禅茶文化交流.     

佛经翻译策略与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既是异族文化思想在本士传播规律的必然要求,也与佛教界人士所采取的正确传教策略有不可或缺的联系。就佛经翻译而言,它既是传播佛学的手段,又是佛教扎根于中国的前提。为了适应佛教中国化的需求,归化策略必然成为译经者首选的翻译策略,它能在佛经翻译中把统治阶级利益和向往佛法人士的阅读需求结合起来,推进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佛教传入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起源于印度,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西汉末年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碰撞,并逐渐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佛教传入中国后对我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也为我国的诗歌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佛教对我国诗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歌语言的通俗化、以禅喻诗和诗歌词语的丰富三个方面。     

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及其当代走向

“现代性”是当代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和学术解析方式。在历史上,中国佛教正是通过对“自身”的当下性进行一种现代性的超越而得以从历史走进现代的。也正是在这种当下性的超越中,中国佛教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现代性元素。今天,“现代性”也是一种促进社会文化进行现代性转型的话语力量。在其作用下,中国传统佛教的现代性走向面临着多重学术力量的挑战和压力。现代性的学术话语正在促进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推动着中国佛教走向国际化。中国传统佛教也因之将最终完成其现代性的转型。     

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及内在原因

蒙元王室选择藏传佛教信仰与藏传佛教在中国西部地区具有广泛影响是密切相关的 ,同时也是蒙、藏民族双方关系互动以及藏传佛教密法与其社会文化相适应的结果。蒙元统治者与藏传佛教之间存在着多层面关系 ,西夏境内藏传佛教的兴盛、藏传佛教界对蒙古王室的积极传教及藏传佛教密法的特色等对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