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务工人员随迁未成年子女成长帮扶机制调查研究

做好外来务工人员随迁未成年子女成长帮扶工作对促进社会稳定、保障企业发展和维护外来务工人员随迁未成年子女权益具有重要作用,是帮助外来务工人员随迁未成年子女融入社会的重要举措。受政策、体制、文化等因素影响,外来务工人员随迁未成年子女在学业适应、心理适应和融入适应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为此,应通过制度保障与社会行动相结合、社区组织与社会组织相结合,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结合,构建政府、用工企业、社区、学校、家庭五位一体的帮扶体系,为外来务工人员随迁未成年子女的成长保驾护航。     

社会化视角下流动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问题研究

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农民工举家迁移到城市务工,随迁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问题值得关注。农民工子女良好的社会适应与其所处的环境中社会化所必需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是农民工子女社会化的社会主体,关注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就必须要关注社会化主体对其发挥的作用,探讨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对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的影响。应该倡导社会化主体之间的良好互动,充分发挥学校的作用,依靠社区教育,为流动农民工子女提供社会支持。     

子女随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基于身份认同的中介分析

基于新迁移经济理论,本文构建了子女随迁、身份认同影响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全国5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随迁显著促进了农民工城市消费,其中,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在子女随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并通过处理效应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从农民工消费结构看,子女随迁对农民工生存型消费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促进农民工发展型及享受型消费,有利于推动农民工城市消费升级.     

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研究——基于绍兴市298位流动农民工子女的多层面调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就业,随迁子女社会适应问题引起广泛关注。课题组通过座谈交流和问卷调研发现,在绍外来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总体较好,但在居住环境、活动参与、语言交流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这既有家庭、学校、同辈因素,也有农民工子女个体因素,推动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需要加强对家庭、学校、社区等工作指导力度,为农民工子女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     

城镇农民工子女人文关怀与心理健康现状分析

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问题,是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而形成的一种伴生性问题。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健康的发展状况不仅对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以及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问题的现状分析,可以为增强随迁子女的人文关怀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和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及应对策略研究

与第一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主要有3种:让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让子女留守农村接受教育和让子女流动往返于城乡之间接受教育。从发展趋势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让其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这一选择倾向主要受到四大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历及其市民化诉求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在家庭中的代际分工和家庭经济收入构成的影响、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教育空间压缩的影响和生育政策实施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生育观念转变所导致的生源减少的客观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困境与城乡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对此,应从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高度统筹安排。     

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结构与现状——基于厦门、长沙与贵阳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厦门市、长沙市与贵阳市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问卷调查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从城市融入的结构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由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因子构成;从城市融入的现状来看,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过程产生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程度普遍偏低,从而导致其大都处于"半城市化生存"的边缘化状态;而从城市融入的进程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在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维度上存在递减关系,这一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强烈地融入城市的主观期望与其客观融入"事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     

中心城市迁移对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

既有关于农民工迁移的“大城市偏好”研究主要关注其经济收入回报,忽视了中心城市对迁移家庭的非经济福利影响。经济福利是家庭核心成员迁移阶段关注的基础目标,而最终目标是追求家庭“生活质量”。通过搭建城市化质量框架,分析中心城市迁移对已婚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关注中心城市迁移对自主迁移农民工以及随迁者收入等经济福利的影响,同时也关注中心城市迁移对农民工的团聚——夫妻共同迁移和子女随迁的家庭迁移等非经济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心城市迁移优势不仅体现在经济福利上,同时还体现在家庭团聚与稳定性等非经济福利方面,在农民工不同阶段迁移决策过程中,中心城市的优势均得到了有力支持。因此,无论是从提升农民工收入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关注未成年子女教育与发展的角度,均应强调在中心城市优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促进农民工家庭迁移。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较高,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随迁子女受教育、稳定就业、农村土地退出、进城落户、房屋租住和社会保障政策;6个结构性核心变量对农民工市化政策总体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稳定就业政策影响最大,进城落户政策影响最小;除婚姻和子女是否随迁外,其他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均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和政府工作成员次之,性别影响较小。     

农民工随迁子女初中后教育选择研究

基于对南京市一所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公办学校的调查,发现随迁子女对自身未来的预期较低,他们大部分最终进入职校继续读书,读高中的比例非常少。这种教育选择是一个多方主体共同建构的结果:首先,国家的"双轨制"赋予了职校与高中不同的寓意;其次,由于随迁子女家长在经济资源和知识库存上的缺乏,使得他们即使对孩子有较高的教育期望,却无法转化为有效的督促和帮助;第三,教育部门仅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而非升学问题,在学校教育过程中采取"区别教育"(即集中于他们随迁子女的身份)而非"融合教育"。这些机制共同作用于随迁子女,使他们最终选择职校,而他们自身也会主动地合理化这种选择。因此,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成就低预期的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个人"自我选择",更应该从制度层面思考"结构选择"。     

农民送子女上大学的经济分析：一个微观检验

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第一手数据,利用微观计量模型探索农民对子女大学教育的经济价值判断。从农户家庭信息和经济状况等维度识别出了显著影响农民对子女大学教育经济价值判断的变量,并计算了这些变量对农民子女大学教育的经济价值判断的边际效应。研究表明,子女的平均养老成本越低,农民的养老保障越大,从而没有动机送子女上大学;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越高,越相信子女受过大学教育后能改变子女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因而越有动机送子女上大学。     

二元性、半合法性、松散性和农民工问题

文章认为,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一个庞大的农民工阶层的最大特点是二元性,这是社会经济二元结构在一个社会阶层身上的典型反映.农民工问题的深层原因是由其身份的半合法性造成的,而他们缺乏组织的松散的社会联系是其处于弱势地位的重要因素.农民工的特性及其形成原因表现了中国渐进改革的特点.文章最后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些对策.     

关于农村移民子女的初级社会化问题初探--农村移民子女及其家庭情况的初步调查

农村移民子女的初始社会化,决定着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在城市持续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儿童时期进入城市,是他们开始初始社会化的最佳时期.为此,农村移民家庭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城市教育体制还需进一步改革.帮助农村移民子女完成初始社会化,这不仅对个人、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很重要.     

刘易斯拐点对甘肃地区“民工荒”现象的验证分析

近年甘肃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现象,是否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通过对二元经济模型和刘易斯拐点的理论进行重新梳理,确定拐点的判断标准,即劳动力转移引起农业部门制度工资上涨,进而引起工业部门实际工资上涨。结合甘肃地区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甘肃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不能认为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解决＂民工荒＂的对策应该是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加大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科技文化素质;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     

网络环境下高校德育教育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为高校的德育工作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工作的挑战,如何创造学校德育工作的新思路、新对策和新方法,者认真思考的问题。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何应对网络对高校德育使高校德育工作更适应时代的需要,已成为德育工作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

农民工问题是全国性关注的热点问题。而我们现在提的农民工大多指90年代出来务工的农民,不同于早期进城打工的农民。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不仅具有他们自己的特征,而且他们的社会资本也在发生着变化。本文的主旨在于揭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社会资本情况。     

金融危机前后我国“民工荒”的比较分析与对策选择

金融危机后,基本上每年都会爆发“春节民工荒”,金融危机后“民工荒”,与金融危机前“民工荒”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轮“民工荒”在缺工背景、缺工地域、缺工工种上发生较大变化。金融危机后“民工荒”呈现的新趋势,要求在应对策略上作出新的安排：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农民工工资增长的长效机制;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增加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含量。论文试图通过上述对策将“民工荒”这种自下而上的诉求表达方式转变为常规的、制度化的利益诉求机制与利益保障机制,保障农民工权益,实现经济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梯度转移。     

农民工集体行动因素分析

近20年来,农民工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吸引了诸多学者的持久关注。文章主要探讨当前影响农民工集体行动的相关因素。在回顾西方有关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的基础上,把从勒庞提出的感染理论一直到当代西方的新社会运动理论整合成四个取向,即：社会心理学的解释、行动的解释、结构的解释和文化的解释。文章主要关注剥夺、资源动员和政治机会这三个机制对农民工集体行动的影响。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剥夺和资源动员机制对农民工集体行动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剥夺感是影响农民工参与集体行动的主要因素,而当前政治机会对农民工参与集体行动无显著影响。     

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工受社会歧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中国农民工,为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巨大贡献。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农民工仍然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社会地位相当低下,甚至出现中国农民工受社会歧视问题。解决中国农民工受社会歧视问题,已成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     

农民工:跨省流动与省内流动

文章通过2005年10月初进行的932份四川、广东农民工问卷调查,发现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农民工在来源地、性别、年龄特征、文化程度、职业分布、收入水平、收入水平影响因素、生活费开支、年收入节余、工作期望、分项指标工作满意度、留城意向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总体工作满意度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据此,该研究不支持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同时提出了农民工流动的“双拉力”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