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信仰归属辨析

郑和出身于穆斯林世家,在伊斯兰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后因身份的变化,其信仰也变得复杂.学术界有人认为郑和是位多信仰者,但根据史料分析判断,一种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认识呈现于世人,即郑和内心信仰伊斯兰教,并且笃信一生;而他参与其他宗教,只是其政治身份和宗教包容性的表现.     

从“宗教”回归“民间信仰”——基于陕北黑龙潭信仰的合法化路径研究

民间信仰的合法化路径,始终是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陕北黑龙潭民间信仰最初通过文物管理所、山地树木园的非宗教身份获得合法社会身份。经过近20年的发展,黑龙潭于1998年终于在当地政府登记成为道教活动场所。以制度性宗教合法化的途径参考,它的"宗教"合法身份的获得理应就此圆满。然而,在2010年黑龙潭的景区规划中,黑龙潭的道观的身份似乎成为一种信仰表达的限制。对此,黑龙潭试图转变其管理者身份,从道观管委会变身为景区管委会,已解决道观身份与景区打造之间的矛盾。黑龙潭的"宗教"合法化问题因而转变成为民间信仰寻求更广泛的社会活动空间的问题。     

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中国经验研究

宗教和谐是两种以上不同类型宗教之间基于平等、交流、互补、理解而产生的一种彼此依赖关系和可持续性结构。宗教和谐包括情境的和谐、资源的和谐、结构的和谐与行动的和谐,其过程模式可以概括为“相遇-聚合-扩散-互补”。宗教和谐共处状态的实现,需要信仰政策上的相扶,信仰理性上的相通,信仰伦理上的相合,信仰身份上的相容,信仰背景上的相符,信仰结构上的相类,信仰功能上的相补,信仰思维上的相近,信仰情感上的相惜。     

民间信仰的生存状态与组织模式——以青海省湟中县徐家寨六月会为例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广泛流传于民间社会的现象,其生存状态与组织模式,有利于我们了解民间信仰所营造和实践的多样性、宽容性的信仰环境和宗教文化,是我国各种宗教、各种信仰包容、和谐、和睦共存的重要基础。     

梁武帝萧衍的佛学思想及宗教实行

梁武帝萧衍与佛教结缘的一生．乃是中国古代佛教史上辉煌的一笔。他以帝王之尊无限虔敬甚而疯狂地对佛教进行信仰与维权，宗教与政治、私利与公心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萧衍对自身宗教身份的自觉定位，其佛学理论的立论基点及其宗教实践活动，都与他封建帝王的身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留下了许多的传奇与争议。     

信仰、性别、表达:杜氏书信与19世纪东北天主教研究

史学界对底层天主教徒,尤其是女教徒研究极为欠缺,杜氏书信的发现为我们考察19世纪天主教及教会教育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原始文献。分析杜氏书信的文本,可以了解中国乡村女教徒对天主教概念和词语的运用,以及宗教话语在其性别表达与身份认同中的作用。通过分析"宗教崇拜"和私人情感表达的借用与错位,可以揭示宗教话语在传授过程中被普通信众内化、挪用、再创造的过程。杜氏书信还体现了一种对教义文书的刻意模仿,信仰以宗教话语的形式成为女教徒书写与情感表达的工具,教义灌输也为她们形成和表达自己的宗教及性别身份提供了方式和途径。对杜氏书信的研究,有助于考察19世纪中晚期天主教如何进入中国本土社会,如何影响并改变普通中国教徒的信仰、情感及个体表达。     

论藏区“香根”活佛现象

在藏传活佛转世制度形成历程中,不同藏区对活佛崇拜方面出现了不同的信仰认同观,从而形成了带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活佛多元信仰认同观.因此,不同藏区不同信仰层面出现了不同的活佛权威符号认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根”权威符号身份的认同观和认同现象.它既表现了活佛宗教威望认同方面的信仰内涵,又展示了区域活佛特殊符号身份认同方面的权威价值观.     

宗教认同的边界建构与互动

围绕认同的讨论不仅涉及社会、群体、个体身份边界的建构,而且涉及社会认可的身份内涵与个体认同的主观选择之间的张力.作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宗教是个体的信仰选择,宗教的认同不仅是将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区别开来、也是用这种区分建立社会身份的重要途径.在个体层面,宗教身份使人类在不可预测的模糊情境中获得稳定的依靠;在社会层面,宗教身份的社会性就是稳定的集合体.对身份依靠的稳定性期待,必然形成对社会整合的依赖.因此,个体认同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和社会身份之间是彼此对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我们需要在复杂的认同分层与结构中认识宗教认同的独特作用机制,观察它与其他社会认同的互动关系.     

作为哲学的宗教和作为宗教的哲学——论哲学、宗教和神学之间的关系

哲学、宗教和神学之间具有多样性,它们之间具有互惠关系。三者的区别体现在:哲学指研究万有或整个实在的第一原则或第一因;宗教在源初意义上涉及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特定的神学在基督教中发展起来,用以解释旧约和新约中神圣启示的内涵。从比较哲学和宗教来看,它们之间的区别有:宗教直接献身于神,哲学的对象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宗教以将自身献身于神圣权威的信仰为基础,哲学在其自身的知识领域之中则是自主的,以人类理性为其唯一权威;宗教态度热望获得拯救、修和以及与神圆融,哲学志在获得有关实在的原因的知识。宗教和哲学之间的共同点在于都具有实在主义精神。从比较宗教和神学来看,宗教和基督教神学在信仰神上是一致的,但神学以科学方式研习神圣启示的内涵。从比较哲学和神学来看,哲学没有信仰,神学具有信仰,其共同点是实在主义。今天人们尝试着将神学和生存主义哲学联合起来,其中序言部分是哲学,结论性部分是神学。     

身份与功能交互下的民间信仰景观——以青海西宁湟中县扎麻隆凤凰山为例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文化带动旅游,旅游搞活经济”的模式在全国已经成为常见的经济形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新建的、基于神话和民间信仰打造的旅游景观,与当地居民及海内外香客对民间信仰宗教化的理解,以及国家的宗教政策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作为一处旅游景观,扎麻隆凤凰山的九天圣都筹建于20世纪末,现已成为区域内闻名的民间信仰道场。扎麻隆凤凰山身份与功能的交互与矛盾,以及扎麻隆村权力格局对其影响无疑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     

在完美与分裂之间的挣扎——析《红字》主人公丁梅斯代尔的悲剧

《红字》中的主人公丁梅斯代尔是宗教观念与自然人性冲突的悲剧典型,其悲剧焦点是追求完美却难逃分裂：他坚守信仰的完美,却不可能回到无罪的原初;他追求人格的完美,却要为掩盖罪行而伪饰;他渴求爱情的完美,却必须违心地逃避爱人。他在剧烈的挣扎中灵魂被撕裂,以走向死亡来实现永恒的超脱。     

河南太行山“帐盘”艺术——心灵与图式的纯化

"帐盘"是河南太行山上的一朵奇葩,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中的一种极为典型、罕见的艺术形式表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表现在对自然神秘和秩序的追求上。文章试图从"帐盘"艺术图式表现、心之纯化等特征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坎坷的生活历程独特的创作艺术——欧·亨利其人其作

欧·亨利一生命运多舛、生活坎坷,隐姓埋名,却名扬四海。丰富的生活经历使他的短篇小说创作有取之不尽的新、奇、巧的素材,他的作品散发着人性美与人情味的芳香,他以独特的创作登上了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桂冠诗人”的宝座。     

对孔融其人及其与曹操关系的再认识

孔融特立独行的个性、不为强权折腰的人格和忠诚于自己的政治信仰的品质,贯穿于他一生的行事之中。孔融与曹操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是紧张敌对、水火不容的,而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有一个阶段性的发展变化过程。孔融的为人启蒙了后世文人的反抗、独立的意识。     

胡适晚年(1949～1962)政治生活述评

胡适晚年在致力于拥蒋反共宣传的同时,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追求,他主办的《自由中国》则是其追求自由、提倡议会政治的标志,从而为国民党所不容.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国民党对胡适采取容忍态度,而当形势变化之后,国民党又对胡适的政治思想进行围剿反击.胡适固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信仰决定了他在坚持反共立场的同时,又与蒋氏政权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郑玄《尚书》训诂的谶纬化

郑玄是汉学的总结性人物,其《尚书》训诂,是东汉《尚书》学之代表。郑玄《尚书》训诂,融古文、今文、谶纬于一体,是两汉《尚书》学谶纬化范围扩大的最好例证。通过郑玄,我们可以知道,古今文《尚书》学的对立并不妨碍双方对谶纬的吸收,谶纬在郑玄手中变成整合古今文《尚书》学的桥梁。     

论罗素的信念结构观

自20世纪以来，信念问题一直深受逻辑哲学家和心灵哲学家的关注。罗素通过对信念结构进行系统分析，阐释了信念的两个基本元素：信念的内容和信念感，从而形成其独特的信念结构观。     

斯·茨威格之死

茨威格的一生有33年时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度过的,他的理想和信念的形成,辉煌的文学成就的取得,都与那个太平时代密不可分.世界大战剧烈的"地震"把他抛到一种与过去生活迥然不同的生活中去了,他的著作从自己的语言环境中消失了,一生热烈追求的理想和信念化为泡影,作为犹太人又被迫重温犹太民族两千年的苦难史,他彻底绝望了!于是,"及时地不失尊严地"结束了他宝贵的生命.     

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的中间物——关于瞿秋白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

瞿秋白是从儒家经典世界走向现代马列文论建构的文艺理论家。从社会功利角度观照文艺始终是其基本原则。在接受共产主义革命信仰之后,瞿秋白的古典文艺思想在实用主义主旨上迅速与革命事业的需要联系起来,成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而这在以阶级来划分立场的时代最终只能成为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的中间物。     

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使他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这种“生命体验”,对沈从文的心理乃至其乡土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他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