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羽扇纶巾”形象及其人格内涵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倾注全部热情和笔力塑造的艺术典型。诸葛亮的“羽扇纶巾”形象有一个较漫长的形成过程,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魏晋野史传说中的名士形象、宋代词作中的儒将形象、元明杂剧中的道教军师形象。诸葛亮“羽扇纶巾”的外部形象流泻出疏淡闲雅、潇洒飘逸、从容不迫的精神风范,表现出道家“自然”人格的特征。同时,诸葛亮又具有“儒者气象”,体现了“以道持守”的儒家道德人格,两者相济互补、相辅相成。     

“既生瑜,何生亮?”!——《三国演义》中周瑜形象新议

周瑜是《三国演义》中塑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周瑜性格的特征是他的“性度恢廓”与“气量狭窄”的有机统一,这构成了周瑜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周瑜形象的塑造是在同诸葛亮的性格纠葛中完成的。周瑜形象对诸葛亮形象的正衬与反衬,奠定了诸葛亮形象作为中国人民的智慧化身的性格基础。周瑜形象具有深刻的美学意义。     

诸葛亮——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军事家的艺术形象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过去人们称他为“忠臣贤相”,是维护封建正统的“智慧”和“忠贞”的政治家。这不是对形象的正确评价。尽管小说在诸葛亮身上加添了儒家色彩,但是孔孟之道的外衣,掩盖不了这个形象闪耀出来的法家思想光芒。重新评价诸葛亮的形象,对于正确区分《三国演义》中的精华与糟粕,研究文学领域中儒法斗争的历史情况,具有一定的意义。     

智慧忠贞万古流芳:论诸葛亮形象

《三国演义》超越历史原型 ,塑造了一个智慧、忠贞、充满理想色彩的诸葛亮形象 ,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艺术创造 :(1)充分突出诸葛亮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 ;(2 )竭力渲染诸葛亮的智慧 ,特别是出神入化的军事谋略 ;(3)多方刻画诸葛亮的忠贞品格。作品对诸葛亮的“多智”虽有夸张过甚之处 ,但对此应作全面、客观的分析。就总体而言 ,书中的诸葛亮形象仍然是一个深受人们喜爱的不朽艺术典型。     

元散曲中的诸葛亮艺术形象探析

诸葛亮素被冠以“忠臣良相”、“智绝千古”的美名。在元代之前的讲史、小说、唐诗、宋词等各个方面都有大量的材料显示诸葛亮美名的形象侧重各不相同，有名相、名士、名将、智将等。在元散曲中，由于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与众不同，所以产生了诸葛亮独特的艺术形象和魅力。     

论诸葛亮形象的智化与定型

诸葛亮的原始形象受到历代的智化,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为诸葛亮艺术形象的最终确立提供了塑造源泉.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将盛行于上流社会的诸葛亮"儒雅"形象与中下层推崇的诸葛亮"民间"形象有效地合二为一,成功地重塑了诸葛亮的历史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出必孔明，处必渊明：论宋元之际士人理想范式的生成

仕与隐的矛盾向来存在,宋元之际尤为突出,入仕机会的缺失进一步激化这种矛盾。陶渊明所象征的隐士风骨与“不书甲子”之忠为士人心态中的“隐”提供了寄托,诸葛亮忠臣与儒生的形象又为士人树立了“仕”的典范。诸葛亮与陶渊明形象的相似性与互补性形成一种进退皆有道的理想模式,二人的并称也随之定型于宋元之际,“出必孔明,处必渊明”为此时的士人提供了消解仕隐矛盾的精神范式,也影响着后世士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诸葛亮的神异形象及其文化解读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解读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在民间诸葛亮神秘怪诞的形象。作为俗文学,作家的审美趣味必须迎合读者（民众）和历史的需要,反映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倾向。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诸葛亮神秘怪诞形象的萌芽,正是接受美学中所提到的“视野融合”这一重要原则的体现。魏晋南北朝的诸葛亮故事接受的神奇化特征,表现出这个时代追求奇异美的审美趣味与趋向。     

智慧与忠义之间——论诸葛亮的“人谋”悲剧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凝聚了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智慧和斗争经验,因而具有惊人的谋略和绝世的才能,几乎成为智谋的化身和代名词。诸葛亮形象最本质最突出的特征是“智谋”,其悲剧在本质上也应该是谋略的悲剧,它主要源于三个层次的矛盾:最外层是出处选择时人谋和“天时”的矛盾;中间一层是进入刘备集团后人谋与刘关张“义气”的矛盾;而最内层也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其自身性格中智谋和忠义的矛盾。     

从传播学角度论杜甫对诸葛亮人格形象定位的贡献

《三国演义》之前,诸葛亮形象的传播大致遵循两条线索———一条是智慧形象传播史,一条是人格形象传播史。前者传播的结果使诸葛亮演化为"智慧的化身";后者传播的结果使诸葛亮被定位成"儒家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化身"。在诸葛亮人格形象的定位问题上,杜甫起到了开创性作用。     

杜甫"诸葛诗"与其仕宦心态

杜甫一生写了二十多首“诸葛诗”,从这些“诸葛诗”中可以发现,不同时期,杜甫审视诸葛亮的角度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又与他自身仕宦心态的变化是一脉相通的。可以说,杜甫在“诸葛诗”中感情的变化就是他自己仕宦心态变化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论三国荆州之争——再评诸葛亮

东汉末年,荆州这个重要地区,为曹操、孙权、刘备三大军事集团所争夺,以至于公元208年发生赤壁之战。曹操败于孙刘联盟,而最后取得荆州的是孙权。刘备的失败,是由于诸葛亮战略错误所致。     

三世纪的诸葛亮热--陈寿《三国志》成书前几位政论家对诸葛亮的评论

梳理整合魏、晋间散见的史料,对史料可信性加以考订,对历史人物疑年加以探解,对裴松之持疑的史料(如郭冲<条五事>)加以辨证,对袁准甄录的蜀亡史料之历史价值加以重新确认,对蜀国速亡在其盟国吴国引起的震动加以审视.三世纪崇拜诸葛亮之史料得以完整保存,与建统一大功的晋武帝司马炎是分不开的.     

切——武侯祠楹联之重要特征

本文通过对中国一些武侯祠的楹联进行介绍,并同关帝庙楹联等相比较,指出武侯祠楹联的用典及思想内容不约而同地符合传统文论"切"的标准。各祠楹联所述之语一般切合历史上诸葛亮在当地经历的某些事件,表达了人们对诸葛亮的崇敬。楹联之所以体现出"切",是由诸葛亮原始形象、楹联作者的身份学识这两方面决定的。文末还论述了当今一些武侯祠因互相翻刻楹联,而造成同一联在新地方不能表现出"切"的艺术特征。     

诸葛草庐南阳襄阳之争的形成和发展

关于诸葛草庐所在地的争论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西晋时期未有人对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提出疑问。东晋南北朝时期有人称襄阳隆中有诸葛亮"故宅"、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隆中即为躬耕地,但因与古代文献中对秦汉时期南阳郡与南郡之间界标的记载相左,不能使人信服。唐宋时期南阳诸葛庐、南阳诸葛亮名扬天下,大量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受三顾于南阳。元明时期官修史书持南阳说。清代对诸葛草庐所在地众说纷纭。民国时期南襄两说并存。20世纪80年代末因发行"三顾茅庐"邮票而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旷日持久的争论。"教科书事件"使草庐之争再度升温。     

佛禅与金朝文学的艺术表现

佛禅思想、观念、情感、意识和思维模式对金朝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段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意境营构、夸诞玄想和求真征实三个方面。金朝文学对意境营构的追求主要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以撷取"现量境"、无所执著和追求"境生象外"为基本特点。佛典禅籍夸诞玄想、高度形象化的宣教手法对于丰富金朝诗、文、小说、戏曲的艺术表现能力有深刻而显著的意义。立足于"真空"、"假有"的理论基础之上并强调以直觉的方式把握真如、实相的佛家"真实"观对金朝作家主张"亲历"、"亲证"和体验生活、求真征实的创作理念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哈姆雷特的艺术个性塑造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发展繁荣的代表 ,莎士比亚之所以在戏剧艺术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艺术形象的个性刻画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本文认为 ,哈姆雷特的艺术性格具有丰富性与复杂性。它交融着人类涵蕴丰富的历史、文化、社会及其审美心理的幽咽颤栗的诗性。而这一艺术性格所具有的真正的艺术生命、深刻的文化蕴涵和永久的艺术魅力 ,又同这一艺术典型在个性特征与普遍意蕴、内在冲突与心灵矛盾等方面的融汇统一及其艺术化的呈现和表征密切相关。     

梁实秋与闻一多早期文学交往再认识

梁实秋与闻一多在清华和留美时期关系密切,两者经常探讨诗歌创作问题,结成了“诗友”。由于艺术观不同,两者在诗歌创作、诗歌观念以及对一些作家的评骘上存在分歧。梁实秋认为艺术可以超越现实,坚持诗的“贵族性”和“唯美主义”;闻一多则兼容了诗的“现实性”与“时代性”。这种艺术观的差异其实源起两者的个性、气质与性情的差异,同时,也影响着两者的艺术走向与人生选择。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二人以“诗友”始,却没能以“心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