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安徽保甲户口数据的分析与修正

受当时的技术条件和人为因素限制,1936年安徽省保甲户口数据低于实际人口数。考虑到这一时段安徽人口生育率与死亡率概况、事件对人口的影响(即战争、灾荒、疾病等因素)、人口流动与迁移的情况、政区的变化等因素,可以用1928年至1936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来修正1936年的安徽人口数。     

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与1936年奥运会

1936年在德国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是与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紧密相连的.希特勒试图将这届奥运会变成炫示日尔曼种族优秀论的工具,因而竭力排斥犹太人参加;世界各界尤其是体育界为反对纳粹对犹太人的排斥,对柏林奥运会进行了抵制;国际体育界尤其是国际奥委会的压力,使希特勒不得不步步后退,采取措施减缓并暂时停止了对犹太人的迫害;犹太人的运动成就给予纳粹德国反犹政策的谬论以有力的回击.柏林奥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纳粹德国反犹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纳粹德国更加疯狂地推行反犹政策埋下了伏笔.     

试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灾荒救济工作——以1931年水灾为中心的考察

1931年江淮地区普遍遭遇大水灾,致使城乡民众生活窘迫,农村经济更处于破产的边缘,进而加剧了革命危机。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救济工作,采取了施粥放粮、拨款救济、减免税收等一系列措施,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困难,并与国民党统治地区发生的严重灾荒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而进一步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扩大了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     

1935-1936年:中国近代出版的高峰年代

中国近代出版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发展 ,到 2 0世纪的 30年代中期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峰。本文取宏观中的微观视野 ,对近代出版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奇特现象进行探讨 ,着重从 30年代中期中国出版大格局多元性特点及其构成 ,以及出版物总量和品牌质量的结合上 ,对形成近代以来出版业高峰年代的标志和成因作了综合分析和量化分析。     

清代四川地方城市的重建——兼论清代城市建设中的国家与地方

明末清初四川地区长期战乱,城市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各地城池倾圮,街道残破,衙署倾颓,屋舍无存,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荡然无存,严重妨碍了城市统治职能的实施.清朝在四川的统治巩固以后,立即着手展开了城池的修缮和建设活动,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在乾隆年间掀起了城市建设的高潮.清代四川地方城市的重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仅为四川地方城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理空间环境和物质基础,也集中反映了有清一代在城市建设方面的不懈努力和杰出成就,其重建历程折射出国家、地方政府与民间势力不同的作用与地位,及其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1936年:有声片《新旧上海》读解——中国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后现存唯一的新市民电影

《新旧上海》是"明星"公司始终贯彻的新市民电影制作路线的结果,它在思想和艺术上不同以往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和突破时期的滋养和补给。新市民电影最大的收获就是以它一贯平和的方式、从市场卖点的角度吸纳和借鉴左翼电影元素并且世俗地表达,所以它更热衷和擅长展示与张扬温情的一面,最后的结局通常是皆大欢喜。新市民电影借助左翼电影的诸多元素进入1936年后,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左翼电影有深度但相对没趣味、新市民电影又单纯注重趣味却常常缺失思想的症结。     

自由与保守之间——解读胡适的党际关系主张

胡适关于党际关系的言论是少而低调的。胡适的党际关系主张存在较大的内在一致性,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紧张。在自由和保守之间胡适慎重地思考着现实政治中的党际关系问题,努力寻找实现政党政治的现实推动力,但结果使他失望。     

疯癫与文明:抗战时期的灾民心态探析——以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为中心的考察

1942—1943年中国处于抗战相持阶段,战事胶着。河南省因气象干旱而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荒,造成哀鸿遍野、生死无依的人间惨象。兵燹旱蝗交乘,生死之际,百态尽现。灾民显露出人类的原始本能,求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的人伦与文明,恐惧绝望之下,甚至做出磨刀向亲朋的举动。然而人类的情感与依恋并未因此而断绝,相反,生死边缘上的情义与关怀更显弥足珍贵。     

大数据背景下的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

因果关系是现代科学建立的基石,而科学研究则以探寻事物的因果关系为根本任务。在实践中,无论是获取因果关系还是用因果关系解释事物之间的联系,都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相关关系的获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虽然对一些领域的探索只止步于相关关系,而没有去探究其中的因果关系,但这些探索却能使我们更全面、更迅速地把握事物的本质。     

法治框架下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之解读

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以来是困扰我国法治进程的重大课题。近30年以来,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以"放权"为基本特征,逐步改变了传统的中央权力高度集权的关系格局,却依然无法有效应对实践中的诸多困难和挑战。在现有体制框架内,从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实现中央与地方权责的科学定位,完善程序制度建设等途径来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新媒体语境下广告符号演绎的主客体关系及功能研究

语境是一种言语发生的环境,包括言语的和非言语的。新媒体语境使广告主客体角色发生了转换,广告主体的态度和演绎逐渐退隐到幕后。广告符号演绎过程的开放性、对话性和深度卷入性,使广告主客体的功能组织发生了演化和变迁。广告客体语境的拓展,为广告客体从被动的客体身份逐渐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和书写者创造了可能性,广告符号演绎呈现出主体与客体功能模糊与交叉的泛化趋势。同时,广告的营销功能和传播功能日趋增强。     

解放战争后期美蒋"脱身"与反"脱身"的斗争

解放战争后期,美国为了应付国民党垮台后的局面,决定从中国内战中"脱身",逐渐远离国民党;而国民党蒋介石为挽救失败的命运,同美国进行了反"脱身"的斗争.     

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湘系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

统战工作是中共总战略、策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湘系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前后持续20余年。其间,既有良好的合作和顺利的发展,也有尖锐的对立和严重的挫折,但最终还是取得了圆满的结局--实现了湖南的和平解放。尽释前嫌,化敌为友,正确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共上层和中下层领导在统战工作的不同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湘系地方实力派开展统战工作中留下的宝贵经验。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领域中学习与侵略的互动关系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近代以前,日本始终"以华为师",积极学习中华文明以促进本国的发展,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交流领域出现一种逆转,中国"以日为师",以探求救国方案;日本则"以华为敌",进行文化侵略,以作为侵略战争的先声。这就形成了中日文化交流领域中学习与侵略的互动关系。     

后现代语境下的言意关系--基于语言哲学的视角

语言能够表达人的思维、情感、意志,但是语言往往又不能准确传达人的所思所想和内心体验。在以语言游戏为主要方式的后现代语境下,语言由工具转变为主体,语言本身即是意义,或是消解了意义。然而语言游戏消解的只是一般的、严肃的意义,却转向了特殊的、鄙俗的意义。语言游戏虽然致力于语言技巧的探索,但“言不尽意”的矛盾仍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新时期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思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密切、协调和发展农村党群、干群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对新形势下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搞好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相应的措施。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内在规律，推动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协调发展，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上市公司治理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核心问题为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但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大股东侵占具有特殊性:中国上市公司多从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其控股股东往往是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各级政府。在政府多元利益追求和各级政府的博弈之下,作为大股东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侵占上市公司的利益以利本地经济发展。因此,解决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占问题也就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而是如何协调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宪政问题,其中关键在于建立同时独立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司法系统。     

在儿童教育中成人与儿童关系建立的首要价值与意义

教育即是要帮助和支持儿童与外界建立起一定的关系,但对儿童来说,他们最早对世界产生的不是探索的兴趣,而是尽一切进化的手段建立起与成人照顾者之间的良好关系,从而满足以成人为中介的自我生存的需要。亲子交往与关系是家庭教育经验的核心,是儿童与外界建立联系的开端、原点与基础;师生交往与关系是机构教育经验的核心,教师与儿童关系的建立及其质量决定了儿童接受机构教育的基本态度与程度。成人照顾者和教育者在与儿童关系的建立中应放弃主体际性的视角,对这种关系的建立及其质量承担起绝对的首要的责任。从这种意义而言,家庭教育具有更为奠基性的价值,不能被机构教育所取代;教师应以自身为媒介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并对儿童身体与生活方面给予同样的关心与照顾。     

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关系及其对国民革命的影响

孙中山与鲍罗廷的交往,是20世纪20年代前期,中俄两国、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与中国国共两党一段纵横交错复杂关系的缩影。破解孙鲍交往,对于合理解说国民革命的成败,至关重要。本文分析了孙鲍交往的背景和前提,论列了鲍罗廷的工作方式和策略,阐释了孙鲍关系的丰富内容,揭示了这种关系对国民革命兴起和发展的重大影响,同时指出这种关系与国民革命后来的失败又未尝不存在某种内在关联。     

从面子互动看中国现代婆媳关系管理——以《双面胶》为文本进行解读

在中国社会的人际交往中,面子意味着自身在他人心智中占据的形象和分量,是个人判断其被他人接纳和重视程度的重要指标。婆媳关系不仅是面子互动的活跃场所,也是面子问题层出不穷的敏感地带。通过分析热播剧《双面胶》中的情节和人物对话,可以窥见面子心理的本质内涵及其在婆媳关系管理中的重要性。固然,婆媳在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无疑是矛盾冲突的原因所在,但面子互动的失败在放大婆媳差异、激发婆媳矛盾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能否理解面子的符号意义;能否迎合对方的面子需求;能否换位思考,避免伤人面子;能否公正客观,平衡婆媳面子是影响婆媳间面子互动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