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新疆报灾程序初探

荒政是清政府对新疆工作的重要内容,报灾是进行救灾的重要环节。本文探讨了清代新疆报灾程序的形成及其演变。第一部分,以清文献分析了报灾程序的建立与发展。第二部分初步探讨了建省前新疆各地的报灾流程和各地不同的报灾方式,同时分析了建省后新疆报灾程序的变化趋势。第三部分主要探讨报灾期限及其社会影响。报灾是清政府救济机制运行的关键,体现了新疆地方行政制度与内地划一的行政职能。     

清代光绪、宣统年间新疆荒政述论

清代新疆灾荒是中国灾荒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光绪、宣统年间新疆灾害种类多,受灾范围广,呈现易发、多发、持续的地域性特征。清朝政府因应新疆的赈灾需求进行赈灾,体现了完备的报灾、勘灾和查赈的赈灾体系和赈灾制度。但光绪后期清朝政府的统治危机日益严重,财政捉襟见肘,使新疆诸多赈灾政策和措施流于形式。这些灾荒对新疆民族关系、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对这一时期新疆灾害进行历史分析和多维度解读,可为当代新疆科学预防自然灾害、赈灾提供重要启示和借鉴。     

省外川人与1936-1937年川省旱灾之救济

1936—1937年,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旱灾初期,政府与民众普遍表现出漠视态度,救济情况不容乐观。此时,省外川人开始大规模地参与川灾救济,一定程度改变了之前的救济状况。省外川人建立了一大批川灾救济组织,积极进行宣传与筹款,扮演极为重要的救济角色。此外,省外川人周旋于刘湘、蒋介石之间,既帮助川省府获得中央经济上的支持,又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中央牵制川省的帮手,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     

中国现代史的又一项开拓——读张水良的《中国灾荒史》

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阻滞社会发展的诸因素中不能低估自然灾害。灾害自古即有。《左传·宣公十六年》记曰:“凡火,人火曰火;夭火曰灾。”这里把自然发生的火患称作“灾”。随着历史的演进,“灾”被泛指水、火、旱、虫等自然灾害。不过,灾害与灾荒并非同一概念。灾害是自然灾变所致,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而灾荒是天灾与人祸的交织,如果自然灾害变成社会上的灾荒,这就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了。据历史记载,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的2155年间,我国共发生水旱灾害2085次,几乎平均每年有一次,其他风、电、蝗、疫等灾害则不计其数。历代反动统治者利用天灾,加强了     

近代安徽自然灾害与人口的变化

近代安徽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水灾、旱灾、蝗灾、震灾等破坏性较大的灾害,发生频率都较鸦片战争以前提高了。在重灾打击之下,近代安徽人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灾害造成人口数量下降,自1868年至1949年,安徽人口一直在2000万左右徘徊。灾害还使许多人远走他乡。近代安徽的灾荒移民,既有省内区际的流动,也有省际的流动。省内流动的首选目标是城市;在省际流动中,皖北灾民多逃往江苏、河南等省,皖中灾民多跨过长江迁向皖南地区。不仅如此,因灾荒导致社会经济的落后、生活水平的下降,致使人们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不断降低。     

英国浸礼会在近代陕西慈善事业考略

英国浸礼会自1891年进入陕西后,出于宗教普世主义与传播福音的双重目的,在陕大力兴办慈善事业。面对近代陕西灾荒、战乱频发的局面,浸礼会士积极投身于灾荒救济;参与战乱中的难民伤兵救助;开办孤儿院收留灾荒儿童;开设医疗机构施医舍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民众的疼苦。浸礼会在陕西的慈善事业,尽管存在吸引民众入教的目的与救助地域的局限,但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陕省民众无疑是雪中送炭,尤其为浸礼会在陕西传教开了方便之门,并带来了先进的慈善理念,推动了陕西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中的官赈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中的官赈特点如下:一是传统赈灾手段滞后,二是资金来源日益社会化,三是地方救灾任务加重,四是重视对灾时社会秩序的维持与重建,此外则是遇灾时多有振兴赈务之举。总体上说,官赈救济效果不佳,此中原因首先在于光绪时期,清政府经过太平天国的打击,已元气大伤;再就是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不力。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社会原因探析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现象异常突出,虽与当时整体气候背景及河南特殊的地理特征相关,但灾荒背后的社会原因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其主要表现为:一、防灾手段滞后,具体体现为水利、仓储失修,森林植被之学不讲;二、抗灾能力低下,豫省人民因承担重赋、重徭及重捐之外,加之境内匪类猖獗,生活贫苦,遇灾即贫,颠沛流离;三、救济不力,清政府因光绪年间财政匮乏,吏治、河工腐败,对灾民救济不力也加重了灾荒程度。     

唐代的灾荒与人口流迁

历史时期的灾荒与人口流迁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任何忽视这一点的相关研究都不足以完整把握古代人口流迁的状况。唐代的自然灾害具有频次高、灾种多、波及广的特点,并且常常引发民生危机。由于封建统治阶层的盘剥和压榨,小农家庭承灾能力十分脆弱,政府的救助也只是杯水车薪,加之吏治腐败造成的“人祸”进一步放大了灾害的破坏性,灾民往往走上破产流亡的道路。唐中叶以后,战乱割据、政治腐败、土地兼并等严重削弱了民众的防灾抗灾能力,越是唐后期灾荒越是严重,人口流迁的规模也愈演愈烈。灾荒对唐代的人口流迁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并且在其发展     

明代北方灾荒的社会控制

相对南方而言 ,作为明朝政治中心所在地的北方是经济落后地区。明朝的重南轻北的区域经济发展策略及实践、北方经济开发与社会整合中不切实际的盲目作为 ,加之临灾与灾后社会控制的失措是北方灾荒频仍的症结所在。土地兼并 ,徭役繁重 ,农民极度贫困 ;生态环境恶化 ,农业生产几于崩溃 ,土地抛荒 ;灾民逃亡 ,社会组织结构趋于瓦解 ;阶级、民族矛盾激化等凡此因灾荒的社会控制失误而孳生的北方地区社会问题累及南方进而拖垮了明王朝。     

《开罗宣言》与"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起源

二战时期,美国出于削弱日本的目的促成《开罗宣言》的签署。但是美国政府即使在全力支持蒋介石政权的同时,也玩弄两面手法,暗中试图将台湾分裂出去,无视中国海峡两岸的历史联系,刻意淡化《开罗宣言》的法律效力,为“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出台作好铺垫。从《开罗宣言》到“台湾地位未定论”,表明美国对台政策的急剧转变。实际上,这种转变是有内在逻辑规律的,其政策也是一贯性的。     

繁荣与饥荒——对“森命题”的解读与解毒

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饥荒的本质不是粮食短缺,而是权利的失败。民主可以预防饥荒,权威政体引发饥荒。饥荒与政体无必然联系,而与政体对公共政策的选择直接相关。要免于饥荒,无论何种政体,都必须追求公平的增长。     

刘宝珺“治水”

水是生命的源泉，地球水圈不仅形成了广袤的地壳沉积岩，而且也养育了人类。人类认识水首先是因为需要水，其次是因为害怕水，第三是更高层次的研究需要。我国古时大禹治水无疑只是针对水体自身的运动，其“治”体现在对局部水体的“堵”与“疏”上，而现在刘宝珺治水则体现在对全球水体所承载的沉积物以及对水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等更高境界的研究上。沉积岩早称水成岩，刘宝珺先生因为研究水成岩的高深造诣获得了业界与国民及政府的首肯，在年逾古稀之时，刘宝珺院士仍关心国家的进步、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深入地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系列问题进行了研究。他的观点为中央及四川有关部门、专家学者等十分重视。刘宝珺先生关于水的研究与关心终于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灾荒·长沙抢米风潮·辛亥革命

1900-1909年灾荒直接导致了长沙抢米风潮的爆发.连年灾荒使社会生活紊乱、道德失范、人性扭曲;而政府赈灾济荒的措施不能达到安抚灾民的目的,又为民变爆发提供了某些偶然因素.以此为起点的民变与同时期各种斗争聚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为革命的环境.     

灾荒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以问答形式，探讨灾荒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关于湖南改赈为贷的问题；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荒政的差异；政府和民间人士在赈灾活动中的地位。     

粮食危机、获取权与1959-1961年大饥荒的再解释

无论诉诸于农民退社权的剥夺、公共食堂,还是从政府救济能力、城市偏向的供应制度,这些单个因素或视角的解释不能让人信服地理解大饥荒发生的真正机制与根源。将解释大饥荒的各种因素纳入到一个能够包容各种假说在内的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增加了一些被现有文献所忽视的因素如家庭储备与社区共济机制失灵等因素。对大饥荒研究存在的两个重要争论是可以得到消解的,显然,关于大饥荒发生的解释应该同时侧重于粮食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而关于Sen的粮食获取权理论也同样适用于对非市场经济的大饥荒进行解释。     

明清时期生员赈济原因之探析

在明清荒政文献中,官方对生员这一特殊群体之赈济颇为常见.究其原因除灾荒因素外,更多与生员在传统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生员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动摇与危机;生员出现相对贫困化且不断加剧的趋势以及生员出现社会流动引发对传统社会之冲击等因素不无关系.以灾荒为切入点对其考述,不仅能展示此时期生员群体人格特点变化之侧面,更能管窥明清社会萌发的诸多新动向.     

李敏修与汲县救荒公所

1920年,豫北大旱,汲县及其周围数县逃荒的人很多,而当局没有人出面组织抗灾。李敏修等人当即发起成立汲县救荒公所,并设立了比较完备的组织机构以领导抗灾。汲县救荒公所在查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救灾,设立“凿井”社和“振民”社等。这样,汲县不同层次的灾民施以不同程度的救济。     

解放战争后期美蒋"脱身"与反"脱身"的斗争

解放战争后期,美国为了应付国民党垮台后的局面,决定从中国内战中"脱身",逐渐远离国民党;而国民党蒋介石为挽救失败的命运,同美国进行了反"脱身"的斗争.     

旅平河南赈灾会活动始末

2 0世纪 2 0年代后期 ,河南发生严重旱灾 ,旅平河南赈灾会组织了颇具规模的灾民移垦活动 ,他们经过比较周密的部署 ,将数万嗷嗷待哺的河南灾民移送到了东北 ,并尽可能地使灾民得到较为妥善的安置。旅平河南赈灾会的此次灾民救助活动在民国河南灾荒救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