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流权视角下大股东侵占对上市企业资本配置决策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资本配置的理论阐释,以无风险资产与风险性资产投资为研究对象,将大股东侵占因素内生到企业价值期权模型之中,数值分析大股东的侵占行为对企业资本配置决策和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大股东的侵占行为是导致上市企业资本配置行为扭曲、资本配置非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2)大股东的侵占行为导致上市企业对风险性资产投资的非效率"挤占";(3)大股东的侵占水平与无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正相关,与风险性资本的配置比例负相关;(4)大股东的侵占水平与企业价值负相关,现金流权比例的增大降低了大股东的侵占水平,提升了企业价值.     

股权再融资与大股东控制的“隧道效应”——对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偏好的再解释

我国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股权再融资偏好,现有的研究往往把股权再融资偏好主要归因于融资成本、企业资本规模、自由现金流、净资产收益率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等因素,我们认为这些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特征。基于大股东控制权隐性收益的视角,本文建立了一个模型来分析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行为,并认为股权再融资偏好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股东可以通过“隧道行为”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得到的隐性收益。本文以1998￣2002年间的配股公司为样本,分别从投资效率、大股东资源侵占和非公平关联交易的价值效应3个方面考察了大股东的掠夺行为,结果表明股权再融资之后大股东通过各种“隧道行为”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大股东凭借对上市公司的超强控制能力,掌握一切可能的利益制造机会和利益输送机制,以中小股东“输血式”的资本供给为代价,加速其资本积累和增值过程,从而形成中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再融资特征。     

次大股东对过度投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10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次大股东的视角研究了次大股东对公司过度投资的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绝对控股股权结构下,次大股东不能对控股股东的投资行为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当次大股东为机构投资者时,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现象。将负债分为高低2组,在高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在低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能促进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由此,我国上市公司的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其治理作用未能发挥。     

基于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的企业投融资决策互动关系研究

本文以实物期权方法为工具,从税收利益与破产成本视角分析了企业投融资决策的互动关系。通过分析发现,企业最优投融资决策会因为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而产生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但在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下,股东会倾向于追逐更多的税收利益而产生过度投资的问题,并因此产生更高的负债融资成本,最终导致企业融资决策的非效率。然而,负债代理冲突下的过度投资会因资本折旧的税盾替代效应而有所缓和,并因此降低企业因过度投资产生的融资决策非效率。     

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大、小股东委托代理冲突问题反映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上就是,大股东为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而产生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的研究通过建立模型,将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下,探讨了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不同控制权配置方式及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结果表明:基于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求,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存在于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中;绝对控股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会随着控制性大股东的所有权比例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特征;多个大股东相互监督或合谋都会同时缓解过度投资,以及加强投资不足,且合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取决于合谋成本的大小。     

股权集中、控制权配置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兼论大股东的监督抑或合谋?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控制权配置模式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决策模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不同控制权配置形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0—2008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条件下,企业的过度投资扭曲程度与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而投资不足则与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在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条件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会根据多个大股东之间的监督或共谋而呈现出不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监督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将得到缓解,而投资不足加强;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共谋,形成股东联盟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将会加强,而投资不足缓解.     

股权集中、控制权配置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兼论大股东的监督抑或合谋?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控制权配置模式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决策模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不同控制权配置形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 2000—2008 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条件下,企业的过度投资扭曲程度与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而投资不足则与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在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条件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会根据多个大股东之间的监督或共谋而呈现出不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监督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将得到缓解,而投资不足加强; 而当多个大 股东互相共谋,形成股东联盟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将会加强,而投资不足缓解．     

股权集中,投资决策与代理成本

通过建立实物期权模型,我们分析了集中股权结构下,股东异质性所导致的控股股东代理冲突对企业投资决策和负债融资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集中股权结构下的控股股东价值最大化动机会导致过度投资的产生,并显著提高负债融资的代理成本,即控股股东的价值侵占行为不仅影响到大小股东间的代理冲突,而且会加重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会产生公司治理的正向激励效应,持股比例的增加会降低过度投资程度、增加企业价值和降低负债融资代理成本。而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则会产生公司治理的负向侵占效应,分离程度的增加会导致更严重的过度投资、更低的企业价值和更高的负债融资代理成本。     

管理者代理行为、公司过度投资与公司治理——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企业生命周期新的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的动态层面研究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并检验公司治理机制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随企业生命周期发展不断减弱。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也发生变化,其中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在成长阶段能够有效抑制公司过度投资,而独立董事在成熟阶段及大股东在衰退阶段均显著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成长阶段中的公司监事会能够对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起到显著的监督作用,而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则显著加剧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成长阶段中管理层持股、成熟阶段中独立董事与外部机构持股以及衰退阶段中大股东均显著没有起到应有的治理作用。     

控制权私利下的企业资本配置决策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资本配置的理论阐释,以固定资产和长期股权的组合投资为研究对象,构建出有无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资本配置模型,理论分析控制权私有收益对企业资本配置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的控制权私利行为是导致企业偏离最优资本配置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偏离程度随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度的增大呈非线性变化.该变化趋势主要由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率和长期股权投资收益率的大小决定.     

公司治理环境、资产配置偏好与利益侵占

本文从资产结构视角将大股东资金侵占与投资行为问题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进行研究。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分析表明,外部治理环境越好、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降低了大股东流动资产侵占的比例;投资水平、投资收益率越大抑制了大股东侵占流动资产的动机。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投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率、第一大持股比例与流动资产侵占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外部治理环境与流动资产侵占呈现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回归结果不显著。本文为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未来进一步深入探讨大股东代理问题。     

基于IOS的负债水平与投资支出的实证研究

负债融资带来的股东与债权人冲突会引起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而负债融资又可减少股东与经理层冲突引起的过度投资行为。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投资机会集（IOS）的角度出发,研究了负债融资对我国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     

股权制衡、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企业非效率投资

本文采用基于海洋博弈的shapley指数,对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度与股权制衡度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了股权制衡度、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度与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表现为一种非线性关系;股权制衡能够抑制大股东利益主导下的过度投资行为,但过度的股权制衡会带来投资不足的问题;不同终极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资源配置行为和股权制衡效果影响显著:相对于中央直属上市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表现出强烈的过度投资倾向,且利益趋同效应在地方政府所属上市公司比较微弱,而中央直属和省级政府所属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效果相对较差.     

管理层权力、外部治理机制与过度投资

过度投资作为低效率的投资方式会破坏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能够约束管理层利用权力实施过度投资寻租的行为。以2006年至2013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以产品市场竞争和外部大股东持股衡量外部治理机制,分别采用单变量分析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管理层权力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以及外部治理机制对过度投资-管理层权力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企业的管理层综合权力越大,过度投资现象越严重。不同管理层权力维度变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不同,任职年限长、学历水平高以及持有本企业股份的管理层,越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实施过度投资;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兼任有利于降低过度投资行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产品市场竞争和外部大股东持股均能显著影响过度投资与管理层权力之间关系的敏感性,外部大股东持股比重越高、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越能有效抑制管理层利用权力实施过度投资的行为。     

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控制权与企业资本配置决策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资本配置的理论阐释,以无风险资产和风险性资产的组合投资为研究对象,从控股股东无偿占用上市公司内部资金的角度构建企业价值期权模型,探析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度对资本配置决策和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正相关,与企业价值正相关;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度与企业资本的配置效率负相关,也与企业价值负相关;并且发现,由大股东侵占而产生的对风险性资产的非效率"挤占"是导致上市企业资本配置行为扭曲的一个重要动因。     

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及限制途径

基于国内外文献关于大股东利益侵占的理论研究,本文具体分析了我国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并从相关主体的角度提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对策和建议,抑制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     

发行管制条件下的股权再融资市场时机行为及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本文基于A股市场再融资管制环境,检验了A股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行为中的市场时机特征及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再融资中的市场时机行为显著,表现为两方面:(1)市场高涨时,会有更多的公司申请再融资;(2)申请再融资成功的公司,市场时机适合时融资规模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是申请再融资公司的数量还是再融资规模,市场时机都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基于股价的时机,另一部分是基于再融资管制政策的时机,后者在配股中约占36%.基于市场时机的更大融资规模导致再融资当年杠杆率下降更多,但由于存在发行价格和规模限制,市场时机对资本结构的 影响短暂.     

大股东控制影响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路径研究

本文在使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测度中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基础上,将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机制、投融资行为与投资效率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系,运用通径分析方法,就大股东控制对投资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及其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鉴定中国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结果表明:大股东控制对投资效率具有“激励效应”和“损耗效应”的两面性,并且其“损耗效应”大于“激励效应”,大股东控制通过独立董事比例和资本结构对投资效率发生的“损耗效应”是中国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无效率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完善其他能有效制约大股东“损耗效应”的公司治理机制,才能有效地优化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促进中国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货币政策与集团企业负债模式研究

集中负债还是分散负债,是集团企业财务体制安排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同时披露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这一条件,综合利用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披露的相关数据,考察货币政策对集团企业负债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越紧缩(宽松),集团企业选择集中负债模式的可能性越大(小)。尤其是,当子公司整体盈利能力较弱或子公司整体成长性较高时,集团企业更可能在货币政策紧缩时选择集中负债模式。进一步研究表明集团企业选择集中负债模式有助于降低集团企业整体的过度投资水平,且主要发生在货币政策宽松期;但集中负债模式对母公司过度投资水平并无显著影响,这意味着集中负债对集团企业整体过度投资水平的影响主要源于其对子公司整体过度投资水平的抑制。本文研究发现表明,集团企业会出于"共同保险效应"和抑制子公司过度投资的考虑而选择集中负债模式,与已有文献关于集中负债属于集团企业主动战略行为的观点一致。     

融资约束下或有可转债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基于不确定性投融资理论,探析或有可转债对融资约束企业的投资规模、投资时机及资本结构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进而从缓解融资摩擦与压力的视角为企业引进或有可转债融资提供新的理论解释.结果表明:或有可转债的转换率对最优投资规模没有影响;相对于普通债券,或有可转债显著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压力,减少了非效率投融资决策导致的企业价值损失;当融资约束企业的收益增长率、转换率与转换杠杆较低,而所得税率较高时,或有可转债融资优势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