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界定与实现路径探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乡城迁移和农民市民化逐渐成为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农民既是乡城迁移和市民化的主体,又是城市化的主体和核心,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和能动作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要求迁入城市的农民转化为市民。为此,＂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概念体系需要深入界定。在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乡城迁移的农民必须完成职业转化、身份转变、思想转换和地域转移四个方面的转化。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具有农村农民市民化不可比拟的优点,能够很好地解决我国二元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乡村人变为城市人,融入城市生活,建设城市,从而使城市向着更高层次迈进。而且,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开放性的研究领域,需要深入研究。     

迁移与发展：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的回顾与展望

从推动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等方面看,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由于中国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城市化水平依然很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仍很巨大。中国劳动力乡城迁移远未完成,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互联网消费信贷对乡城迁移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体验消费观的调节效应

本文通过1032份问卷调查数据,从消费数量水平、产品消费质量水平和消费幸福感3个维度,分析互联网消费信贷对乡城迁移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考察体验消费观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互联网消费信贷对乡城迁移农民产品消费数量水平无显著影响,对产品消费质量水平和消费幸福感正向影响显著;体验消费观对互联网消费信贷与产品消费数量水平影响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但对互联网消费信贷与产品消费质量水平、消费幸福感影响关系均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因此,应针对乡城迁移农民创新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充分满足其消费信贷需求,并通过线上线下的宣传与引导强化其体验消费观,促进消费水平的提升.     

家庭化迁移与乡城流动人口的多维度社会融入——基于三类迁移模式社会融入的比较

家庭化迁移日益成为我国乡城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但家庭团聚能否促进社会融入尚不明晰。基于2014年8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针对核心家庭三种迁移模式——单人迁移、夫妻迁移和家庭迁移，从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对比三种类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不同维度的差异及影响因素，并运用倾向值匹配法验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表明，夫妻迁移者社会融入水平最低，家庭迁移者最高。社会融入各维度不均衡，经济融入和社会适应较滞后。家庭化迁移对除社会适应外各维度社会融入起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和流动经历对社会融入各维度起促进作用，城市类型的影响则较为复杂。鉴于家庭团聚能促进个体的社会融入，地方政府应为乡城流动家庭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建立家庭友好型社区，促进流动家庭市民化。     

社会保障对乡城迁移的影响——以10村444户农户调查为例

为了探讨社会保障对乡城迁移的影响,通过对2005年组织的"中国10省10村乡城迁移调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全面分析了乡城迁移人口在城市的社会保障状况以及社会保障对从未外出劳动力进城打工决策、农民工继续打工与回流决策及永久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提出了把城市农民工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工伤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     

外向型城市化发展模式研究--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

学界对于城市化的研究历来都偏重于内力的研究,例如,侧重于区域经济的不同发展步伐;乡村、城市的人口流动状况;政府的地区性经济政策以及新城市建设规划等内力因素的营造,我们称其为内向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但是在资本、人力、技术和市场走向"全球化"的情况下,新的国际分工已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及经济活动急剧增长与集中的主要动力.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在1978～2003年间的城市化,体现了这个新动力.其城市化发展可以概括为"外向型城市化"模式,本文对这一模式的特点、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以及生命力做了分析.     

人口流动与迁移对城市收入分配的影响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与迁移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突出，尽管从长期看，人口流动与迁移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城市化发展，但从短期看则加剧了城市收入分配的分化，甚至使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重。为此，应建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城市综合公共政策体系，将流动人口问题纳入政策关注范畴，将城市公共福利水平作为考量政府执政能力的依据。     

财政能力,城乡迁移与城市化——政府主导模式下的城市化发展

通过二元结构的城乡迁移模型,对中国政府主导型的城乡迁移问题进行了解释。既有的研究多基于市场化机制来考虑人口的城乡迁移,而中国的人口迁移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导的,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对城市公共服务提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进而影响了人口城市化。双元财政体制下,地方财政能力的不足,造成了城市化的滞后以及虚假城市化。推进财政体制的改革,增强地方财政能力,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对于推进中国城市化会起到积极作用。     

中心城市迁移对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

既有关于农民工迁移的“大城市偏好”研究主要关注其经济收入回报,忽视了中心城市对迁移家庭的非经济福利影响。经济福利是家庭核心成员迁移阶段关注的基础目标,而最终目标是追求家庭“生活质量”。通过搭建城市化质量框架,分析中心城市迁移对已婚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关注中心城市迁移对自主迁移农民工以及随迁者收入等经济福利的影响,同时也关注中心城市迁移对农民工的团聚——夫妻共同迁移和子女随迁的家庭迁移等非经济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心城市迁移优势不仅体现在经济福利上,同时还体现在家庭团聚与稳定性等非经济福利方面,在农民工不同阶段迁移决策过程中,中心城市的优势均得到了有力支持。因此,无论是从提升农民工收入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关注未成年子女教育与发展的角度,均应强调在中心城市优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促进农民工家庭迁移。     

人口流动与迁移对城市收入分配的影响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与迁移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突出,尽管从长期看,人口流动与迁移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城市化发展,但从短期看则加剧了城市收入分配的分化,甚至使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重.为此,应建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城市综合公共政策体系,将流动人口问题纳入政策关注范畴,将城市公共福利水平作为考量政府执政能力的依据.     

“乡-城流动”：参与式扶贫与村庄发展的路径

开发式扶贫和救济式扶贫都是政府输血式扶贫,未转化为村庄发展的内在性需求,缺乏内生性动力。农民通过“乡-城流动”的方式,积累了资金,掌握了技术,产生了回乡投资的强烈意愿,与政府反贫困形成合力,实现了非农化和结构重组的再农化,乡村得到了发展。在此意义上,“乡-城”流动是乡村内生性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参与式扶贫的实现途径。     

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互动

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是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具体体现。以区域民营经济发达著称的中国长三角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表现出较好的互动。改革开放以来,萧山先是实施“强县战略”,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工业集聚和推进城市化,以求在地区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动和更好地参与世界经济循环。而后主动实施都市化战略,则是为了拓宽城市化发展的空间和视野,进一步提升城市的规模和区域经济的集聚能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研究

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是以城市化和城镇化建设为契机,由工业化和技术进步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城乡劳动力以城镇为中介,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和从城市向农村流动并存的态势。而我国现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单向流动,给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带来了不少问题。文章认为,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是缓解农村和城市劳动力双重过剩局面,加速城市化进程和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我国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对扩大消费需求的影响

扩大内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措施之一,城镇化对扩大内需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我国,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对于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也存在着许多不利于消费增长的负面影响。文章主要分析了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模式对居民消费需求的负面影响,找出了由于政府的主导作用而造成的不协调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中制约居民消费需求扩大的主要因素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元经济结构的实证分析:一个区域差距的视角

以经典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在地区差距的视角下,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等指标,对湖北省20余年来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予以评价,研究发现湖北二元经济具有阶段性特征,总体上呈现日趋的严重性。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城市化水平;制度革新,以破除人口流迁的中间环节以及城市准入的壁垒;产业结构调整和转换就业结构,引导劳动力进入服务业部门,可以有效地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从而实现“中部崛起”,推动湖北城乡的统筹发展。     

“民工潮”现象的社会学研究

民工潮是在我国经济和社会改革深化的过程发展起来的农民和农村人口的临时性的机械迁移,是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新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机制运行引发的一个社会经济现象.从另一种视觉来看,民工潮包含的两个社会流动过程涨潮(农民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是一个下降的社会流动过程,而落潮(民工回乡)是一个向上的社会流动过程.民工潮是增强我国农村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因素,对我国城乡的稳定发展也有特殊的积极意义.对民工潮的疏导是长期性工作,除了要促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和乡镇经济发展,让农业剩余劳动力尽量就近转移外,政府的服务工作和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意义重大.     

如何实现绿色城镇化发展?——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将能源消费、环境污染引入生产函数,把环境质量引入消费函数,建立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构建一个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讨论能源消费结构优化与环境污染治理的内生增长模型,以此探讨分析实现绿色城市化发展的路径。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了城镇化发展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能源消费、环境污染以及能源消费结构的相互作用关系。基于上述分析,认为:加大新能源、环境治理人力资本创新研发投入,促进生产技术革新、生产方式绿色化,是绿色城镇化的必由之路;鼓励多元参与,构建多中心治理体系,培育居民节能环保生活方式,是绿色城镇化的必要条件。     

河南省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

河南省已经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农民市民化问题成为城镇化进程中一个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突出问题。河南要充分认识城镇化中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意义,积极改变原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快速推进城乡建设,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解决农民市民化的相关问题,以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促进中原崛起。     

地块尺度农地城市流转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武汉市和黄冈市的问卷调查

协调好经济发展和农地保护的矛盾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农地城市流转是这一矛盾的焦点。土地的空间异质性决定了地块尺度农地城市流转驱动机制研究的必要性。通过调查数据，分析了土地异质性对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1）家庭土地资源禀赋的大小是影响农地城市流转最主要的因素；（2）面积较大的地块是农地城市流转的首先对象；（3）质量较好的菜地较易流转为城市用地；（4）处于城市规划区内、到市中心的时间成本较低且交通较发达的农地相对容易流转为城市用地；（5）平原地区的地块比丘陵地区和山地地区的地块更容易流转；（6）农地城市流转具有交通指向性，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展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距离城市主干道较远的农地也逐渐会成为流转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