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新探：作为诠释事件的“咸丘蒙问《北山》”

“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咸丘蒙曲解《北山》诗义的错误所提出的说诗方法。因为自身的儒家立场，咸丘蒙从《北山》一诗中获得了“文本义”“语境义”与“预期义”三重意义，这三重意义彼此矛盾，导致咸丘蒙对《北山》做出“断章取义”的理解。“以意逆志”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而《北山》又因其独特的文本结构呈现出多种可被解读的向度，孟子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种。“以意逆志”的“意”与“志”是儒家学说中“仁义”的体现，具有“心所同然”与“不忍之心”两个心理学前提。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具体表现为用伦理情感延伸出的亲亲之爱置换文本中表现出的怨愤之情。     

孟子“以意逆志”的语义学诠释——基于修辞理解角度

东汉以还,众多学者对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进行了注释、疏解,但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修辞理解的角度看,"文"、"辞"、"志"、"意"固然是准确理解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关键,而"逆"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它包括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个方向的解读过程,涵盖面广,表现力强,可用"推求"对应之。"以意逆志"的过程,实际就是融"意""志"为一体、由已知而未知、"推陈出新"的理解、阐释过程。     

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方法之辨正

本文对诸多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一是孟子并未实践其“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二是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诗》方法是对“断章取义”用《诗》方法的否定,分别给以辨正。并简要分析了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方法的得失。     

从“以经解经”到“以意逆志”——张载经典诠释的原则及其意义

"以经解经"与"以意逆志"是张载经典诠释的两大基本原则。"以经解经"要求"观《诗》则不知有《书》,观《书》则不知有《诗》",亦即"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从而"合内外,平物我,自见道之大端";"以意逆志"则既要求从"文"、"辞"出发,同时又要"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并在对作者之意贯通性理解的基础上,由"文"以达"辞",又由"辞"以解"意";然后再通过"以意逆志"的方式,达到对作者"心"与"志"的直接把握。从"以经解经"到"以意逆志",就既表现出儒家经典含义之内在性与超越性的互补特征,同时也表现了其继承性与创新性统一的发展道路。

Abstract：

"Self-interpreting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undoing the goal with volition" are two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Zhang Zai s Classics Interpretation.The first principle requires one to forget The Book of History when reads The Book of Songs,and forgets the later when reads the former.This also means that when reading books the reader should collect the words and probe into their inwardness.The second principle requires that one should not misunderstand the real meaning out of diction,and not weaken the will o...     

中西诠释思想之比较——以孟子及阿斯特等人为例

如果以西方诠释学作为参照,那么,共有两类诠释方法隐含于孟子思想之中.简言之,他的"以意逆志"说与阿斯特的诠释学接近,"知人论世"说及"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之说则与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雷同.不过,若把孟子的诠释思想与加达默尔诠释学予以比较,我们将看到,双方各说各话、互不相干,缺乏有效沟通的前提.阿斯特等个案说明,虽然同为西方语境下的产物,却非所有西方诠释学都不具备与中国诠释思想的可比性,中西诠释思想间存在着对话的可能.     

“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新释

《孟子·滕文公上》有一段孟子批驳许行观点的话,孟子说:“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文章的大意是清楚的,但对“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中的“舍”,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其中有三种观点影响较大。     

“以意逆志”:从读书方法到解释学境界

到了孟子的时代,在《诗经》的几种应用形式中,“听《诗》”十分罕见了,“赋《诗》”日渐式微了,惟有“引《诗》”硕果仅存.孟门师生“引《诗》”相当普遍,孟子由此在批评“断章取义”的基础上,提出解读《诗》篇必须“以意逆志”.“以意逆志”迟早地、必然地聚焦于“逆”之一环,只要这个时刻来了,“真切”就是对于“逆”最真切的“翻译”.践履孟子说的“以意逆志”,于一般读者而言,理当放弃“中心”之类概念,让更有理解力度的“互动”概念挺身而出;但是,当读者化身作者之后,其真切地逼近《诗》篇之“志”,也只是作为自己的“支援意识”,它们终归要服从于自己的“集中意识”——所谓“意”也.惟有这样理解,“以意逆志”才会成为一种上乘的读书方法,更是一种心向往之但又未必能够抵达的解释学境界.     

中国阅读理论的祖碑——“以意逆志”辨

本文论述了孟子“以意逆志”的由来及其正确理解,论证了“意”是阅读的主体意识,“志”是阅读的根本目的,“逆”是阅读的理解途径。孟子的“以意逆志”论为我国阅读理论的建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从“以意逆志”到“披文以入情”——刘勰审美鉴赏论的产生和演变

刘勰提出的审美鉴赏理论"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指明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主要区别,这一观点成为我国重要文学批评理论的方法。究其渊薮,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开创了读者中心论的先河,《淮南子》、《文赋》进一步阐发,直至刘勰的《文心雕龙》方初具规模,后经钟嵘、宗炳等人努力,终于形成我国独具一格的文学批评标准"味外之味"。     

古汉语范围副词“举”、“毕”、“胜”词义辨析

“举”、“毕”“胜”都是古汉语中表示范围之全的副词,例如: 《孟子·告子上》:“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 《国语·越语上》:“越国之宝器毕从。” 《孟子·梁惠王上》:“诛之,则不可胜诛。” 但这三个副词的词义特点,是有差别的,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执热"新解

《孟子·离娄上》 :“今也欲无敌於天下而不以仁 ,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 :‘谁能执热 ,逝不以濯 ?’”《孟子》所引诗句 ,见《诗经·大雅·桑柔》。《诗经》郑玄笺、《孟子》赵岐注皆解“执”为“持” ,故把“执热”解为“手持热物”、“持热”。此说或许源于墨子。《墨子·尚贤中》云 :“《诗》曰 :‘告女忧血阝 ,诲女予爵 ,孰能执热 ,鲜不用濯。’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不可以不执善 ,承嗣辅佐也。譬之犹执热之有濯也 ,将休其手焉。”墨子将“执”理解为“持” ,故云“休其手” ,因而后人把“执热”理解为“手持热物”。此解近人仍…     

《盂子》中有关“民”的称代词

孟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主张“仁政”,以缓和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他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非常“重视人民生存的权利”杨伯峻《孟子译注·导言》)。因此,“民”成了《孟子》一书的主要议题之一。在《孟子》里,称代“民”的词就比其他书多得多,据统计约有二十个。它们是:     

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辨析

孟子“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理论,今人多评为“切合实际的”、“正确的”文学“批评方法”、研究评论作品的“创造性见解”。少数学者虽有异议,但似乎并未引起什么反响。无可否认,“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理论,确曾对中国《诗经》学史和古典文论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唯其如此,评价就更应审慎和恰如共分。我认为,上述评价不无拔高之嫌,原国在于对“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理论内涵的理解,与孟子本意有所偏颇。现提出就正干专家和读者。     

“管仲以其君霸”的“以”字索解

<正> 《孟子·公孙丑上》里有这么一句话:“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句中的“以”字,据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1981年修订本第一册第298页注:“以,介词,凭着。”依此,则全句只能理解为:管仲凭着齐桓公称霸,晏子凭着齐景公显名。这样理解“以”字,显然不符孟子原意,因为它有违于历史事实。众所周知:春秋时,管仲相桓公,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尊周室,靖四方,九合诸     

“营窟”新解

“营窟”一词,屡见于古代典籍。《礼记·礼运》:“冬则居营窟。”《孔子家语·问礼》同。《孟子·滕文公上》:“上者为营窟。”郑玄注《礼记》云:“寒则累土。”孔颖达疏:“冬则居营窟者,营累其土而为窟。地高则穴于地,地下则窟于地上,谓以地上累土而为窟。”王肃谓:“掘地而居谓之营窟。”赵岐注《孟子》云:“凿岸而营度之以为窟穴而处之。”焦循《正义》:“此营窟当是相连为窟穴。”朱熹《四书章     

“临江”与“黔”地名辨

柳宗元《三戒》“临江之麋”的临江,《中国历代散文选》(北京出版社)《中国历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都注为今江西清江县。这是不对的。临江最早记载于《汉书·地理志》,为汉代巴郡所辖县,治所在今四川忠县。《旧唐书·地理志》谓:“临江,汉县,属巴郡……贞观八年改临江为忠州,治于此县。”因此唐代临江仍在今四川忠县。江西清江之临江建于宋。《宋史·地理志》记:“临江军……淳化三年,以筠州之清     

《庄子&#183;大宗师》“简”字义释

《庄子.大宗师》中“简”字释义历来歧见纷出,主要归为三种观点。马王堆帛书《五行篇》中数处提到了“简”,其义为“不以小害大,不以轻害重”。此义和《庄子.大宗师》中“简”的意义极相符合,只不过在《庄子.大宗师》中“简”用为动词。简的“不以小害大”义是由其本义“大”引申来的。     

杂议屈原和屈辞研究中的“偏颇”

孟子提出理解文学作品“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方法是对我国文学批评的重要贡献,为历代许多文学批评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所遵循.但是,“以意逆志”,是“以(读者或批评家)自己之意逆作者之志”还是以“作者之意求作者之志”呢?“知人论世”,是“只以(作者的)其人其世为背景为参考为根据去理解其作品”,还是“以其人其世去驾驭、统率、控制、规范、规定甚至代替对具体作品的理解”呢?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文学现象本极复杂,又涉及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涉及“论域”的进一步界定,     

“春秋五霸”质疑与四霸之成功

“春秋五霸”之说始自战国,《墨子·所染》和《荀子·王霸》都认为五霸乃齐桓、晋文、楚庄、吴阖庐和越句践。汉唐学者也言五霸,只是对其构成看法分歧,出现三种与战国人不同的观点:其一,东汉班固《白虎通·号》云:“或曰五霸谓齐桓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庐也。”其二,也见于《白虎通·号》:“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也”。——此说最为通行,诸如东汉赵歧《孟子·告子下注》、应劭《风俗通义》卷一以及唐司马贞《史记·十二侯     

孟子《诗》论及其美学价值

孟子用《诗》多为引诗证己,即借《诗》来说理论事,但孟子却不再把《诗经》奉为圭臬,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变通的说法;孟子《诗》论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说,另一有价值的命题,就是孟子提出了关于“怨”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