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探析

根据行政不作为中义务的产生条件不同,可以将行政不作为划分为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与依申请性行政不作为两类.对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的界定要以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负有特定的行政作为义务为前提条件,同时要结合有法定的事实发生之客观要件、行政主体具有作为的可能性之主观要件、行政主体没有履行其法定的行政作为义务之内容要件来加以分析判断.构成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之前提的行政作为义务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是法律规范的直接设定或间接体现,还来源于行政主体的先行行为、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及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设定.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具体表现为作为起因性不作为和纯粹不作为,是具有违法性的.     

简论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缺陷及其解决途径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公共利益的保护单纯依靠行政机关,在行政机关违法或不作为而侵害公共利益时,没有建立依法追究行政机关责任的机制,公共利益的受侵害得不到救济。这表明司法最终原则没有在我国现行法律上得以有效贯彻。行政诉讼制度产生于民事诉讼制度之后,一般是从民事诉讼制度中逐渐分立出来;公诉制度是刑事诉讼的特有制度,如何使其与行政诉讼制度相结合,建立起一种新的行政诉讼制度,以保障公共利益受侵害时能得到救济,是近年的一种理论探索趋势。当一种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人对此提出异议,或者无法向当事行政机关以外的机构提出异议时,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当然不能得到纠正。在这种社会公共利益受侵害得不到有效救济的情况下,国家就需要设立一个公共利益代表机关对这种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以司法作为衡量行政行为的善恶。检察机关依其性质就是这样的公共利益代表机关,不仅有权依法对这一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提出异议,而且有义务对这一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提出异议。在这一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机关是原告,做出这种违法或不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制度变迁视角下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效应分析

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是行政体制改革中直指行政权力架构的重要改革措施,其将会对行政体制的制度变迁产生深远影响.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将会明晰行政权力边界,使行政权力范围及其责任变得可计算,使高度集中行政体制弊端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得到有效遏制;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将使地方政府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并且实现微观行为中潜在制度利益最大化与行政法治挂钩,使法治理念和法治原则彻底摆脱“制度工具论”的困扰,对制度约束下的行政创新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     

违法行政不作为若干问题思考

行政不作为从性质上可分为合法行政不作为和违法行政不作为。违法行政不作为的行政主体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性质上界定违法行政不作为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具有重要意义。司法实践中应分清违法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关系,明确违法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制度。     

上海城市管理与监察在依法行政中面临的难题与对策

合法行政和合理行政是依法行政最基本的要求.按照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审视上海城市管理与监察不难发现其面临诸多难题.笔者通过对权力来源难题、内部体制难题、权力独立难题、人力资源难题和法律适用五大难题进行剖析,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对策.     

析当前行政监管中的不作为问题

行政监管中的不作为,当前主要表现在违法审批、日常监管不力、疏于监管、履职不到位、忽视第三人利益、对许可事项不作跟踪评估六个方面,原因主要有观念、利益、立法、体制机制等方面的。     

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的危害与治理

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不作为的一种类型,它严重背离"执政为民"的理念,违背公共行政的精神与原则,现实中更是损害法制的统一性和法律的严肃性,危害公共利益。应该采取相应的治理对策,加强对行政公务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行政理念与权力观教育,在立法上确立行政公益诉讼等制度加强对依职权性行政不作为的治理力度,实施严格的责任追究,加强人大和人民法院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组织动员、行动策略与机会结构——业主集体行动结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组织动员、行动策略和机会结构三个维度出发,基于发生在1999-2012年的中国191个业主维权案例,系统考察了纠纷类型、参与人数、维权方式、业主组织和政府反应五个因素对业主集体维权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涉及政府部门的行政型纠纷和混合型纠纷中,业主不易维权成功;动员一定数量的业主有助于集体维权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动员人数越多,成功可能性越大;不同维权方式及其组合会影响维权结果,非制度化的激进行为并不利于业主实现其利益诉求;真正代表业主利益且能有效运作的业主组织可以显著提高业主维权成功的可能性;政府的行政失当行为(包括不当干预和行政不作为)大大增加了业主维权的难度。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现状。     

实践科学发展观须破除官本位

官本位是与民本位根本对立的价值取向,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大障碍,它会危害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及其执政行政的能力,会危害到党群和干群关系,会危害到民主和法制建设,会危害到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当前,官本位主要表现为官价值至上、官＂真理＂至上、官利益至上、官僚主义泛滥和官商勾结严重。官本位在当代中国还有很大的市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社会现实根源。要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破除官本位意识,为此要完善制度安排,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政治伦理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行政主体义务设定的失衡及价值选择

行政主体义务设定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为相对一方当事人确定禁止规则或强加负担的行为 ,它是行政权的延伸。与其它类型的行政权行使一样 ,义务设定必须符合法定条件 ,同时又要符合行政合理原则 ,这也是行政法治、依法行政的要求。然而 ,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主体义务设定的失衡现象非常普遍 ,如对程序负责不对实体负责的失衡 ,以经济利益为重而以社会利益为轻的失衡等。因此 ,必须探讨义务设定中的合理价值选择 ,即有利于建立法律秩序、有利于实现公民权、有利于行政管理过程有效实现、充分体现行政伦理准则等四个方面的价值选择。     

行政的“疆域”与行政法的功能

行政的范围 ,既取决于不同时代 ,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 ,同时也取决于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成本—效益的认识。在传统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较小 ,政府管的事自然不多 ;在现代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大增 ,政府的职能和行政的范围是不是就应该和必然无限地扩张呢 ?行政国家、全能政府在为人们部分解决了现代社会发生的许多复杂问题 (如“市场失灵”问题 )以后 ,又导致了大量的更为复杂的问题 (如政府腐败、社会腐败问题 )。于是 ,“有限政府” ,政府权力向社会 (“第三部门”)转化的方案提出来了。政府权力转化为社会公权力后 ,行使社会公权力的行为还属不属“行政”的范畴 ,应否受行政法的规范和控制 ?行政法的功能是什么 ?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对之有不同的看法。现代行政法在纠正传统行政法片面强调管理或片面强调控权的偏向后 ,正逐步形成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为手段 ,以服务行政相对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体系     

房产“限购令”的救济瓶颈及其突破路径

房产"限购令"作为政府运用公权力干预市场秩序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当确保相对人享有完善的救济体系,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现行抽象行政行为的救济途径存在瓶颈,通过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补偿等若干路径,可以有效突破上述瓶颈。     

行政包干的组织基础

回应“行政包干”的缘起问题,针对“成本衡量”说,本文建议从行政机体本身的特性和历史关系,说明发包制的存在。由于政府的多元角色、多中心控制权的组织关系以及对执行工具的依赖,政府系统逐渐发展出具有灵活适应性的、不同于单一科层体系的、能够利用上述组织环境的方法,来推进任务的执行。“行政包干制”顺势于不言自明的控制权范围,通过默许、交换和隐形授权,将目标和利益不同的组织容纳于一体,形成了今天治理体系中混合共生的形态。因此,政府行政体系的组成结构、其内部真实的组织关系和多元角色是发包制产生的基石。     

天下为“公”：民国时期县级公产管理制度与产权变迁

近代公产转型与基层公共事业、国家治理机制的演变紧密关联，并承载了“公”观念的变迁。本文从产权视角出发，以民国时期浙江县级公产管理制度为基础，考察公产转型的历史进程。民国成立后，县级公产被纳入地方自治机构统一管理，其有别于“官产”“私产”的产权性质得到法律的确认与规范。在国家政策变动与治理事务扩张的背景下，自治机构对公产的管理引发诸多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推动县级行政制度改革，逐步将公产纳入政府管理，“公产”的概念也随之扩展，并逐渐向政府财产偏移。     

The Rule of Law Approach to Government Governance in China*

Chinese government governance involves the two dimensions of autonomy and co-governance. The process of moving from government management to government governance is a synchronous process of moving from government by a legal system to a “rule of law” government. Such governance coincides with the rule of law in terms of fundamental guarantees, governance frameworks, intrinsic values, external forms, goal pursuits and construction paths and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The multi-subject structure, multiplicity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teraction of processes, diversity of modes and complexity of disputes in this form of governance place new demand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response to these needs, we should improve the government’s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the disposition of its powers by means of statute law; expand the types of administrative bodies and improve the laws o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enrich the sources of law; use consensus rules to improve controlling rules; be guided by interactivity in improving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system; normalize diversified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nd establish multipl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 right relief. This will highlight the rule of law path taken by government governance. In the course of the 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such governance with the rule of law, we will need to coordinate our responses to its latent risks, such as governance pitfall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rule of law.     

中国加入WTO的政治意义

政治与行政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全球化对中国的政治与行政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中国政府在加入WTO时做出了在政策的透明度、确定性、公正性等方面要达到国际标准的承诺 ,这意味着要更加强化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为此 ,需要深入进行行政体制改革 ,这种行政改革应该以自己的服务对象为中心。     

我国公务员权利可诉性初探

文章从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出发 ,提出了将公务员与行政机关的一切权利义务争议都排除出行政诉讼范围的质疑 ,并以国外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为分析依据 ,指出了我国现行法规定的不合理之处 ,初步探讨了对于公务员权利的可诉性救济     

完善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探讨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行政法的精髓 ,在指导和统帅行政法的制定、实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没有真正体现行政法的本质特征 ,也没有反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法的新理念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行政法基本原则理应包含行政合法原则、程序正义原则、行政救济原则。     

社会正义与政府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要求政府承担起社会正义的责任,但却不知道怎样才是对政府责任的证成;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批评政府作为不当或不作为的事情并不少见。本文在论述政府对社会正义责任的证成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正义的维度,以及社会正义实现的决策方法。尤其给出了社会公正度的函数和数学模型,这一量化标准,对于推动社会公正的决策提供了可行的途径,有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