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释道安对其"五失本"翻译原则的态度

释道安在长安组织佛经译场的过程中,为了指导和规范译场的翻译活动,提出了"五失本"和"三不易"的思想.人们对"三不易"思想认识比较一致,而对"五失本"思想,特别是释道安对于"失本"所持的态度问题,在认识上一直存在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释道安不允许译者在五种情况下失本;二是认为释道安允许译者只有在五种情况下可以"失本".通过对释道安的佛经翻译思想进行综合分析,从原则上讲,释道安是不主张译文"失本"的,但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如果译者精通梵(胡)、汉两语,翻译水平高超,文字驾驭娴熟,译文能做到既不"失实",又更具可读性和可接受性,适当做些删削文饰工作也并非不可.所以,"五失本"是释道安对译场佛经翻译所提出的一般性原则,但他并不拘泥于这个原则,而是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     

从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论看文学翻译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把握——以索尔·贝娄的小说Hidden With in Technology＇s Empire,a Republic of Letters的翻译为例

＂翻译研究学派＂关注译文产生的文化背景,源语和译入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传统对译文产生的影响,他们以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为理论出发点,提出了翻译规范论。该领域开先河者为图里,理论集大成者为切斯特曼。本文重点关注切斯特曼对翻译规范的阐述,以及其论述对文学翻译中译者能动性的启示。     

文化视野下古代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辨析

在我国古代持续十一个世纪的佛经翻译过程中,关于经文的"文质之争"从未停止过。借助翻译文化研究的新视角来看,"文质之争"不仅仅是翻译方法或译文风格上的分歧,而是反映了在译入语文化的操纵下,译者如何对"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做出的选择。     

“我者”镜像反观佛经翻译中文化“他者”的凸显

翻译不只是一种语际符号和语意层面的交际行为,更多的是两种文化间相互尊重差异、平等交流、双向互动的一个中介。纵观整个佛经翻译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其间既有作为"他者"的印度文化的胁迫式传入,又有作为"我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理解,自我完善的需求。正是在翻译中,之于"他者"的"我者"对他文化的从拒斥,接受到融入的更新认识和自我建构,促使了佛经翻译的进一步发展,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翻译活动,实现了文化大融合。间性思维在佛经文化翻译中的逐渐彰显,佛经翻译事业也由衰及盛。     

鸠摩罗什佛经翻译的社会接受视角

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体现了译者个体接受的主体性和客体性,而其客体性突出体现在深受当时对译入文化的社会接受的影响。这种社会接受影响了鸠摩罗什佛经翻译的翻译目的、文本选择和翻译风格。鸠摩罗什对译作的社会接受的考虑也使他的译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接受。译者作为特殊读者的个体接受和具有强烈历史性的社会接受之间是一个互动的整体。     

梁实秋译莎的审美制约

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受到某些审美因素的制约,主要包含三方面：文体形式因素的制约、译入语传统文化的制约以及源语语言特征的制约。梁实秋以散文体译莎,他更加注重内容的表达,音美效果不太理想;他在潜意识中受到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译文有时呈现出某种“文化误读”;他在句法处理和词语处理等问题上或多或少使译文有悖于译语规范,带有生硬的欧化痕迹。     

勒菲弗尔对中国佛经翻译的误读

在《中西翻译思想》中勒菲弗尔对比并分析了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佛经翻译的特点。但是勒菲弗尔对于中国佛经翻译文化背景的解读并不全面,因此他对于佛经翻译中的口授,翻译文体,忠实观等存在误读,并且过去强调佛经翻译初期无原本这一偶然性的影响,甚至把它归结为一种文化传统。     

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

我国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于唐朝达到鼎盛。东汉至三国时期为早期的佛经翻译实践;两晋时期逐渐开始对以往译作的翻译批评;隋唐时期初步形成佛经翻译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又指导译场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不朽的经典译作。因此,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呈现出＂由翻译实践到翻译批评,再由翻译批评到翻译理论,最终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环形模式。     

文化规约在韩国影视剧中文译本中的运用

韩国影视剧的文化性翻译失误主要表现为原作品的文化信息经翻译后,不能为中国观众所理解或接受。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译文背离了译入语的文化规约。为避免这种失误,翻译活动应满足译入语的语法规范、译入语受众的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翻译伦理解析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中蕴含的翻译伦理一直被国内翻译界忽视.卞之琳提出“信”是为了破除“信达雅”对译者的桎梏以及强调译文需要对原作忠实;提出“译”的目的是破除“直译”“意译”的无谓争论和批判译界为追求译文的美感而对原文内容不忠的不当译风;提出“似”一方面是因为在文学翻译中无法做到译文与原文完全对等,另一方面是因为译文必须满足译入语文化规范的要求.“信”和“译”折射的都是翻译的再现伦理,“似”折射的是翻译的规范伦理,“以似致信”是卞之琳融合2种翻译伦理的方式.     

释僧祐之翻译观解读——基于释僧祐论译经文本差异化缘由视角

分析释僧祐论译经文本差异化原因,结合罗宾逊、蒙代、纽马克以及弗米尔的翻译观点,解读释僧祐在佛经翻译过程中所持的翻译观,包括对佛经和译经语言差异、佛经译者才趣差异、译经“文质”和详略差异的评述。     

存异优先,兼顾规范——《道德经》英译中的译者伦理

典籍英译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而译者伦理是典籍英译中应首先厘清的一个问题。为更好地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历时地对比分析了西方译者对《道德经》中＂道＂的英译,以求发现其背后所体现的两种文化间的较量。结果发现西方译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历一个由漠视到尊重的转变,对自身文化的态度经历了由固守到兼顾的转变;尊重并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性、兼顾译语文化规范应成为当下典籍英译中的译者伦理。     

李白《上云乐》景教意蕴探蠡

李白乐府名篇《上云乐》是否含有景教意蕴,学术界颇有争论。揆诸文本并结合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西安所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敦煌景教文献与开封犹太人碑刻等相关文献中的旁证,可知"道"与"大道"可指异教法门,"元气"为景教士借用之道教术语,女娲、盘古之名为西方神灵的音译或意译,而李白的身世决定他接触景教士的机会极多,故而可推定本作品应当为景教歌辞,应作于唐玄宗或唐肃宗时期。     

陈亮“治道”思想的两个向度——“君道”与“师道”的内在逻辑

＂君道＂和＂师道＂是陈亮＂治道＂思想两个向度,＂君道＂施的是＂礼乐刑政＂,＂师道＂行的是＂仁义孝悌＂,君主＂经世致用＂之道在于能够＂交修而并用＂＂君道＂与＂师道＂。从＂王霸义利之辨＂的批判来看,＂君道＂与＂师道＂统一的＂治道＂思想之所以能解构朱熹＂三代＂历史的必性命题,在于陈亮清晰分析＂君道＂与＂师道＂存在的内在命理,即＂号令＂与＂教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可归纳为三对共存范畴：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实体规范与道德约制、外在行为与内在修养,这三对辩证统一的范畴有力地佐证君主治理国家过程＂君道＂与＂师道＂的施行统一。     

刘殿爵《道德经》英译本研究——以“天下”一词为例

作为译坛权威之作的刘殿爵《道德经》英译,契合了国人与英语国家人士的思想。以“天下”一词为突破口对译文进行梳理分析,既能凸显出道家（教）思想对“天下”观念的构建功效,同时也有助于勾勒出刘殿爵译本的翻译策略及幕后的改写因素。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寻求平衡是刘殿爵的翻译策略。凸显中华文化魅力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赞助人的企鹅出版集团以及《道德经》本身的诗学元素都成为了《道德经》改写的幕后主导因素。     

庄子的语言观及其艺术人生观

庄子意识到＂道不可言说,但又必须言说＂的二难问题,即语言既是表达道不可缺少的工具,在表达道时又遇到重重障碍,故无法完全表达道。故庄子主张通过＂得意忘言＂的途径解决此难题。庄子此主张并非是说完全不用语言表现道,而是主张进入忘我、忘言而与道同一的顿悟境界,即运用语言而不受语言束缚的＂道进乎技＂的境界。此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的追求思想影响了自他以后许多文人雅士对文学艺术的追求方向,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辉煌发展。     

描述性关照：勒奎恩《道德经》英译本剖析

美国当代女作家厄秀拉·勒奎恩不懂中文却翻译出了《道德经》,而且反响不错。通过描述性翻译研究的视角分析该译本的生成过程,包括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途径的选择、翻译目的的设定、翻译内容的安排以及译文的受众效应平衡等,能有助于解除规范性对《道德经》翻译的诉求,更有利于了解国外对《道德经》的解读策略、目的和为此所作出的尝试。     

细读与表现——北岛的诗歌翻译观述评

北岛在《时间的玫瑰》一书中所体现出的诗歌翻译观可以概括为以知音的身份进行细读的翻译理解观,以及用纯粹有力的语言重塑节奏的翻译表达观。北岛的诗歌翻译观属于表现的翻译观,与传统的再现的翻译观有根本的区别。认识并尝试建构表现的翻译观对于解决当下关于诗歌翻译的争论、建立良好的诗歌批评机制、提高译诗质量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浅谈胡适对李渔戏曲的评价

胡适在五四时期对于传统戏曲的批判和对李渔戏曲的肯定，都出自于剧场性这一戏剧的根本特性。胡适认为李渔戏曲特有的曲折而充满矛盾纠葛的情节，性格丰富复杂的人物，恢谐风趣的宾白，对生活和人情的细腻体会，决定了李渔戏曲是活的文学的样本。胡适这种客观和充满学理性的态度，决定了他在五四时期的戏剧理论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对于中国戏剧的发展都具有极大的合理性。     

从文化层面探析湛约翰对《道德经》的诠释

从文化层面来探析湛约翰对"道""德""阴/阳"之文化内涵的诠释,对其如何诠释及诠释的缘由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作为一名传教士的湛约翰翻译《道德经》的目的是传播基督教文化,即:言说"自我",但最终的结果是促进传教的同时、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西传,即:言说了"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