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经济增长始终是我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推动经济增长有多个因素投资、消费、出口等,其中投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状态中,由于一些制约因素的存在使企业投资主体的投资功能暂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在现阶段,政府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更具有特殊的作用,这是由政府投资项目的特殊性决定的.但政府投资也应注重投资方式,可以采用直接投资、间接投资、财政贴息等多种方式.     

转轨时期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运用1978-2006年的省际数据对东西部地区政府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财政投资对东西部两个经济条件不同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此外,财政投资效应也呈现出内在的结构差异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较之于物质资本投资更为显著和持久。为此,本文就加大政府财政投资力度,调整财政投资结构,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对我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投资需求主导化趋势分析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投资率不断上升。在总需求的构成中,投资需求已经取代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过高的投资率让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固定资产的投资,加剧经济大幅度波动的风险。在这种经济模式中政府更容易通过控制投资来影响经济的运行,但却削弱市场机制的本身作用,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更容易产生利益的博弈。我国特有的投资体制以及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最大化的目标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如果不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会更加困难。     

抓住有利时机推进经济转型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型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规模较大的投资计划，加大投资对于经济转型意味着什么？未来我国应如何加大经济转型升级力度？这就要求政府要充分利用经济增速放缓形成的压力，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倒逼企业加快结构调整，培育新的增长点。当前经济形势下经济转型可以发挥的作用     

后发展经济体金融转型比较研究——以社会联盟范式解读韩国和台湾金融转型

后发展经济体依靠金融抑制实现了经济起飞,但是金融转型却差异巨大。以韩国和台湾两个典型的后发展经济体为案例,运用社会联盟范式探寻后发展经济体金融转型差异性,其原因是:根源于经济结构的社会联盟及其运作导致了后发展经济体金融转型呈现出不同的轨迹。     

中国转型期财政支出政策再研究

财政支出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集中体现在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拉动民间投资的不断增长,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在中国转型时期,如何处理好政府财政支出扩大与民间投资增加之间的互动性关系极为重要。政府支出增加产生的预期效果不会出现"挤出效应",在相应政策下还可以带动民间投资。     

国债规模投资论

随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力度的加大 ,国债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 ,在国债投资效率不高的情况下 ,我国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依靠国债积累率 ,进一步说是依靠国债规模投资的推动。本文在重点分析国债规模投资形成机理的基础上 ,提出三条对策性建议     

区域投资与经济均衡增长——广东省区域经济失衡的投资因素分析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广东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也在扩大,而且这种趋势至今还没有改变。从投资的角度,运用相关经济增长模型对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结果表明,投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在不同地区的差异是广东区域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建议采取以下政策措施:投资项目的区域倾斜,积极引导产业转移,促进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完善区域金融体系和金融生态等。     

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已经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经济也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在2008年出现大幅度下滑。中国采取了4万亿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来应对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依照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及工业化所处的阶段,4万亿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不过从长期来看,必须改变这种依靠投资和第二产业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与对策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中资源需求的爆炸式增长,主要来自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型性、粗放型增长方式,承受了巨大的国内外压力,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现代市场主导型模式的指引下,中国经济实现高消耗向低消耗的增长模式转变势在必行。但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目标与政府自身的角色定位始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打破窘境的出路在于:更新发展理念,优化经济结构,促进节能、减排,依靠科技进步,深化体制改革。     

广西经济增长与“三大需求”关系的实证分析

消费、投资、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短期内,可以依靠投资、出口实现GDP的增长,但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助推器。通过消费、投资、净出口与广西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近年来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主要是居民消费贡献率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减少;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较大,较低的投资效果系数说明广西粗放型的增长依然很严重;较低的净出口弹性系数说明广西对外贸易的发展空间很大,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促进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协调发展。     

跨越中等收入的数字经济动能转换:理论与实证

一国或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需转换经济增长动能成为理论共识,但对数字经济动能转换的机制尚缺乏深入探讨.本文以基于技术效率思想的两化融合刻画数字经济,构建数字经济动能转换的理论模型,研究表明:在低收入低融合和高收入高融合情形下,两化融合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在中等收入中融合情形下,两化融合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说明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增长动能会出现结构失灵现象.本文基于55个国家或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显示存在这种动能结构失灵现象.据此,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制的"技术效率转轨"假说,并构建数字经济动能转换理论,认为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需要从以信息化带动路径为主的技术效率转变为工业化促进路径与信息化带动路径并行的技术效率,通过实施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并举、应用性创新与探索性创新互补的复合式创新战略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本研究为数字经济动能转换、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     

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在当代经济活动中,投资不仅与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密切相关,而且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如何实现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成为当代世界各国政府和理论界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文章通过对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二者的周期性变化特征及其相关性的分析,论证了消费与投资关系失调是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不成等比例变化的根源,并对其做了理论解释.     

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民工荒问题的思考

农民工是我国各行业、各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就业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企业以及个人本身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直接影响到产业的更新换代和结构优化,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状况为研究视角,探讨它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对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升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试析布莱尔工党政府的成功之道

尽管遭受“伊拉克门”事件的重创,布莱尔领导的工党集团仍顺利赢得2005年英国大选,实现了历史性的三连任。工党成功的直接原因是其有效地调整了英国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工党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微观经济政策改革支撑了英国经济的平稳增长;社会政策改革推动了“福利国家”向“社会投资国家”的转型,增强了社会福利支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种大体上兼顾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政策是基本成功的,显示出新工党统治集团具有较强的执政能力。     

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及其财政政策选择

投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当前市场萧条、内需不足和货币政策不甚明显的情况下,更要重视运用财政政策如财政支出、税收、国债等来刺激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为经济增长创造基本的经济条件.     

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经验的视角

发展与转型是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从1949年到1978年是中国从不发达的市场体制过渡到计划经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经历了计划体制的有效期、低效期和混乱期,计划体制的绩效递减趋势明显.而从1979至2008年则是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经济增长一路高歌,但即便在1992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维系在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中.虽然这种增长是高速的,但其内在的低效率和不和谐也是很突出的.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完成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向市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过渡.     

基于政府农业投资行为的基本理论考察

政府成为农业投资主体,对农业进行投资,对中国农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政府农业投资行为的基本理论考察,在理论上界定政府农业投资行为,揭示其主要特征,探寻政府农业投资行为的理论依据和客观必然性,主要涉及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舒尔茨农业经济增长理论。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政府干预经济和政府对农业投资的必要性,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政府农业投资行为创造了理论前提。     

国际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基于三个经济转型国家的比较研究

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在中国、印度和巴西这3个经济转型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从大到小的顺序是中国、印度和巴西.实证结果表明,印度的吸收能力最好,巴西最差,中国位于二者之间.流入印度的FDI只有中国的1/13.8,是巴西的1/3.4.但其经济增长率达到5.5%,大大高于巴西,较好的吸收能力是其重要原因.此外,不同类型的FDI对这3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起不同的作用.中国吸收的FDI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技术溢出效应也不很明显;巴西的FDI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并购,这样FDI增加了现有的资产,但没有转化为生产力,对增长的贡献不大;流入印度的FDI是技术密集型,集中在信息领域,但其规模较小,对经济整体影响并不突出.由此认为,这3个经济转型国家只有培养出卓越的人力资本,增加吸收能力,提高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才能充分利用FDI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索洛定理"看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有四个因素资本品积累(投资)的增加,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技术变革.而目前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中央政府的投资支撑的,而要维持西部地区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还要依靠其他因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