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慕容鲜卑与两晋的关系

慕容鲜卑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教民族之一,曾先后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和北燕五个政权,是十六国时期建国最多的一个民族.前燕一度成为东北唯一强国,对东北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慕容鲜卑最初奉晋室为正朔,在军事上协助晋室平定叛乱;随着前燕的发展壮大,慕容儁在位时结束了对两晋的臣属关系,双方进入征战阶段.慕容鲜卑十分重视对晋人的招抚,这些晋人在慕容燕政权从建立到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交往,慕容鲜卑仿效汉族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对其内部进行适当调整,通过对汉文化的学习使其文明产生了巨大飞跃,在北燕灭亡后,大量慕容鲜卓人融入汉族之中.     

略论匈奴汉赵政权与两晋的关系

西晋初年,匈奴尚与西晋保持臣属关系,西晋则延续曹魏政策,在怀柔、安抚的同时,限制匈奴的发展。八王之乱爆发后,以刘渊为首的匈奴贵族趁机壮大实力,建立政权,最终消灭了西晋,将晋朝势力驱逐出北方。进入前赵后,石勒在北方崛起,前赵忙于在北方的争夺与扩张,与东晋并未发生大规模战争。在此过程中,汉赵政权在国内建立封建职官体系,保护农业的发展,大力推行汉族文化,加速了匈奴的汉化。汉赵政权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却揭开了此后百余年少数民族在北方争夺中原霸主的斗争,同时引起了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融合的高潮。     

后赵末年姚氏动向浅析

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掀起了此起彼伏的立国高潮,西部的羌族也加入了这一潮流。特别是后赵政权的瓦解,为这个被徙关东的民族提供了良机。在流民纷纷回迁的大势中,在民族认同意识的推动下,姚氏利用各方力量,围绕立国目的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     

浅析后赵石勒的民族政策

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时间,是我国历史上最纷乱复杂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据中原,西域各民族政权交替执政,造成了复杂的民族关系。各族统治者开始推行各自的民族政策,后赵政权的建立者石勒亦通过制定一系列积极而有效的民族政策来达到维护其政治统治的目的。     

《桃花源记》与两晋占田制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留给后人的杰作。文章试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陶渊明所生活年代的经济制度,并由此出发揭示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     

两晋史论文探析

史论是论说文中重要的一支,其发展同悠久的史官传统有关。魏晋时史论十分成熟,大致有以史实为主的史论、史传后的人物评论以及历史人物专论等类型。其中,历史人物的专论占很大的比重,内容主要涉及品第人物和隐逸之风,由此出发可探究两晋的士风。     

石勒与后赵政权再认识

石勒消灭王浚和刘琨势力,标志着石勒集团已经成长为4世纪初北部中国比较重要的政治力量。石勒逐渐突破华夏正统观的影响和束缚,其政权以胡羯为主体;但其建国道路亦有汉人贵胄及其他各族民众参与其中。石勒政权的民族属性与政权依托地的居民构成息息相关:前赵与后赵的民族属性截然不同。石勒的姓和名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反玄虚思潮与两晋文风之变迁

正始玄学家的玄虚怪诞，激发了玄学内部反玄虚的思潮，该思潮与西晋重倡儒学之风相呼应，士人名教自然并重。这种风气强化了东汉以来文论求实诚、疾虚妄的倾向和尚通脱的风气，在西晋形成了追求省净和追求繁缛的两种文学倾向。西晋繁华过后，东晋冲虚玄淡的士风使得省净文风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清远、恬淡、简约的新风尚。     

两晋文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

两晋时期,文人接受汉魏乐府的主要方式是在创作中进行模拟。两晋诗人共创作乐府诗230余首,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依旧曲作新词;第二,接受汉乐府叙事诗体;第三,对汉乐府题目与内容相关之特点的接受;第四,对汉魏乐府内容、题材、风格等的接受。两晋诗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为后代诗人拟作乐府诗提供了范式,并进一步推动了汉魏乐府的经典化进程,在乐府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撰述与现实政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对立、民族矛盾尖锐复杂和门阀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形势对这个时期历史观念、历史撰述形式都有很大影响,现实政治斗争在历史撰述中往往有直接反映。首先,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这是政权对立与正闰之争在历史撰述中的表现,是正闰问题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朝史撰述中以一系相承或一脉相传为特征的正闰问题,虽然仅是史家历史撰述时的一种笔下安排,但在这个时期已经超出历史撰述方法的学术范畴而成为一种政治方法,在当时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次,崔浩的"国书案"是北魏前期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当时政治斗争在史学上的反映,是借史学问题而进行的政治斗争。重姓族、崇门阀是崔浩的基本思想,也是崔浩罹祸的根源所在,崔浩的贵族政治理想与鲜卑统治者发生矛盾是《国书》案的导火线,国史只不过是这些矛盾的一种激烈的表现形式而已。再次,《魏书》在当时招来众口哗然,号为"秽史",这是门阀意识在历史撰述中的突出反映。围绕《魏书》的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不说是北朝史学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一个缩影。     

魏晋的鹦武赋与当时文士的英才情结

自汉末祢衡为《鹦鹉赋》 ,魏晋时期继作者十余人。细加分析 ,此种现象的发生 ,固有模拟习练、较技竞才的成分 ,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 :当时文士因鹦鹉的聪慧 ,而以之为英才的象征。魏晋乃崇尚英雄的时代 ,文士更往往以英才自居 ,遂形成借鹦鹉以抒写其英才情结的风气。     

六朝邻里关系研究

六朝邻里关系中鼓励进取、促人向善的社会价值观普遍左右着人们的思维。乡邻重视社会舆论对士人的评价,才学之士受到尊重,有的人因此进入政坛。邻里对贪财之人都很鄙夷,有才而无德的人受到乡邻的轻视。因倡导以孝治天下,有孝行的人受到邻里和官府的广泛关注。邻里之间以和睦相处为主流,体现为邻里之间相互帮扶,共渡难关。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邻里中有号召力的人,能够率领乡邻抗敌自卫。官府也为强化邻里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邻里之间的不和谐表现为欺压良善、相互仇杀等。     

魏晋南北朝巡行与考课关系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巡行使能够获取地方官的为政信息,并把该信息传送至上级部门,以作为考课地方官的重要依据;巡行使亦可在巡行过程中奉旨直接考课、黜陟地方官。巡行既是考课信息的重要来源,也是考课的一种重要方式和考课制度实施的重要环节。     

魏晋隐逸诗的流变及与士人园林之关系

隐逸诗和古典园林是士人隐逸文化的组成部分。魏晋时期,隐逸诗和古典园林作为士人隐逸思潮的载体而兴盛。这期间,隐逸诗由游仙、招隐等题材逐步转向山水、园林题材,而士人园林的勃兴也反过来影响到隐逸诗创作意境的开拓。     

两晋南朝陆机文学接受论

陆机才高博洽,工于诗文,辞采富赡,其才思与作品备受时人及后人的赞赏。从西晋经东晋至南朝,诸多文士或继承其创作技巧,如陆云学习其模拟技巧、陶渊明承袭其挽歌诗创作手法、谢胱追踪其锤炼字词技法等;或评议、鉴赏其文学作品,如张华、葛洪、刘勰、钟嵘等皆通过品评的方式对其诗文予以褒扬;或选录其名篇佳作,如萧统《文选》,采用的具体方式虽不同,但都对陆机之作予以高度评价,体现出较大范围、较高程度的接受。     

晋宋建康城市空间管理制度

晋宋建康城市形制为套城制,第一重宫城设有六门,六门外置行马,为宫城外部空间的重要管理设施;第二重都城也以六门为标志,六门内人员出入行止主要体现在行车分道制度等。建康城市的空间管理突出了统治者在空间划分和对人的行为约束这两方面的控制功能,凸现了城市行为空间的等级制和象征性。     

论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的发展

汉晋之际是道家思想大发展的时期。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东汉后期为第一阶段,是道家思想挣脱压抑,走向复兴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曹魏正始年间,是《老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为魏末西晋之时,是《庄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四阶段是东晋时期,道家思想进一步走进宗教和社会生活,为道教的成熟提供理论基础,为佛教的中国化提供契合之点,在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美学、庄园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别具一格的金元文化与审美趣味

金元两代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审美趣味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这一时期写意表情艺术勃兴,在美学上强调主体意识,伸张个性精神;二是追求变异美,对和谐美的传统进行变革.     

辽金元在唐诗学史上的贡献

辽金元处于我国古典唐诗学的成长期。它们既是由宋返唐的通道,又是自唐入明的门户,南北分流,弃宋归唐,转折过渡,承前启后,在唐诗学的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