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匈奴汉赵政权与两晋的关系

西晋初年,匈奴尚与西晋保持臣属关系,西晋则延续曹魏政策,在怀柔、安抚的同时,限制匈奴的发展。八王之乱爆发后,以刘渊为首的匈奴贵族趁机壮大实力,建立政权,最终消灭了西晋,将晋朝势力驱逐出北方。进入前赵后,石勒在北方崛起,前赵忙于在北方的争夺与扩张,与东晋并未发生大规模战争。在此过程中,汉赵政权在国内建立封建职官体系,保护农业的发展,大力推行汉族文化,加速了匈奴的汉化。汉赵政权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却揭开了此后百余年少数民族在北方争夺中原霸主的斗争,同时引起了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融合的高潮。     

略论十六国时期各族人民斗争

自西晋末到北魏统一北方的一百三、四十年间,入居中原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族,相继在中原和巴蜀地区建立二十多个政权(其中也有汉人建立的政权),历史上习称“五胡十六国”。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分裂割据时期,政权更迭频繁,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作为封建社会历史“轴心”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也呈现出复杂的形势和独具的特点。一、十六国时期各族人民起义概况     

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

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是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六国前后135年间,匈奴、羯、氐、羌、鲜卑先后建立的诸胡族政权,通过民族族源上的寻根认同、政治制度上的华夷互化、统治思想上的德天相辅、经济领域中的以农为本、文化领域中的尊儒重教,推动本民族的汉化与封建化进程,并初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十六国政权的汉化成就不仅为北魏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隋文帝统一天下,开创隋唐两代民族和睦国家强盛的新局面做出了贡献。十六国统治者大都是一些汉化颇深的胡族首领,他们步中原秦、汉、魏、晋历代汉族统治者之后尘,推行汉化和封建化新政。正是因为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汉化特征较为平淡,故这一段民族融合的重要史实很少引起后世史学家们的重视和注意。     

石勒对河北、邢台文化的贡献

<正> 石勒是我国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建立者。他出生于山西武乡县,羯族人。在二十多岁时被西晋并州刺史司马腾掠卖到山东荏平地主家做耕奴,不久被主人释放。后到武安临水做佣工。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他乘乱而起,集积人马,逐鹿中原,南征北战,建国立业,与河北特别是邢台结下不解之缘,对河北、邢台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试论地缘条件对汉匈关系发展的影响

汉匈关系的发展演变是两汉时期重要的政治现象,双方强弱位置的转换与两汉时期的政治地理条件关系密切.研究发现汉匈双方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双方综合实力形成有重大意义;阴山、河西走廊等战略要地的得失限制了匈奴势力的发展;长城防御体系的形成则使汉政权获得了战略优势.?＃     

论后赵和前秦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

后赵和前秦是“十六国”前期两个重要又彼此连接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境内除汉族外,还有所谓“六夷”亦即匈奴、鲜卑、羯、氏、羌、巴氏、乌恒、丁零等众多少数民族,民族关系极为复杂。同时,不论是后赵,或是前秦,又都是“十六国”中佛教最为盛行的国家之一。尽管后赵和前秦统治的时间都很短,但都制定和推行了一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其政策的得失,却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十六国时期民族文学述略

西晋灭亡以后,黄河流域成为北方少数民族争取统治地位的战争场报。这些民族主要有匈奴、羯、氐、羌、鲜卑,史称“五胡”。他们先后建立了地域割据性的十六个国家,其时从公元316年到439年,史称“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文学,尤其是民族文学,由于战乱、语言隔阂等原因,本来就难以发达,保存下来的文献则更少。在后来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有些汉语文学文本也难以确辨其民族属性。我们现在只能根据残存的信息,大略描写这一时期民族文学发展的轨迹。     

感悟终极——从史铁生的小说看他的苦难意识

两晋时期的南北大族是司马氏政权的基本政治力量,与大族势力的结合成为该政权的特质,这一现象在会稽大族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西晋政权以北来大族为重,故会稽大族的政治地位已不及前朝.进入东晋后,随着世族地主经济的持续发展,东晋统治者为了稳固其政权,不得不拉拢会稽大族,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会稽士族官僚群体的形成,便是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大族势力与政权之间的这种关系,体现出两晋政权的士族政治本质.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儒家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发展研究

十六国北朝时期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分别建立了众多的政权,具有中国历史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在各民族政权中延续并且实践着,"华夷共祖"的民族共同体思想也在各民族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实践;各民族政权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是推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力量。各民族政权的儒家文化认同还是游牧民族进入农耕民族分布区之后的一种文化选择,是游牧民族文化思维向农耕民族文化思维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利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同样也是推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精神力量。     

浅析前秦国主苻坚的个人悲剧

公元4世纪,中国北方正值我国历史上称之为“五胡十六国”的动荡时期。在这一时期,氐、鲜卑、羌、匈奴、羯等各个少数民族在各自领袖人物的带领下先后在中国北方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这些少数民族领袖中,有一位气度恢弘才干非凡的人物,他就是氐族政权领袖、前秦皇帝苻坚。在他的治理下,前秦一度成为十六国时期最强盛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是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政权。但由于淝水一战的惨败而使国家解体,最后使统一的时间向后推迟了二百多年。苻坚的失败固然有其自身的失误和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规律,但偶然性的因素也是造成历史最终走向的原因之一。     

北魏丧葬制度初探

北魏丧葬制度系承袭汉魏、西晋并融合东晋、南朝之制而来 ,但也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北魏丧葬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与北魏社会的汉化过程大体同步 ,不仅对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丧葬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 ,而且对隋唐的丧葬制度及其演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晋宋齐涪陵郡废置及属州考

西晋仍置涪陵郡后,由于涪陵郡本身置废不一和诸家史地志书记述不清,晋宋齐时期涪陵郡废置与属州问题成了后人不太清楚的问题,以至于后来学者认为三峡地区的涪陵郡在西晋后期因被少数民族首领控制而废罢,到南北朝的齐朝时才复置;西晋到齐,涪陵郡都属于梁州。这是不正确的。实际情况是东晋、南宋仍设置涪陵郡,西晋后期到齐朝,涪陵郡均属于益州     

东晋王朝的皇权伸张与历史继承

虽然东晋处于士族门阀制度的全盛期,皇权式微征象明显,但是东晋朝廷仍然试图重振权威,对外伸张晋室的正统地位,对内凝聚臣民对朝廷的向心力。虽然这一政治努力的线索比较晦暗,但是仍然有迹可循,成为东晋时代在门阀政治之外的另一条政治线索。由于东晋朝廷无力扶持小农经济,故东晋社会土地私有观念淡薄。东晋财政虽然沿袭西晋制度,但是由于立国江南,不得不因时而宜,有所变通。     

论六朝陶瓷艺术的审美取向

六朝陶瓷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创作的作品。以东晋为分界,其艺术风格在前后两个时期具有明显的差别。这一差异是由两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审美取向所造成的:三国、西晋时期的陶瓷艺术直接继承的是汉文化因素,即以神学为主要审美取向;东晋、南朝时期的陶瓷艺术衔接了魏晋玄学思潮的影响,在艺术风格上以简约、幽雅,以及瘦骨清像的人物创作形象作为审美取向。     

陆机诗文创作与两晋诗风

文学史上所概括的西晋太康绮靡诗风与东晋江左玄言诗风 ,都可以在号称“太康之英”的陆机诗文中见出绪端。从现存作品中可以看出 ,他不仅写出了大量缘情绮靡之作 ,也有不少表示玄思哲理的诗文 ,前者是为了迎合上层贵族集团享乐之风的需要 ,希望通过文学才华来干名取誉 ,获致官职 ,在西晋太康绮靡文风中有明显的代表性 ;后者则表现了希望通过对形上之理念之把握从而居乱世以不变应万变的心理 ,对于东晋永嘉文坛的因谈尚玄之风也不无影响     

论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的发展

汉晋之际是道家思想大发展的时期。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东汉后期为第一阶段,是道家思想挣脱压抑,走向复兴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曹魏正始年间,是《老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为魏末西晋之时,是《庄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四阶段是东晋时期,道家思想进一步走进宗教和社会生活,为道教的成熟提供理论基础,为佛教的中国化提供契合之点,在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美学、庄园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从《焦氏易林》看汉代人的秦史观

《焦氏易林》作为一部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特殊文化典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就多有对秦史的相关记载。其中对秦兼六国、扶苏、商鞅和秦昏暴之政的记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人的秦史观、儒学理念在汉代民间的普及以及汉代人对秦的理性反思。     

东汉东晋时期大同的佛寺和佛教活动

大同地区在东汉和东晋时期就有寺院和佛教僧侣的活动。大同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应为建于东汉时期的通光寺。东晋释道安和慧远等高僧在浑源龙山的弘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著名的悬空寺有可能始建于东晋时期。大同佛教史应该引起史学界和佛教界的重视。     

两晋江东大族群体政治心态演变的历史考察

江东大族群体是一支在两晋之际江东政局中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重要力量。随着两晋天下及江东形势的不断变化 ,他们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治心态。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挣扎后 ,他们选择了与“侨姓”士族合作的道路 ,最终促成了东晋王朝偏安江南的政治局面     

《琴操》的作者及其成书

关于<琴操>的撰者及其创作年代,据史料记载,主要有两汉之际桓谭说、西晋孔衍说、东汉蔡邕说三种说法.但无论从文本的角度、文献记载的角度还是从著者的生平思想的角度分析,将<琴操>一书的编撰权给予蔡邕无疑都是最有说服力的.<琴操>一书产生于东汉音乐文化下移、琴的地位得到提升的历史背景下,是蔡邕本人的音乐天赋、儒道兼修的思想及传奇经历双重作用下的产物,其成书大致在蔡邕流放吴会的十二年间(179-1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