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融合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的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问题,近人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对于这一时期民族大融合出现的历史原因、各民族融合的具体经历以及民族大融合对我国历史的深远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撰写出许多很有见地的论著。近年来,笔者在研读有关史籍和近人论著时,总感到在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融合的研究上意犹未尽,有几个从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史实中引出的理论问题,一直萦绕于怀。 一、从魏晋南北朝北方的民族融合看斯大林的“民族”定义     

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论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陈寅恪先生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开拓者,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提出许多精辟见解.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民族与文化的历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他反复强调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关键.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关系上,他提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论点.这对研究中华民族融合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一、西北诸族融合于汉族的趋势和特点隋唐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割据,在全国施行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从而大大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融合。然而,隋唐与魏晋南北朝时民族融合相比,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频繁的民族迁徙,各族之间的争战、割据,由此产生的各族之间的同化、融合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而是在统一政权下内地汉族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政令、措施,逐渐同化、融合周边各族,或周边各族与邻近汉族和其和民族的自然融合;汉化仍然是隋唐时期民族融合的主流。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融合模式的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通常学界认为各少数民族因其经济文化政治落后于汉族人，所以，认为少数民族汉化是民族融合的主流。此论正确。但民族融合是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所走的道路也十分曲折，绝非仅仅是少数民族汉化那么简单。本文从剖析信都冯氏和勃海高氏两个家族的变迁，发现了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汉人胡化再汉化的一条民族融合模式     

试论儒学与十六国北朝的民族融合的关系

自孔子创立儒学之始,时至今日,儒学始终发挥着它的政治功用。在民族关系领域,儒学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十六国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较多地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征服特性。儒学在促成民族融合的同时,也不断完善发展了自身。     

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中的民族传记及其特点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民族融合、民族迁徙最剧烈的时期,众多的民族建立了本民族的政权,而且还与诸多的海外民族发生联系,所有这些内容都被记载在《魏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北史》《南史》等正史的民族列传当中,研究这些民族传记及其特点,对于民族史的研究乃至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儒家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发展研究

十六国北朝时期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分别建立了众多的政权,具有中国历史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在各民族政权中延续并且实践着,"华夷共祖"的民族共同体思想也在各民族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实践;各民族政权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是推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力量。各民族政权的儒家文化认同还是游牧民族进入农耕民族分布区之后的一种文化选择,是游牧民族文化思维向农耕民族文化思维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利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同样也是推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精神力量。     

明代岭南地区的民族融合关系论析

明代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各民族的交往十分活跃,民族融合日益加深,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明代岭南民族融合关系具有普遍性与不平衡性,双向性与延续性等特点,并最后推动了岭南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发展与进步。     

民族融合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与申三等同志商榷

民族融合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关于民族的历史过程的学说。在我国,由于民族融合与现实联系十分紧密,以及其他各种原因,从而长期以来成为理论研究的一个禁区。随着学术环境的改善,学术界关于民族融合问题的讨论逐渐增多,并不断深化,基本接近于恢复民族融合理论的真实面目。民族融合理论研究的深入,对于全面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发展的现状和民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关于民族融合理论的探讨中,《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发挥了阵地的作用。它在1988年第2期、第4期、1989年第1期先后连续发表了一组(4篇)有关民族融合理论的文章,如蔡运国同志的《社     

论古代戏曲音乐的形成和民族文化融合

十六国北朝时期,西域各民族部乐进入中原,与中原传统音乐相杂融合,产生了八十四调,为古代戏曲宫调音乐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艺术基础;金元时期,传入中原的胡乐蕃曲,则对古代戏曲独特的音乐风格的形成,发生直接影响。十六国北朝与金元两代,都是古代各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古代戏曲音乐的形成,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艺术结晶。     

西夏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西夏是我国北宋时期西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政权建立后,治内民族众多,各族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对外一方面与辽、宋争立正统,另一方面又有被辽、宋、吐蕃三方夹击的危险。从整体来看,西夏面临着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作为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政权,党项李氏除了继承前代中原地区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之外,又结合自身的民族特性,对当时的民族关系作了新的认识和总结,形成了西夏独特的民族关系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对蒙元统一全国有着借鉴意义,而且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大一统的“首足”观、设立“属国之官以主匈奴”以及“三表”、“五饵”等内容。“三表”、“五饵”的战略构想,既是在与匈奴单于进行一场民心和民众的争夺战,也是在与中行说打一场舆论战。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和先秦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思想,都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产生过深刻影响。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德”是贯穿在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中的主线;其二,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三,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其四,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其五,思想认识和方案设计的狭隘性。班固在《汉书》中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评价很低,认为没有多大价值。其实,贾谊的思想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高扬大一统的旗帜,强调华夷一体,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第二,蔑视匈奴,设立消灭匈奴的时间表,有利于改变汉朝君臣的低落情绪和惧怕匈奴的社会心态以及坚定汉朝君臣的自信心;第三,提倡用先进的文化和文明改变匈奴的思想代表着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90年代以来新疆维吾尔族与汉族关系研究述评

回顾90年代以来关于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分别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分析和概括,贡献十分显著。但是局限性同样存在。对后冷战时代所提出的维吾尔族和汉族两个不同民族,如何在民族亚文化存在差异的条件下睦相处的问题,现有研究的应答相对薄弱。     

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对两宋时期和亲理念的初步考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绝大多数朝代都有和亲或具有和亲性质的联姻关系,只有宋明两朝没有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从表面来看,由于宋、明没有实行和亲,似乎使中国古代和亲历史中断了两个朝代,其实则不然。仅就宋朝而言,既有部分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问题作过反思与评论,又有君臣讨论如何应对辽及西夏的求亲,也有大臣就和亲问题与辽进行外交谈判。两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借助对历史上的和亲的反思与评论而阐述自己的民族关系主张。大致说来,北宋时期的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大都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而对现实的和亲则大都持反对意见;南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对和亲持否定态度,以评论和亲而反对南宋与金议和。他们所谈论的和亲,多数指两个政权的通婚,有时也指议和。两宋时期的和亲概念,无论是其内涵还是性质,都已发生了变化,与汉唐时期和亲的概念有很大差异。所以,对两宋时期出现的和亲,切不可全部以通婚视之。宋辽之间就和亲问题的外交谈判,充分体现了当时宋朝君臣对和亲问题的认识程度。北宋之所以拒绝辽和西夏的求婚,主要在于宋朝君臣的民族偏见,他们把和亲政策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从体面、尊严等方面审视和亲,提出“和亲辱国”的极端看法。加之辽在开始时明确要求宋朝皇帝的女儿出嫁,进一步加重了宋朝君臣的心理负担和羞耻感。宋朝的“和亲”概念及和亲理念,丰富、发展和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和亲思想,是中国古代和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宣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汉宣帝对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万国伏,贻长久”,其思想核心是“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因这一思想符合中原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成了后世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赵充国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主要由三大理论观点所构成:一是以夷击夷,二是分化瓦解诸羌同盟,三是“威德并行”。从汉宣帝以及大臣们对赵充国的理论观点表示怀疑到逐渐理解和认同,说明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个被逐步认识和逐步接受的过程。魏相对少数民族出师应有名的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大气和大度,它既体现了汉朝主动改善汉匈关系的积极态度和诚意,也与汉宣帝“信威北夷”的思想比较合拍。萧望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观点,一是反对汉与乌孙和亲,二是“不伐丧”,三是“让而不臣”。尽管“让而不臣”是当时处理汉匈关系的最佳理论,却遭到了丞相黄霸和御史大夫于定国等重臣的普遍反对。由于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让而不臣”的理论并积极实践,才使汉朝出现了“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太平和繁荣局面。由此可见,真理并非都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就如何对待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这件事情而言,真理就为萧望之个别人掌握。     

蚩尤和炎黄同为中华民族三先人

溯源炎黄、蚩尤及其关系,论证蚩尤是苗族的先人及其影响,探讨蚩尤被历史遗忘的原因以及重新评价蚩尤的意义。     

马克思国家利益观的辩证视角与双重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有关国家利益的内容。国家利益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国家利益是社会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对立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各利益要素的统一。从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视角,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利益观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我国国际关系实践的启示,既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     

试论民族理论基础理论的更新

社会主 义市场 经济体制 的建立, 改变了 社会 成员 之间 的 生产 关系 。社 会成 员同 时 具有 的 民族身份必 然使社会 经济关 系这一重 大变 化直 接 反映 到 民族 关系 中 来,为 民族 理 论增 添 了民 族关 系 与市 场经 济这一 新的研究 内容。作 为社会主 义市场 经济体制 基础的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理论与 实践的发 展,特别 是社会财富分 配制度、现 代企业 制度等的 确立和 有关理论 的发展, 又从另一 方面要求 民族理 论及时更 新传统 观念,以适应中 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 设的发 展     

苏轼族类生命意识的来源与特征

族类生命意识区别于"爱国"的政治概念,是人类所共有的,包括族类生存与发展双重含义,并可以脱离国家的政治依托而独立存在的文化概念。中国历史延续至宋代,与中原王朝跨入后期封建社会相对应,汉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军事关系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逆转,汉族在与周边民族争取政治生存空间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劣势。亲身经历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苏轼在这种民族关系环境的刺激下,结合汉族原有传统中的族类生命观念,以及家学渊源,对汉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文化发展的可延续性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以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与不为空言的特点,诠释了他自己以汉族为本位的族类生命意识。尽管苏轼的这种族类生命意识在北宋时代还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但在今天世界文化交融日益紧密的形势下,对以"中华民族"为整体概念的宏观性族群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