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文本中的“其他”

在2018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文本之中,其他一词出现在条文之中共计61次,涉及52个法条。其他一词在法条之中按照是否同类和是否特定化可以分为五种含义范围。对于司法实践之中,尤其是对于某种程序性事项或现象能否归入其他的范围,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并未作出如何理解与适用的相关规定。故为了能更好地把握与明确刑事诉讼法之中不同法条其他的具体含义以及更好理解和适用其他一词,有必要本着小心求证的态度对刑事诉讼法中其他一词进行一定程度的阐明。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一种重要的法治社会观念.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经法院依法判决确定为有罪的情况下,根据法律应推定其无罪,井以此设定其诉讼地位、诉讼权利,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论我国司法解释的主体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目前实行二元一级司法解释体制,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对法院审判工作中和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具有解释权。本文从司法资源、司法效益及公正、法制统一及检察机关职能等角度出发,认为应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并提出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一元二级司法解释体制的设想。     

再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

程序法治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实现程序法治的根本途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的程序保障。实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必须重新构建侦、诉、审三者关系,重点是侦、诉关系和诉、审关系。只有再次启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并以审判为中心进行全面设计,才能实现这部法律的科学化、现代化,为达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奠定基础。     

论我国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及其衔接

法律与法律之间应当协调统一而不应冲突,但我国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却存在明显冲突,具体表现在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三个方面.这些冲突必须加以解决,否则会影响新律师法的实施,会阻碍律师依法行使新律师法规定的相应权利.解决二者冲突的途径应该是使他们实现衔接,具体衔接方案可以是适用新法方案、法律解释确认方案和修改刑事诉讼法方案.     

人权保障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以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为视角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焦点,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人权保障的理念应作为其基本价值指导思想。为此,要改变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现状,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构建一个更完整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体系,使刑事诉讼法作为人权保障法的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刑事诉讼法文本中的“可以”

“可以”一词在《刑事诉讼法》使用多达133次，其功能主要用于表示对公安司法机关的授权。由于“可以”一词本身语义的模糊性，致使实践中对相关包含“可以”一词的法条文本在解释时发生争议，存在着对“可以”一词的“误解”与“误用”的情形。在公安司法机关掌握着法律解释权力的实践中，文本的解释为“权力”服务的倾向交不可避免。     

最高人民法院具体应用法律解释权的规范分析

《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就审判活动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拥有解释权,该解释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了司法权的统一特别赋予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解释权,并不意味各级人民法院和法官在法律适用中的裁量解释权被剥夺。在现实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些已经明显超越了法律赋予的行使解释权的范围,呈现出"立法化"的倾向,所以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规范解释权必须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不得侵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应有的十大理念--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论前提

司法活动的进步有赖于司法制度的改进,而司法制度的变革则源于理论和观念的推动。综合我国目前刑事诉讼的理论和实践,在刑事诉讼法中应树立公正至上、程序优先、以人为本、诉讼透明、控辩平等、证据本位、裁判中立、司法独立、诉讼经济、诉讼文明十大理念,并且这些理念应该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有的理论前提。     

论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的“亲亲相隐”原则

亲亲相隐又称亲属容隐,是指一定亲等范围内的亲属,除犯谋反、大逆外,均可以互相隐匿犯罪行为,而且减免刑罚。由此,亲属犯罪相隐不仅涉及到刑事实体法中的某些犯罪不予处罚或者不构成犯罪,而且包括刑事     

论刑事司法领域内的行政权力与司法审查制度

本文阐述了宪政背景下,现代法治国家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刑事司法领域内行政权力的特性及其与司法权的关系。作者就我国的刑事诉讼中侦查权与检察权的定位进行了分析与检讨,认为二者作为行政权力,具有“范围宽泛”和“不受制约”的特点,应当按照“有限政府”与“权利保障”的宪政要求,在我国建立司法审查制度,通过实行司法令状和非法证据排除等措施,规范和制约我国侦查权与检察权,以实现我国宪法“保障人权”的目标。     

试析中国法律解释体制下的司法解释制度

作为中国法律解释体制下的一种重要制度,尽管司法解释得到逐渐改革和完善,但仍然存在一些弊端,需要加强立法,理顺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的关系.司法改革的方向不应以判例法取代司法解释,而是要建立司法解释与判例解释相结合的解释体系.     

刑事诉讼分权制衡机制之价值论析

分权制衡机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研究,一是事实层面,一是价值层面。价值层面的研究是以人和人的需求为依据展开分析,对分权制衡机制的正当性进行论证。刑事诉讼中的分权制衡机制之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其作为刑事诉讼主体自由保障机制的价值;二是其作为诉讼公正实现机制的价值;三是其作为诉讼效益促生机制的价值;四是其作为对立关系缓释机制的价值。由此,我们不应当仅把刑事诉讼分权制衡机制视为权力制约的方式,而要全面认识其在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并在制度构建中充分贯彻和体现分权制衡原则,使该机制能更好地发挥功用。     

刑法司法解释中的类推解释研究

随着罪刑法定原则的演变,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已不再被禁止,但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刑法学界却持一致的否定态度。不过不容否认的是,我国颁布的相当一部分刑法司法解释中却着实存在着类推解释现象。同修改刑法和法官造法相比,刑法司法解释中的类推解释在填补法律漏洞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笔者认为应当正视类推解释在刑事司法解释中的客观存在及其积极作用,承认其合法地位,并完善其监督机制。     

刑事和解视角下检察官的司法能动性分析

刑事和解体现正义、秩序、效率等法律的基本价值追求,是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创造性的司法活动,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刑事司法政策目标.在法律空白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刑事和解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发挥刑事和解的积极作用,对检察官的专业素质、对现实社会的洞察力、对刑事司法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的认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机制结构性障碍论析

研究刑法司法解释的机制就是着力对我国刑法司法解释过程作动态性的考察,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机制的结构性障碍主要表现为：解释机制的指导理念失当即对政策与法律的本质差别存在错误认识;对解释机制存在的必要性认识不清,表现为立法权与司法权没有各司其职;解释机制发生的场合偏离即司法解释与具体法律适用脱节;对解释机制缺少应有的制约表现为司法解释的无序化和非规范化。     

刑事诉讼法目的之辩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认为刑事诉讼法应当以保障人权为目的之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与支持.这样的提法,不但从逻辑上无法理顺,与中华民族的法律观念、法律心理以及中国的现实国情也难以契合,最终必然陷入名实难符的两难境地.惩罚犯罪是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人权保障则是实现这一目的过程中必需坚持的原则和应当贯彻的精神.     

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完善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兴起,法律程序中的经济效率问题逐渐受到了各国学者的重视。诉讼程序简易化和简易程序多样化已成为刑事诉讼程序立法和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刑事简易程序存在适用范围狭窄、形式单一、对当事人主体地位尊重不足等多方面的问题,应在认真总结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改革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对其进行包括程序本身设计和配套制度建立在内的全方位完善。     

论中国刑法中的扩大解释

无论是在类推适用的旧刑法时期,还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以后的新刑法时期,扩大解释都是刑法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刑法中扩大解释的目标与一般法律解释无异,是以探究立法原意为指向。立法原意包含两个方面：静态的立法原意是指立法时所意欲表达的意思和目的;动态的立法原意是指立法后所认可的法律用语的变更与发展。合理的类推解释应当并入扩大解释,扩张后的扩大解释的界限仍是罪刑法定原则,具体以刑法规范对解释的形式约束为判断标准。     

论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的三个问题

本文对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所涉及的三个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剖析,即:(一)刑法司法解释对所解释的刑法规范颁布以前的案件是否有溯及力;(二)刑法司法解释对所解释的刑法规范实施以后自身颁布以前的案件是否有溯及力;(三)刑法司法解释对解释的刑法规定实施以后自身实行以前。已有的生效司法解释正在实施,新的司法解释是否有溯及力。笔者主张,在这三种情况里都应该坚决贯彻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并提出了立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