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的灾难式景观:一种针对灾难电影的社会学考察

风险社会是灾难电影的社会学语境,灾难电影中的灾难场景表达了社会结构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并且承载了人们对风险的伦理思考——如何面对并处理超出社会结构的不确定力量.基于"确认风险"与"感知风险"两个风险认识维度,灾难电影以"感知风险"的认知形态参与建构了风险社会的事实;灾难电影的个体命运叙事以"灾难终将过去"的结局寄托了人们意图掌握自己命运的伦理诉求.当维系社会结构的理由日益形式化,灾难电影传达了反思现代性的伦理主题:现代人需要从个体中汲取支撑社会合作的自然人性力量,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想 像 的 能 指 ——好莱坞灾难电影的审美意识形态图绘

灾难电影是好莱坞类型电影的新宠,它以技术、叙事、生产与传播等优势,建构了挑战视听极限的审美体验,也更加隐藏起了意识形态的锋芒。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视角,通过对观影主体在实在界、想象界、象征界中审美特点的分析,能够更加清楚地揭示灾难电影——作为"想象的能指"——以想象界为核心和中介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复杂面貌和本质属性。     

20世纪初叶电影在东北边陲之兴--哈尔滨早期电影市场研究

哈尔滨独特的历史、经济及人文环境,催生了哈尔滨的电影市场,并使其成为国内形成最早、发展最快、最为成熟、位居前列的电影市场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新兴移民城市和多元文化背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哈尔滨早期电影市场的管理和检查有其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对社会伦理爱情题材影片的关注则与其他城市大体相同,反映出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心理及传统文化的有力影响。哈尔滨电影市场的变化和国产电影业的发展,表现出外国电影在中国市场的境遇随时间与地域而有很大的不同。     

由“教化”到“共鸣”:新中国爱情电影的涵化转向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包括爱情题材在内的国产电影始终肩负着对受众进行主流价值涵化的使命。本研究以涵化理论为视角,探究电影作为大众传媒的属性特征,并以国产爱情片的涵化转向为切口,考察新中国电影与主流意识形态、受众之间的涵化机制,窥探中国电影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从生态批评视角解读灾难电影——以《2012》为例

生态批评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于英美后,即凸显出逐渐强大的生命力,并越来越受到文学批评的关注.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对以《2012》为主的灾难电影进行解读,有助于唤醒人类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和谐发展.     

历史灾难与影像记忆:《金陵十三钗》与南京大屠杀

作为特定的历史事件,南京大屠杀不容置疑,许多电影工作者尝试以影像的形式再现这段人间灾难.以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为例,从历史灾难与影像记忆的角度,对比分析其视角选择与影视改编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文化价值观,反思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灾难及其艺术再现,希冀更好地铭记这段历史.     

艾默里奇灾难片中的普通人

灾难片带给人的是感官与精神的双重震撼。艾默里奇的灾难片成功塑造了栩栩如生、性格各异的普通人形象,以个体关注的方式诠释了灾难的发生。艾默里奇灾难片中普通人的形象塑造形成了故事人物与观众之间的共通性,从而使受众获得对于人性本身更深层次的追思,同时也增强了观众自我价值的认同,提高了观众在电影艺术欣赏过程中的审美层次。     

商业化背景下国产动画电影的出路

电影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与商业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文章通过分析国产动画电影在商业化背景下的流变、商业化冲击所带来的影响及国产动画电影目前存在的问题,为国产动画电影的发展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回顾、审视与展望——对中国电影类型研究的思考

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是决定电影类型研究兴衰沉浮的关键因素,电影类型研究的变化与转向往往也是社会文化语境变迁的反映与折射。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从功利性、实用性转向学术化、专业化;从注重社会教育功能转向关注娱乐功能;从学习西方的类型理论走向了民族类型电影研究。中国电影类型研究的具体发展历史也决定了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首先,目前,制约我国电影类型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瓶颈是本土电影类型理论的缺失;其次,如何实现西方类型理论的中国化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最后,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应关注一些世界电影类型研究中的共同问题,应该具有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将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作为世界电影类型研究的一部分,对世界电影类型研究上面临的共同问题,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羌族萨朗的价值及保护和利用

作为羌族最为古老的传统民族歌舞形式,最具代表性的艺术精华之一的萨朗,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汶川特大地震是羌民族的一次灾难,同样也是包括萨朗在内的羌族文化艺术的一次灾难.及时对地震给羌族萨朗造成的破坏及其现状进行评估,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抢救、保护与利用,已成为震后一项非常重要和紧迫的工作.     

原型理论分析下的灾难电影——以《后天》和《2012》为例

《后天》和《2012》两部电影是美国导演罗兰·艾默里奇的代表作,作为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灾难电影,两部影片作为可解读的文本,其中蕴含的大量具有原型的意象也寄托了文本营造者的时代情感。本文通过运用诺思洛普·弗莱的神话一原型批评理论重释影片中出现的意象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生命镜像中的“疼”与“痛”——以冯小刚《唐山大地震》为例谈灾难电影的心灵维度

影片《唐山大地震》以其真实而撼人心魄的生命镜像,演绎了地震灾难造成的普通家庭生死离别悲恸的三十二年,现实主义地表现了女儿无法直面的人生,回避中始终无法完成的自我认同和母亲惨痛的废墟记忆。通过心灵转换生成中的意象、苦难废墟记忆的光与色及日常生活写意话语的背后三方面从影视本体论的层面上,分析影片如何探寻并成功地营构了震后幸存者心灵伤痕及日常生活中难以抚慰的心理空间的＂余震＂。创作者用饱含＂生命温度＂的光线刻划出生存者背影中沉重的灵魂,以生命镜像完成了召唤结构中个体生命＂疼＂与＂痛＂的人类内在生命体验的哲性思考,以源于生活真实的深厚民族底蕴,诉说出北方古老的土地上绝望而不屈地存在着的生命力量。与同类灾难影片比较分析,该剧显出独特的摄影造型观念,更加注重灾难之于人心灵的强烈震颤与难以愈合的伤痕,层层捕捉震后心理干预的心灵维度。     

从电影《2012》到"新灾变时代"——从气候变迁史解读"世界末日"问题

电影《2012》演绎的板块快速移动，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毁灭性灾难其实是不科学的。古今所谓“世界末日”观念，均无科学依据。全新世以来，古气候发展有四个主要阶段，并具有2500-3000年的周期，先后分别是前北方期一北方期、大西洋期（黄金时代）、亚北方期（灾变时代）、亚大西洋期（新黄金时代）。目前，亚大西洋期接近结束，一个新灾变时代即将到来，并将对世界气候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我国东部季风环流势必遭受干扰，西部干燥化将加强。     

影视文化特征论——以影视艺术存在为例

在文化与影视文化作为种属概念的前提下,以影视艺术存在为例,阐释了影视文化的主要特征,认为影视文化的特征表现为广泛性与普及性、娱心性与价值功能的统一,而从受众心理的意义上理解,娱心是影视文化的主要承载层面.     

电影片名互译的动态顺应与意境营造

文章从顺应论出发，探讨了片名翻译中对影片内容、目的语文化、消费者心理动态顺应的必要性，指出唯有三方面完美顺应的片名翻译，才能更好地促进影片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同步实现。     

假定性与公共性真实——论当代影视艺术的公共性价值

公共性的本质真实是一种价值真实,这种涵义一直被某种假定性所遮蔽.当代影视艺术越来越凸显公共性的存在意义.从开掘遮蔽公共性的假定性入手,揭示其社会结构性假定、价值虚拟性假定和自我扩张性假定的不合理性质,认为影视艺术公共性真实具有特定的价值基准,主要体现为对现实与未来实现价值的导引,要求主体意愿表达要具备合法理念机制,公众价值理念的表达要形成合理趋向,个体创新纳入公共体要达到充分有效.     

电影《芙蓉镇》中的身体书写

作为对于禁欲主义的“极左”话语进行反思的影片《芙蓉镇》,其意旨在于通过对身体及关切身体的常态生活的肯定和赞颂,来淡化和疏离政治,进而张扬人性的美善之维;但是该片对身体及其行为的处理却又延承了“极左”话语的僵化模式,涂上了浓郁的政治色彩,甚至成为新政治话语的演绎,从而影响了影片对人性的深度开掘及其审美价值的彰显。     

《喋血孤城》：民族精神及其人性反思——兼评该影片对湖南影视剧发展的意义

《喋血孤城》以湖湘抗战中的常德会战为背景,展示了中国军人勇于献身的爱围情怀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和血性。同时,在还原真实历史的前提下,通过对人物的立体性塑造,赞美了生命的自由和舒展,反思了人性的善与恶,通过触目惊心的丑恶、痛苦和死亡来引起人们对“善”的思考和向往。影片对湖南影视剧和湖湘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有重要启迪价值。     

电影广告文案翻译探析

电影广告文案指电影海报文案,是电影广告媒体作品的书面形式,也是直接或间接地引导受众购买行动的文字。电影广告文案分为基础、故事、评论、设问、双关等类型,不同类型的翻译方法有所不同。翻译时只有结合不同类型的特点,充分考虑语言差异、文化差异、修辞差异和电影的商业价值等,才能实现功能对等的翻译策略。     

电影艺术中的价值导向传达——以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为例

文章从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所引起的网络争论入手,采用案例分析与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剧情细节处分析,力求基于此片探讨一个电影发展的现状。那就是电影作为一种年轻的艺术形式,本身具有传播广泛、易于接受的特点,在其娱乐大众的作用之外,我们更应意识到它巨大的教育功用与认知功用。同时,随着受众群体自我思考、自我判断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电影中关于价值导向传达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甚至构成了电影主创人员与观众群体之间的尖锐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