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解读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学

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奠定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基调.他在前人理论基础上,立足于希腊城邦的现实来阐发其政治理论.作为天生政治动物的人,就是指一个城邦当中拥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城邦自然生成的过程,贯穿着人的对作为最高善的幸福的追求的天性;只有在城邦当中,人的许多本质属性才能真正得到展现,城邦是人之为人的前提.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学奠定了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基础,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     

城邦：展现个性自由的公共领域——基于古希腊文化语境的一种政治观

希腊城邦是公共生活组织的一个榜样,是人类政治活动之意义与重要性的典范。城邦所表现出来的全面的公民身份的理想、对同源性共同体的归依以及秩序空间的体认,是人类政治文明不朽的丰碑。在古希腊政治语境中,“公民”是袁征着人之本质的身份和存在的范畴,城邦中每位公民都以能够参与公共事务为荣,并把它看做是展现自己个性的重要途径和载体;而参与公共政治生活是通过理性言说的方式实现,这也是公共领域交往的主要方式;“城邦”不仅仅是物质实体性的,更重要的是提供给人们追求和展现个性自由的场所和空间。     

德性的“主体性”与“普遍性”——基于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一种探讨

德性在今天被看做要么是主体性的,要么是普遍性的。孔子与亚里士多德都不曾提出这样的论题。不采纳德性的主体性论题的表层原因是他们都把德性看做属于心灵的,深层原因是他们都认为人始终具有成为一个实践者的可能性,可能的实践的观点取消了提出德性的主体性论题的必要性。他们不提出德性的普遍性论题的原因,是他们都不认为德性对于所有当下心灵都直接具有普遍性,他们把普遍性看做基于实践者所达到的心灵状态,而人们所达到的心灵状态差别巨大。他们认为,德性含有的普遍性是能够在具有相同德性的心灵上呈现的那种普遍性。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非常接近地表达了一种对于人的问题的伦理学观点。由此可以合理地推论,德性具有今天哲学家们所称的普遍性,但它是一种基于实践的可能、基于德性的心灵展开的可能的普遍性。     

作为“新社会运动”的环保传播及其意义——一种公民社会的理论视角

传统的环保传播研究大多基于新闻学或传播学的视角,将其理解为一种新闻生产或信息传播问题,这种研究视角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本研究以公民社会理论为基本的研究框架,考察了环保传播作为一种"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历程及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当代中国一些环保传播案例的分析,揭示了环保传播对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意义。     

论公有域、公共危机与公民德性——太湖"蓝藻"爆发的理性反思

太湖"蓝藻"爆发传递着一种信息,富庶之地、鱼米之乡因公有域被过度利用,随时可能演化为公共危机。公共危机出现时,公民在焦虑状态中习惯于依靠政府解救危机,应该承认政府作为履行"执政为民"的公共行政职能也全力以赴为百姓解危脱困。但作为公民,我们在遭遇危机之后,有必要认真反思何以会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危机?应该清醒意识到,公民德性的健全和完善才是防范公共危机的根本之路。     

人民性与公民性：两种语言一种心态——对人民性与公民性文学论争的分析

“人民性”与“公民性”是近几年文坛议论比较多的话题之一。这两种提法尽管在表面上存在着区别,但是,在深层上却是异曲同工的。它们最终都将文学引入了历史决定论的道路。无论是“人民性”,还是“公民性”,都是诉诸于一种历史规范,将文学纳入这个历史规范的现成容器之中。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大顽症。文学参与历史、道德建构的时候,如果不立足于自身世界的话,文学将会被历史所抛弃。真正对现实关怀的文学应该立足于文学自足性的基础之上。那些立足于人道主义的立场,与底层者具有深切共鸣的作家,才可能创作真正的底层关怀的作品。     

行政法上的公民拒绝权研究——以人权三种存在形态理论为分析视角

转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频频出现的公民直接抵制公权力活动的现象值得关注,人权三种存在形态理论为公民拒绝权研究提供了独特分析视角.作为人的一项应有权利,公民拒绝权源自近代宪法思潮中的抵抗权.行政法律规范对公民拒绝权的明确认可,实现了其由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飞跃,标志着行政相对人主体性的回归.公民拒绝权由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的转化,有赖于无效行政行为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和行政诉讼类型化思潮的兴起则为此提供了宝贵契机.     

角色压力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视角

本文首先分析了三种角色压力(角色模糊、角色冲突和角色超负荷)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直接、间接影响,然后尝试提出角色压力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模型,最后给未来研究提出合理建议:可深入探讨三种角色压力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不同维度(如助人行为、建言行为等)的影响;充分挖掘个体、群体、组织等多个层面的中介和调节变量。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一种解读视角

马克思主义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从经济因素考察政治到作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基本环节的阶级成为政治的基本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政治逻辑。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研究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具有科学性。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不断遭到社会主义流派内部、自由主义等政治思潮的批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创新的核心问题。     

新媒体与公民参与的关系建构——基于公共领域理论视角下的环境类事件分析

如何量化新媒体对公共领域建构及公民参与影响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问题。本文在公共领域理论基础上,以PX建设中青岛与宁波公民为对比研究对象,采用调查法、案例研究法、对比研究法等探讨新媒体对公民参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宁波事件公民对新媒体公共性感知不断增强,公民参与度不断提升;(2)新媒体公共性与公民参与度直接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其对公民参与广度的扩大、参与深度的增强、参与效果的提高均有显著影响,但对公民参与公平及能力的提高依然乏力。     

立法正统性及其合理性问题——关于合法性理论的另一种视角

立法正统性是指人们对统治者立法权的获得、行使及其产品 (法律 )的道德认同和服从 ,是合法性的规范层面 ,即立法的道德合法性。从奥斯丁、凯尔逊到哈特 ,法律实证主义关于立法正统性的演进思路从反面印证了立法正统性存在的某种必然性。实际上 ,正统性作为合法性的规范层面是必要性的。关于立法正统性的研究方法应以价值分析法为主。     

重读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与发展：一种文明互鉴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受到战后全球文明交流交锋和多元共存的国际政治现实的推动。其中,文明互鉴既是理论研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也是实现理论知识整合的主要动力,更是开展理论创新的国际化面向。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文明互鉴下的探索与发展呈现出一种动态、多元、辩证的前进趋势,主要体现为三个阶段：一是在建国初期、冷战大国文明博弈背景下同苏联、美国等国际关系理论间的文明激荡与文化交锋;二是改革开放后,在多元文明共存与和平发展的时代判断下,主动开展对国外理论知识的批判性引介,在融会中外的基础上提升本国理论自觉与意识系统化;三是21世纪后,积极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在新一轮的全球文明交流交锋中,凝聚以“中国学派”为代表的共同体意识,产生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传播的理论范式成果,进一步增强了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建设发挥着总领性、全面性的指导作用,围绕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命题,而文明互鉴则将在新时期继续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与成长提供新的动力。     

反思我国高等教育扩招——一种广义进化综合理论视角的分析

广义进化综合理论将社会系统的重大转变分为三种类型,按照这种划分方法,我国1999年高等教育大扩招政策的制定属于E分叉类型,而其后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则兼具T分叉和E分叉两种基本类型的特点.可以预见,由技术革新造成的失稳后果引起的T型分叉将决定我国高等教育的长期走向,而迅速膨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造成的E型分叉则决定其发展线路.     

日常生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一种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

正像其他人文科学的内在结构一样,历史学的研究与发展也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之分,而且彼此间相互制约与补充,最终将史学的总体研究推向前进.响应时代的深切呼唤,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又会相对地凸显出某一支来进而成为解读现实社会和历史事实的重要阵地,这也是所有科学发展本身含有的学术价值及对社会变迁的理性关怀.文章从日常生活这一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实践息息相关的社会事实着手来探讨社会史的深层研究,以期真正体现出探微知著的功能,不断地将历史学的发展引向深入.     

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发轫与传承——兼对新共和主义者的一种批评

公民身份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议题,对古典共和主义的不同认知成为新共和主义兴盛的推动力。绘制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不同发轫及其在后来选择性传承的路线图,可以廓清其内在紧张。多重传统的内在紧张使之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但选择性传承却又为其新生平铺道路。新共和主义者争夺其古典资源的原因在于,固守某种传统模式而无视其发轫的多重性和传承进程中的选择性。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和平战略——一种理论分析

历尽百年沧桑的中国未来实现复兴和崛起尽管不容置疑，但未来中国将以怎样的方式崛起？中国崛起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国际秩序？这是当代国际政治理论和中国外交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以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为视角能对此问题展开深入分析。     

社群主义视角下的民族关系和谐研究——兼论“淡化民族意识”与“强化公民意识”

国家相对于民族群体而言,是大社会组织与小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民族群体内部的和谐是构成国家和谐的基础;民族群体为个体责任感培育、道德意识构建、秩序维护、情感滋养提供着现实而生动的场域,这不是现代化需要解构的社会组织,恰是对解决现代化中的个人归属与认同及构筑更大的社会内聚力持续有影响的情感依托。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淡化具有群体特征的民族意识、宗教意识,参与公民身份下的社会关系构建,将有助于民族关系和谐。     

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

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战略手段,逾亦受到人们关注。但是,有关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本文介绍了循环经济的概念、原则、特征及在我国的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状况。     

生态化腐败治理:理论、价值与路径——基于政治生态理论的视角

政治生态理论立足于转型时期政治生态环境的考察,拓展了腐败治理研究的新视域.在政治生态理论的视域中,腐败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权力约束与监督的政治问题,腐败还是权力所处的社会、经济、习俗文化等环境性状受到破坏污染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政治生态理论主张考察权力所处的环境生态同腐败的共生原理.重构政治生态,探索腐败治理的生态路径应着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构建腐败治理的党内政治生态;强化制度体系建设,构建腐败治理的制度生态;推进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构建腐败治理的社会生态;培育廉政文化价值理念,构建腐败治理的文化生态.构筑腐败治理的生态机制,既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创新中国腐败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