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春秋媵制

媵制是春秋时期侯国林立,诸侯纷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诸侯贵族通婚中的特殊制度,探讨媵制形成的原因,分析其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和历史根源,有利于进一步弄清春秋婚姻制度,有利于把握中国婚姻制度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它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论“初税亩”

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与当时该国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它不出自三桓,而是出自东门氏。“初税亩”只是谋划之中的事,并未能付诸实践。鲁国土地赋役制度的真正变革,是春秋晚期的“用田赋”。     

春秋朝觐的衰变

春秋时期 ,西周确立的朝觐制度虽然还在贯彻执行 ,但其内容和形式都开始发生变化 ,从而构成了春秋朝觐的衰变的特点     

春秋时代关注辞令原因探析

春秋时期知识阶层重视辞令和讲求辞令已经成为社会重要现象。辞令引起春秋时人重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受到春秋时代以“哲学的突破”为代表的人文精神确立的影响,也有辞令的价值在邦交中受到时人重视和春秋时期士人阶层所追求的人格理想有关。     

春秋时期晋国法律制度初探

在春秋诸国中,晋国以法治军、以法治国是有显著特点的。其法律在制定、内容、实施等方面,都与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足见其法律制度与军事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对春秋时期晋国的军法制度、民法制度以及军法与民法的关系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春秋时期霸王盟誓行为性质初探

春秋时期列国争霸不断结盟 ,人们一般认为是礼崩乐坏。本文认为盟誓制度是中国早期国家的一种体制 ,周王与诸侯以盟誓相联结以及诸侯间以盟誓相交流是周代国家的重要特征 ,因而盟誓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期列国争霸战争中 ,特别是早、中期霸王盟誓行为的性质是维护周礼 ,是礼乐文化的发展而非背礼违乐。春秋中后期 ,诸侯盟誓的性质变了 ,才是真正的礼崩乐坏。     

试论春秋军事制度的基本特点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至前221年秦统一全国,史称东周时代。以前453年为界(这一年赵、韩、魏三家分晋,奠定了战国七雄并立的格局),东周时代又可分为春秋、战国两个历史时期。春秋时期不同于西周的主要特点是“王室衰微”,“政由方伯”,周天子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各封国的控制。诸侯间竞相争霸,干戈迭起。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生产力水平以及社会意识形态都较前有了很大发展,与之相适应,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制度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本文拟就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基本特点作扼要的阐述。     

论春秋时期的商人——“工商食官”制度与先秦时期商人发展形态研究之二

春秋时期的商人仍属于“工商食官”制度的范畴。春秋时期的商业组织以及与之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在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这一切主要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关系中最根本的经济制度———井田制的变化所决定的。此外,政治关系、血缘关系等非经济因素对于春秋时期商人的发展形态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古代私人工商业在战国时期出现了第一次大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井田制度的破坏。     

春秋婚制考述

婚俗制度,从来是一个能动要素,它不停的发展着,随着社会从较低级向较高阶级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我国春秋时期,奴隶制正在向封建制全面过渡,这是社会发展的潮流。春秋时周天子虽徒有空名,但周统治日久,其在宗法制度原则上所制定的婚制对当时各国起规范、引导作用,并形成固定的仪礼,成为当时婚姻习俗的主流。但与其时各地区、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相适应,婚俗制度也呈不平衡状态,甚至与周礼所规定者殊别相径庭,古代社会的婚姻遗俗并不因此消亡,它们仍然围绕着正在向前发展的婚姻制度出现着。本文试叙述如下:     

论春秋中山与晋国赵氏的渊源

中山与赵,战国时互为仇敌,史有明载,故论者颇多;然而在春秋时期也曾有过密切交往,因记载杂乱,述者甚少。有鉴于此,笔者试时春秋中山与晋国赵氏之间的渊源做一探寻,谬误之处,望知者指正。 一、晋国狐氏——春秋中山的判定 长期以来,受杜预《春秋左传注》的影响,不少学者在谈论中山与鲜虞的关系时,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以为中山即鲜虞在战国的延续、鲜虞即中山在春秋时的发端。并因此形成了中山没有春秋史     

春秋行人辞令简论

春秋行人是春秋时代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知识、思想对后世思想家产生深远影响,而他们温文尔雅、冷静、沉着又不失犀利的语言艺术又为后世师法.通过考察春秋行人与时代的关系、知识构成、辞令特色以及对战国策士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到春秋行人辞令在文学史上的作用与影响.     

《左传》女性形象塑造的文化考察

《左传》所见女性大多出身于春秋时代的贵族之家,深受礼乐文化熏陶。然而,礼崩乐坏的春秋社会让她们的文化身份不断演变。她们进入史册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被文学塑造的过程,等级社会下的礼乐文化制度自然成为考察《左传》女性形象塑造的文化背景。     

舜与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根不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化,而在于更早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其根本标志物则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几个政治帝王:尧、舜、禹。其中,舜文化体现的就是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而这种浑融一体的国家意识形态,显然不同于后来以君臣父子关系构成的整个国家体系。对于舜文化的研究开拓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局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春秋时期鲁国施氏家族探析

春秋时期鲁国施氏是为数众多的中、下等贵族的代表。它在鲁国政治中与高层贵族有矛盾也有联合。施氏治家谨严,守家以礼,慎言慎行,故而家世绵延很久。施氏家族的“施伯”更是值得注意的人物,他对鲁庄公的影响很大。上博简《曹沫之陈》所载其对天命的看法应当是春秋时期鲁国乃至各国贤大夫的共识,对于认识相关儒家思想的渊源有一定价值。     

春秋以前的天概念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中,学界一般认为天概念在春秋以前是单纬度的,即宗教之天。事实上,夏朝和商朝的天概念是宗教之天,但从周朝开始不再是单维的宗教之天,而是同时兼具了宗教之天与自然之天这两种内涵。这给春秋以降各个思想家从不同侧面出发对天概念进行迥异的具体阐释奠定了思想基础。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天人关系问题有符合本初意义的理解。     

春秋：城邦社会与城邦气象

有一种精神是春秋精神,有一种文化是春秋文化,有一种风度是春秋风度,有一种气象是春秋气象。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形成这一时期文化风韵的基础是高度发达的城邑文明,春秋时代是典型的城邦时代,礼乐文明是以城邦文明为基础的。春秋时期完成了哲学的突破,以史学家为主体的哲学集团实现了哲学从神的哲学到人的哲学的转变,哲学达到了体系性的成熟。国史的出现意味着这一时期城邦史学的成熟,城邦史学的建立是以城邦自立为前提的。春秋还是君子由阶层的意义转向道德的意义,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即君子人格。     

从“以礼为固”到“兵以诈立”——对春秋时期战争观念与作战方式的考察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阶段,这在军事领域也有显著的反映,主要表现为战争指导观念发生根本的变化,即由崇尚“军礼”转变为提倡诡诈权变。与此相适应,当时的作战方式也有了明显的变革,战术运用呈示出新的面貌。战争实践的进步和兵学理论的发展互为前提,相辅相成,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已趋于成熟。     

春秋时期传统礼治与法治思想的孕育

春秋上继西周、下启战国的过渡性质使其社会思想的表现极为复杂。春秋时期,不仅社会上涌动着以礼外交、以礼治国、以礼修身的传统礼治思潮,人们对传统礼治所表现出来的内部矛盾,即礼之实与礼之仪的相互脱节也发表了批判性意见。为实现“天下国家可得而正”的礼之实的政治目的,一些政治家甚至摒弃了虚而无用的礼之仪。在其政治实践中,已初步具备后世法家的法治萌芽。     

"变风变雅"与春秋时代的城邑文明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乃至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期,礼崩乐坏的局面开始出现.城市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形成了充满丰富性与多元性的城市文化.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下,<诗经>中的篇章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雍容典重的雅、颂诗篇,变而为直抒胸臆、讽喻时政的变风变雅诗.城市的繁荣促进了"变风变雅"诗篇的发展,城市生活的印记在诗篇中也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诗经>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城市生活密切相关,记录了当时极其发达的城邑文明.<诗经>的作者不是下层劳动人民,<诗经>不是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