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权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和谐社会是利益和谐的社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公共权力必须努力解决社会成员的利益矛盾,构建一个均衡的利益格局.政府作为执掌社会公共权力的主体,应该充分运用公共权力赋予的公共权威的角色,努力协调并整合社会的不同利益,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建立完善的、科学有效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建立合理的、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权益保障机制,营建高效的社会矛盾疏导系统,建立敏锐的社会预警机制.     

社会公正:当代中国社会整合的基本准则

改革开放在推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利益分化日益扩大的问题。当代中国,在利益分化日益明显的背景下,要想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必须坚持社会公正的基本准则。因为社会公正准则在缩小利益差距,减少利益矛盾,协调利益关系上有着它独特的价值和功能。具体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整合应做到:以社会公正为指导畅通利益表达的途径,创造社会整合的前提;将社会公正的准则贯穿利益分配的过程,抓住社会整合的关键;以社会公正为指导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整合的实现。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信息公开问题——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利益博弈

信息公开对于公共危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信息收集是政府危机决策的依据,信息发布是稳定社会情绪、调动社会力量共攘危局的手段,但是,政府、媒体和公众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形成了对于信息公开的不同态度。信息公开的过程就是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只有整合利益、达成共识,提高公共危机中信息公开的水平,才有利于促进公共危机的治理。     

主流意识形态利益整合功能与和谐社会建设

改革开放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人们利益关注的重心也从精神利益向物质利益转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发生了从"价值认同"向"利益认同"的转变。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能整合不同利益冲突并把冲突控制在有序范围内的社会。一切社会冲突的根源,归根到底都与利益有关。能否发挥意识形态的利益整合功能,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具体来说,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在发展中实现意识形态的利益整合功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价值导向的同时开展主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在沟通中实现对多样利益的整合。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当代价值和功能——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导向功能、整合功能和方法论价值。其导向功能体现为对矛盾的辩证认识和科学态度，其整合功能是指对思想、利益和社会力量的有效梳理，其方法论价值表现为对矛盾的客观分析和正确的处理原则。     

多元利益格局中的党群关系研究

对于执政党来说,处理好党群关系是巩固执政基础,扩大执政资源的核心问题。政党要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必须履行的一项根本功能就是利益整合。在有着多元利益主体的社会转型期,正确、有效的利益代表和整合,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围绕党的根本任务和基本职能,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方略,把握新阶段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从执政党掌握的公共权力的运用入手,推进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     

利益整合:政党制度发展的首要功能

政党制度对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政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利益的差别,从功能上讲,政党制度必然承载着社会利益分化的压力,但是,从政治发展的绩效来看,评价政党制度的关键就是看其在政治发展中能否最大限度地对分化的社会利益进行整合并达成一致。因此,利益整合是政党制度发展的首要功能。     

社会转型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对公共组织发展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社会结构演变所引发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即权力分散化和社会的分化 ,从伴随着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而迟缓发展的社会公共组织功能的错位 ,使新的社会结构整合机制发育缓慢角度论述了加快发展社会公共组织必要性 ,并对社会公共组织的类型与功能进行了分析论证。     

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建设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结构转型期。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政治体制对社会利益结构的认定和整合程度，关系到社会机制面向现代化的过渡和重构的成败，关系到社会体系的整体性功能和发展状态的好坏。新的社会发展形势要求政治系统必须适应当前社会利益结构变动的格局，根据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     

关于我国政府利益整合问题的研究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呈现利益多元化趋势,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利益失衡问题,亟需加强利益整合.从政府的特性和时代发展看,政府必须加强利益整合,同时利益整合的成效对政府也有重大影响.提升我国政府利益整合水平的路径在于:其一,健全完善政府利益整合机制,提升政府利益整合能力;其二,重塑政府纵横权力结构,实现利益整合功能的耦合化;其三,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社会、市场在利益整合中的分工协作.     

共容利益狭隘化:破解国家荣衰兴亡周期律的一种新解释

利益集团的利益包括狭隘利益与共容利益两种。利益集团首先是作为"经济人"而存在的。一般性利益集团往往关注的只是它们自身的狭隘利益,甚至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的公共利益。相比较而言,现代政党等典型代表性利益集团更具有共容利益,它们会更加关注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一般而言,执政集团在位初期更具有共容利益,但其共容利益往往会随着统治时间的延长而流失。当执政利益集团排除了共容利益,完全蜕化为自利的狭隘利益集团时,其政治合法性也就完全失去了,政权往往会被新的更具有共容利益的典型性代表集团所取代。古今中外的王朝更替和国家荣衰,都可以从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在现代社会,理性的执政集团往往会通过意识形态教育、现代国家制度建设、限制分利集团、打造公共领域、增强公民能力等一些彰显公共理性的路径,以有效应对执政集团共容利益的狭隘化问题;并以不断增强执政集团的共容利益为基础,促进整个社会利益集团在寻求自身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在更大程度上彰显共容利益,走向公共理性,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西方政党政治中的利益集团、政党腐败及其治理

政党政治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成果。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削弱,导致了西方政治过程中利益集团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强势崛起,并通过政治献金、游说向执政党施加压力,以期将集团的利益诉求通过执政党和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合法化。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媾和促成了权力与利益的互换,政党腐败滋生,腐蚀和瓦解着当前政治体制,耗竭政党的社会基础与执政资源,威胁政党政治的生命。为此,只有完善政党与利益集团自身的组织规范,实现对政党权力的约束;改变单一的政党经费筹集方式,增强竞选经费使用的透明度;建立开放与多元竞争的公共政策制定机制,实现公共政策的利益均衡,构筑明确的权力与利益边界,才能重构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消减政党与利益集团的不正当交易,遏制腐败的发生。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加强执政党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研究

意识形态认同是执政党社会整合的价值基础.当前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的社会意识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淡化倾向,以及阶层分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都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应该通过构建合理的利益格局,增加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努力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     

从文本类型理论视角解析公示语汉英翻译实践

公示语翻译是应用语言学和翻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可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解析这一实践活动。纽马克的语言功能和文本类型理论阐述了公示语具有的五种语言功能,有助于分析、纠正诸多公示语的误译问题。公示语翻译的统一规范原则,简洁易懂原则和零翻译原则对于英汉公示语的翻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试述强势利益集团与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速都不可避免地促进了众多强势利益集团的产生,其对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需透明化、程序化、民主化、法制化。     

传统文化精神整合力与师德修养

整合力是一种整体的精神力量,是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沿袭与发展的动力。传统文化精神的主体是道德的精神。是以道德的理想和整体的价值观念去影响社会,凝聚人心,也影响师修养。分析传统文化精神整合力与师德修养的相互关系,充分发挥整合力在师德修养建设中的作用,对于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社会管理中公众参与的现实紧迫性及组织保障

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具有紧迫性。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具有组织网络发达、便于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增强执政党合法性以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等优势,比其他组织更具优势。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作为公众参与的组织保障,可以推进公众参与制度化。     

公共领域话语的中国意义——评《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是一部开风气之作,以晚明地方士绅捐赠佛寺活动为其分析的核心．使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来考察晚明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作为一个生长于欧洲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西方观念,能否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社会生长和发展,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市民社会体系或者是否存在着公共领域．卜正民这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和靶子。     

公共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动力

法治是制约公共权力最有效的手段,这是具有自我纠错能力的执政党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灾难的原因进行反思后得出的结论。公共权力法治化的动因包括历史发展的潮流、执政党的倡导和政府的推进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观念的变迁,但主要动力是党和政府的推动。单一的政府推进型法治带有天然的局限性,但政府推进型法治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