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

现有的文献假定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能够像其他国家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与现有的经验证据是矛盾的。并且,现有的研究也没有准确揭示财政分权的多种效果以及作用机制。本文利用1986￣2004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从整个时间跨度来说,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不同时间区域内其影响有所差异,在1994年前它对经济增长并无促进作用,而1994年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同时,我们发现财政分权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在分权的体制下,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也表现出类似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加剧了地区差距。针对这些证据的一个共同解释就是,目前我国的财政分权其实是一种不完整和不规范的分权,如果要在保持分权的增长效应的同时,弱化其波动效应,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那么最关键的就是实行公共财政体制,并在这一新体制下实现合理分权。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FDI的增长效应

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与西方联邦国家的不同,财政分权导致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围绕经济指标为追求政绩而进行锦标赛式的竞争。财政分权程度越大,地方政府竞争辖区外流动性要素的程度就越大。以对FDI的竞争为例,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是一种全方位的深层次竞争,中西部地区仅在税收优惠和增加财政支出方面具有明显效果。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对FDI的激烈竞争,在东中部地区不利于FDI发挥增长效应,在西部地区则得出相反的结果。本文认为应及时改革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和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FDI的增长效应。     

央地关系:财政分权度量及作用机制再评估

经济分权是理解转型期中国的基本制度背景。对财政分权程度的描述及作用机制的考察有助于理解中国中央地方关系变动的逻辑。因此,科学合理地度量和使用分权指标是这些工作的基础和前提。然而现有文献对不同指标的使用具有随意性,认为彼此间可以相互替代。作者指出各个指标有其不同时段的适用性因此彼此不能混用。本文对各个指标作用逻辑的讨论不仅回应了一般性文献也使其政策建议更具针对性。对于目前普遍关心的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问题,目前及下一步政策思路主要是增加转移支付或增加中央政府的"事权"比重。而通过复制近期代表性研究,本文发现只有"地方财政自主度"对经济增长及公共品供给均有一致的积极作用。这些发现清楚地揭示出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应侧重于财权层面,即从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转向给予与地方政府支出相匹配的自有收入。     

财政分权、政府治理结构与县级财政解困

本文基于我国2000~2005年间县级面板数据,从财政自给能力角度出发,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在促进我国县级财政解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表明,财政收支分权在县级财政解困中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财政收入分权水平提高有助于增强县级财政的自给能力,实现县级财政解困;财政支出分权水平提高则会显著加剧县级财政困难程度。2002年所得税分享制度改革以来,财政收支分权的不对称性作用明显减弱。另外,近年来我国推行的政府治理结构改革,包括撤乡并镇改革和省直管县体制创新,在增强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和改善财政状况方面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其中省直管县体制创新反而不利于县级财政自给能力的增强。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来自省、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实际经济增长分解为政府直接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和主要受市场因素影响但同时也受到政府间接干预的"计划外增长"两项,通过多层级政府框架的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在实际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目标和计划外增长方面的效应并不同步,而且还呈现地区差异性。在此基础上,系统搜集中国省、市两级政府2000~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GDP计划增长目标并进行系统GMM估计。实证结果表明:整体而言,财政分权对省、市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皆显著为正,但对其两个分解指标存在非对称性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财政分权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目标的拉动作用,而对计划外增长影响较弱且不甚显著;分地区回归发现,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对计划外经济增长的驱动,而西部地区则主要是通过影响由政府直接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来实现的。机制分析显示,财政分权通过不同程度地推动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工业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进而推动实际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制度供给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治理

已有文献在对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转型发挥作用进行详细研究的同时,对其政治和社会效应却关注不足。视农村基层自治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和多层混合效应逻辑斯特模型(Multilevel Mixed-effect Logistic Model),本文重点考察了地区间面向县级政府的财政分权对农村基层政治治理可能的影响。本文实证发现,财政分权有助于以显著为正的概率使中国农村基层政治治理迈向更高的水平。本文尝试把中国农村基层政治治理内生化于财政分权,为深化理解中国特色民主政治道路及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和政策视角。     

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效率

财政分权作为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资源配置的方式、效率与水平。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逐步回归方法和面板联立方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促进了区域创新效率提升,但也会抑制政府创新偏好,导致区域创新系统中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发挥不够,引起创新效率损失;就综合作用效果而言,财政分权仍能够提升区域创新效率。分地区考察发现,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与政府创新偏好的遮掩效应均存在区域差异。从综合作用来看,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财政分权能够提升区域创新效率;但在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就作用机制而言,在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在提升区域创新效率的同时,也会抑制地方政府创新偏好,导致创新效率损失;而在西部地区,控制政府创新偏好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财政分权会降低政府对区域创新活动的过度干预,间接提升区域创新效率。     

财政分权的五个假设

假如没有对宪法体制的尊重，没有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必要关切，没有对财政分权程序的必要规定，没有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科学预期，没有对市场经济的初步认识，那么，关于财政分权的讨论必将背离中国的国情，将会给今后经济发展带来更多不稳定的因素。     

地方政府行为与财政分权增长效应的地区性差异——基于经验分析的判断、假说及检验

分税制改革后,各个地区的地方政府都拥有更加强烈的激励扩大预算外收入,加大对地区经济的攫取。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经济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地方政府行为在不同的地区也表现各异,并最终导致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呈现出地区性差异。本文通过构造反映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计量指标,运用1997￣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的主要的结论是: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越发达,地方政府"攫取之手"就越少。因此,在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则相反。本文认为加大对预算外收入的约束、改革转移支付体系和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将会逐步扭转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的不利影响。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是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的激励根源,并通过构造财政分权指标和政府竞争指标、利用1994￣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是: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并且,政府竞争会加剧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竞争对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则取决于分权程度,而1994年之后包括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在内的现行重大政策并没有缓解这种状况。这意味着,中国式分权在推动市场化和激发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同时,与之伴随的成本可能正在上升。     

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周期性特征及其制度根源

本文首先剖析了中国独特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治理制度安排所蕴涵的地方与全国利益冲突和协调机制,提出了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周期性悖论假说,并着重分析了其制度根源。然后,本文依据省份数据,利用多动态因素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呈现出较明显的全国反周期和省份顺周期特征,有助于全国经济稳定但加剧了省份经济波动,这在欠发达省份表现得尤为突出。财权与事权错位导致财政收支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周期性特征具有较明显的非对称影响:支出分权会削弱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全国反周期特征,强化其省份顺周期特征,收入分权的扭曲性影响较弱。官员治理制度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干部队伍年轻化和知识化有助于弱化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省份顺周期特征,较长的任期和中央任职经历则具有相反影响,但这些因素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全国反周期特征的影响较为模糊。     

财政关系改革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

文章以当前中国财政分权改革为背景,基于中国32个省级行政区域（以下简称省区,港澳台地区除外）2014—201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关系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税收分权、纵向财政平衡度和GDP增长率对地方政府规模有显著的负效应。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并结合国内财政关系现状,从税收分成比例调整、税收制度优化和理顺央地财政关系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财政分权改革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运用1995—2008年我国分省面板数据,以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率为风险指标,对财政分权和由财政分权引发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的赤字水平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都显著地影响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财政赤字水平也越高。由财政分权带来的地方政府的竞争效应较之财政分权本身能够更好解释地方政府的赤字膨胀。     

要素重新配置型的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在一个"资源重新配置型"分析框架下研究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和机制,我们的分析框架可以较好地描述中国诸多经济增长的典型化事实,解构中国经济新常态出现的经济学逻辑,帮助我们理解制度质量在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强调了增长背后的两种主要推动力,一是短期经济增长动力,它是基于要素重新配置的增长动力,影响这种动力的主要因素是金融约束。一个国家可以在没有制度质量显著提升的情况下完成要素重新配置型的经济增长。二是长期经济增长动力,它是基于国家基础能力发展的增长动力,任何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都离不开国家基础能力的提升,制度质量是国家基础能力构建的核心。     

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激励异化与企业投资

在“收入集权，支出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可能引发地方激励异化，进而对辖区内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产生影响。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表明地方政府财政纵向失衡会显著提升区域内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政策扶持力度增强和土地价格上升是财政纵向失衡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正向渠道；而财政纵向失衡带来的政府投资增加是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负向渠道。异质性检验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和高经济竞争地区更加明显。此外，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是偏离最优效率水平的，主要体现在增加了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揭示了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影响辖区内企业决策的微观机制，将有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助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供需失衡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经过持续多年的高增长,总量约束规律作用显现,我国需求增速明显回落。与此同时,受发展水平、人口年龄结构、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需求结构发生趋势性变化。然而,供给侧受多重因素影响,总量和结构调整缓慢,导致供需失衡,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增速下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超越供给学派的思想,着力消除制约供给调整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推动供需再平衡,促进中国经济在新的中高速平台上稳定增长。当前,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基础上,应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和扩大开放等领域加大供给侧改革实施力度。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

克服社会保障多部门管理、统计口径调整的局限,从社会保障支出分权的新视角研究经济增长,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我国1997-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社会保障支出及分权、财政分权等的经济效应进行了DriscollKraay标准误回归与计量检验;证实了以上变量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并提出合理界定政府间社保支出责任、权衡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等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制度环境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

实证分析了我国财政分权和制度环境对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所在地区的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行为指数越高,企业长期债务的比重越高;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长期债务的比重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行为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都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长期借款.上述研究结果说明,财政分权改变了制度环境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     

山东梁锥：新农村建设的“豪华”模式

一、财政均衡制度产生之前，在分权型国家已存在政府间税收划分或转移支付 撇开人类历史上长期的封建皇权专制时代，最早的分权型政府可以追索到1707年的英国，即在英国工业革命后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之后的第6年，苏格兰加入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此后，1800年爱尔兰加入联合王国。虽然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加入均基于与英格兰政府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但从政治的角度，苏格兰和爱尔兰仍保持较高度的地方自治。因此，考察地方自治的历史，英国是最早的例子之一，其地方自治理念通过其殖民扩张，也植入到其英属殖民地，并先后产生了以分权为特征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英属殖民地类型的联邦制国家。此外，英国虽然具有地方自治的政治传统，但却是传统上收入高度集中的国家，自治的地区政府无专门的税收，而是从中央政府获得财政补助。因此，英国的政府间财政补助或转移支付可以追索到1707年苏格兰加入联合王国时英国中央政府与苏格兰政府的财政安排。如果以是否存在现代意义的分权体制作为开始，英国应是世界上最早产生财政转移支付的国家。当时英国的财政转移支付经济更多地出于政治和统一的考虑。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关系研究中的两个基本命题——集权与分权之争和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激励来源之争

改革开放后迅速兴起的地方政府财政竞争,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最为显著的行为特征.在中国特色的“政治集权,行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具有特殊的形成机理和表现形式.当前围绕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性质和后果,学术界存在颇多的争议.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实质,有必要对众多的研究观点进行集中.为此,本文在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提炼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关系研究中的两个基本命题:集权与分权之争、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激励来源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