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习惯发展法律——未定型社会中的法律弹性

不同的社会变化形式要求不同的法律变迁方式与之相适应.我国社会进程的探索性和尝试性,要求在坚持积极立法的前提下更加重视习惯法,要求通过习惯法的采集、适用、提炼及制定法与习惯法的互动来促进法律变迁.这种方式能够较充分地尊重和适应我国未定型社会的历史特征.借助宪法惯例实现宪法变迁,既是这一格局的一个局部表现,也是对这一模式的有力证明.     

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中叶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既是生产关系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也对乡村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网络,扩张了国家权力的组织边界和功能边界,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间的关系,改变了乡村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形成了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模式,发明了种种动员技术和治理手段,使国家权力真正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治理,也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乡村"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奠定了坚实基础。     

唐代兵制的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

唐五代兵制的变化趋势,主要表现为从征兵制走向雇佣职业兵制,其军队编制与兵士待遇亦随之变化。唐代前期兵役制度重视兵士的身份和家庭经济条件;后期则重视应募者的武艺技术。中古社会历史的这种变革,体现了国家通过权力直接控制臣民的制度在转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宋社会变迁的历史大趋势。     

社会变迁：法律变革与发展之源

法律源于社会,而社会因在必然性和偶然性因素的制约之下永恒地变迁着,由此也导致了法律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地变革与发展,即法律变革与发展的重心在社会。同时,由于社会与法律构成了一对特殊的矛盾统一体,使得法律变革与发展又会反推社会变迁,这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特质,才能使法律随着社会变迁而变革与发展。     

户籍立法:权力的遏制与权利的保护

户籍立法是旨在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的一种路径,其意义在于促进社会生活和社会管理的民主化。现行户籍制度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之一,表现为权力的嵌入影响着权利的均衡和发展,因此,户籍立法就是要通过法律规则来维护公民身份平等的权利免受权力的侵害。     

试论现代政治的法制化要求

所谓现代政治的法制化 ,其实质就是反对政治生活中的“人治” ,让社会政治体系围绕少数的或个人的权力意志旋转 ;实现法制 ,即让社会政治生活按明确的法律规则而有序地运行、发展 ,并使社会的一切政治活动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一、政治权力主体的法制化国家政治权力的首要因素就是政治权力主体 ,即权力行使者。因为任何权力都要靠人来掌握、实施。政治权力主体的法制化 ,就是要建立起符合民主和法制要求的产生、更迭和制约权力主体的法律制度体系。第一 ,现代政治权力主体的法制化首先集中表现在对权力行使者的选拔使用 (即产生 )方…     

宪法秩序与社会主流价值观

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变化几乎都伴随着宪法变革,上世纪八十年代东欧国家的改宪风潮就是一个例证.近几年来,伊拉克、阿富汗、埃及、尼泊尔等国家也都要么修改宪法,要么重新立宪.这是政治秩序的变化带来的宪法变革,而反过来,宪法的变革又促进了新的政治秩序的形成.宪法是规范权力保障人权的基本法律,故曰凡权力未分立和人权无保障的国家即没有宪法.宪法保障人权的重要方式就是分配和制约国家权力,因此宪法秩序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国家权力秩序.宪法规定国家权力静态的差序格局和动态的互动制约,形成一个动静结合的宪法权力模型.这个模型在社会中实现,即社会的真实权力秩序与宪法所创造的模型相符合,反之,这个模型被束之于宪法之上而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即社会的真实权力秩序并不与宪法所创造的模型相符.在后一种状态中,宪法秩序只存在于宪法文本之中,而无法成为现实社会的秩序,例如我国1954年宪法所创造的秩序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只是一个权力秩序模型.宪法秩序在社会中的实现有赖于多种因素,社会主流价值观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社会运动理论的演变理路：国家视角的再出发

现代社会运动本质上是民众为影响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来实现自己的局部利益或影响一定社会变迁的一种集体行动。因而国家视角对于整体性把握社会运动理论意义重大,故以国家视角对社会运动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回顾,来梳理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并给出对国家视角兴起、衰落和回归历程的可能解释。在此基础上,社会运动研究对于中国国家转型的意义将不言自明。     

对依法治国条件下党的执政方式实现形式的探讨

在依法治国条件下,党的执政方式的实现形式应是通过立法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确立共产党执政的法律地位并使党的领导活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把某些党规转化为国家法律;把目前党对人大的领导从"外在领导"转变为"内在领导",同时通过制度创新,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权力机关.在当前,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条件下党的执政方式的基本实现形式,也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必然要求.     

用法治推进社会平衡发展——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方式

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与法治联系起来,就是用法治方式实现社会的平衡发展。法治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常态的方式。其前提预设是能把社会主要矛盾纳入法律调整,使社会主要矛盾分解为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矛盾。法律关系主体有公权力(国家、政府等)和私权利(公民、法人等)主体两种。从法学的角度看,社会主要矛盾可以分解为权力冲突、权力与权利冲突、权利冲突。法治国家建设可以解决权力冲突;法治政府建设可以化解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法治社会建设可以解决权利纠纷。法治中国建设就是在反对权力和权利绝对化过程中实现社会的平衡发展。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从我国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演变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地方权力大小各异,但相对于中央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是逐步扩大的;在中央立法权缩减的同时,地方立法权总体上呈扩张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国家结构形式与分权关系认识的加强、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和差异性国情下的市场经济。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我们应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实现立法权的均衡下放;力求权力配置上法制化和科学化,运用立法监督制度规范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     

行政权力试析

行政权是国家对社会事务进行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执行性权力。行政权力的行使必然同特定职位上的具体的人相联系,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或行使不当。行政权力在行政主体内部是自上而下授予。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监督,需要在行政首长负责制基础上建立行政首长责任追究制;同时依靠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和社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来予以保证。     

略论秦法对经济生活的规范与促进

法是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的工具。在历史上,每当统治者进行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制度变革时,总要以法来保障变革的顺利进行。但是,“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页)。法律是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社会政治的变革最终要引发经济的变革。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法对经济     

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基于我国劳工权益保护的现状分析

劳动权是劳动者享有的一系列与其社会劳动有密切联系的具有人权属性的权利.在人权体系中,劳动权就其性质来说是典型的社会权.社会权的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当劳动者的权利遭受侵犯或实现受阻时,公共权力必须提供及时、有力、低成本的救济.劳动权的实现离不开国家权力的保障,保障私权安全是公共权力产生和存在的合法根据.如果现有的制度不能为已被立法确认的劳动权的实现提供救济,就必须予以制度重构,从立法、执法与司法层面重构劳动权保障法律制度,以确保公民各项劳动权利法律保护的制度保障.     

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保障

和谐社会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的社会,是自治与权威有机统一的社会,是群体决策和个人自由选择有机统一的社会,是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相结合的社会.司法机制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的权威性中介机制,是保障权利、制约权力的程序机制,是扩充权利体系、实现法律稳定性与变动性相结合的平衡机制.因此,司法保障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为了有效地保障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提升司法机构的地位,保障司法自治,确保国家权力结构的合理性;重构诉讼模式,建立商谈性司法与交往性论辩机制,实现法律判决的正确性与自洽性;确立建构性司法解释机制,确认新的法权要求,实现和延伸法律的权威;建立和完善司法审查机制,促进权利体系和权力结构的平衡与互动.     

法治体系及其意义阐释

在当前法治与改革共同推进的大背景下,共产党的执政策略更加注重法治方式。法治体系的建设,就是从静态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转向动态法治治理体系的建构。作为法治精神的展现和延伸,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在法治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在一党执政的治理体制中,国家、政府、社会共同推进的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法治建设进程。其内容不仅表现为从立法到守法的系统工程,而且更加注重法治理论的培养、法律方法的实施、以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从法治建设的角度看,法治体系的概念正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共产党执政方式、实现依法执政目标的具体措施。     

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主要包括四个人群:乡村基层干部、财富型能人、知识型能人、地方拳头势力,此四个群体之间不同的相互关系塑造出不同的乡村类型;但其共同的"四种人结构"是稳定的,而且其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共同点,即乡村社会权力的离散化和公共权威的虚拟化.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已深陷于"权力异化"的处境,并且失去了自我塑造公共权威的能力,"整合政治"正在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核心话题;但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整合已经难以通过传统的"乡绅治理"方式予以实现,而更加依靠宏观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的变革与完善.     

宪政语境下对授权立法监督的思考

授权立法在我国已有了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建设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作为一种权力,它也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性,造成国家权力损害公民权利的后果。为了维护国家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及合宪性,保障授权立法的质量,必须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监督和控制机制,强化对授权立法的监督。     

我国司法独立之确立与保护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引起了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思想领域的重大变革。20年来，随着国家广泛的立法活动，司法机关在国家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司法独立一词，也在被淹没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重新被提出来，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热切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司法独立状态如何？如何从具体国情出发实现司法独立的基本要求？关键性的问题是什么？这涉及到对司法独立原则的准确理解与运用，涉及到立法以及实践范围内的许多问题。本文拟对司法独立原则的涵义作一简要分析，并对这一原则在我国的确立与保护略抒己见。一正如自由、平等、…     

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村级治理的模式选择

在长时段的政治发展进程中 ,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是协同增长的 ,国家力量的增长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运作范围的扩大、运作过程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有效运作水平的提高 ;社会力量的增长主要表现为社会对国家的影响力的增强、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目前 ,国家权力主导乡村社会的格局没有改变 ,乡村社会力量的发展很不充分 ,自主性不强 ,难以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以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来构建中国村级治理 ,既要以制度来规范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的方式和权限 ,又要重视培育社会自主性 ,壮大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