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联邦权力结构改革与民族问题

俄罗斯独立后的联邦权力结构改革与民族问题有很强的关联性。俄罗斯独立之初,伴随着地方民族主义的抬头,各民族自治实体与联邦中央展开了权力争夺。叶利钦时期,俄联邦中央试图通过与地方分享权力来化解这种危机;普京执政以后,大力加强联邦垂直权力体系的建设,以求提高联邦的法律效率和整顿社会秩序。文章认为,民族因素是俄联邦权力结构组合和变迁的重要因素;普京对联邦权力结构的改革将减少地方和民族因素的影响,联邦权力体系的运行效率将大大提高。     

从民族、民族主义的概念解析民族分离主义

冷战结束后,民族分离主义大规模兴起.民族分离主义成为研究热点,试图从认识民族、民族主义概念的角度来解析什么是民族分离主义.     

越南的下高棉民族分离主义问题

下高棉人是今越南九龙江平原地区(历史上为“下柬埔寨”地区)的土著。下高棉人与越南主体民族越人(京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及现实矛盾,在世界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的影响和外部敌对势力的煽动下,演变成下高棉人要求成立独立的“下高棉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对越南的社会、政治及对外关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印度尼西亚现代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特点

冷战结束后,随着民族分离主义思潮的泛滥,印尼的亚齐、伊里安查亚和寥内等地的民族离心倾向和分离意识加剧。本文认为,印尼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主要以区域为分离范畴,政治、民族、宗教因素不十分突出,经济动因较为明显;经济问题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导致该国民族分离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经济不景气、各民族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获益不均和经济发展中出现贫富悬殊现象是该国民族分离倾向加剧的直接诱因。对于多民族的主权国家印尼来说,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应反对民族歧视,尊重民主权利,实现民族的平等、共同繁荣和进步。     

论菲律宾的民族问题

菲律宾国族是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 ,但当形成国族的外部条件消失后 ,特别是在掌握国家政权的主体民族有意或无意地实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时 ,弱势民族就会掀起争取民族平等权利的斗争 ,一些人甚至把它演变成民族分离主义或恐怖主义活动 ,对仍在发展的一元国族发起挑战 ,威胁民族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文章认为 ,只有赢得少数民族认同并使之参与、获利的开发政策才能既有利于国族的巩固 ,又有利于少数民族的发展 ,最终实现一元和多元的和谐共处。     

恩格斯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国家结构形式的理论

无产阶级在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后,采取什么样的国家形式治理社会,恩格斯非常重视研究解决民族问题的国家结构形式的理论,包括关于单一而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的理论、关于联邦制共和国的理论、关于地方自治制共和国的理论、关于民族自由分离和自愿联盟的理论。恩格斯极力主张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2002年俄罗斯联邦的民族状况

2002年俄罗斯联邦进行了苏联解体后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本文根据此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描述和分析了俄罗斯民族数量的变化、人口10万以上民族的性别和城乡居民比例以及掌握俄语的情况,也对土著小民族以及没有族属的人的情况等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文章认为,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民族数量不确定的原因,主要与其缺乏统一、连贯的划分民族的国家原则有关。     

王希恩:民族过程、族性理论与当代民族问题解析

扎实的史学功底和深厚的民族学素养使得王希恩在民族基本理论和现实民族问题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对民族过程理论进行了中国化改造,深入探讨了全球化时代的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并对一系列民族基本理论问题发表创见;以"族性"的视角分析了民族的发展,首创性提出"族性张扬"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当今世界民族过程总体特征的描述;从民族问题的概念入手,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轨迹、内容与形式和发展趋势等提出独到的见解;密切关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和创新,积极参与现实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建议应对,在民族理论研究领域起到了应有的学术引领作用。     

民族关系问题简论

民族关系问题是指一个民族共同体内部与外部或多个民族共同体之间交往时因涉及民族利益或民族权益而产生的矛盾或不和谐问题.它涉及一个民族共同体根本利益或权益,带有全民族性质,是民族共同体内部与外部或多个民族共同体之间为了各自的民族利益或权益而进行的关系协调的反映,实际上是民族交往中的利益矛盾或权益分配不协调.民族利益或权益的非均衡和谐是民族关系问题产生的根源,其实质是包含民族利益或权益在内的民族文化失衡.解决我国当前民族关系问题中的非和谐因素应着重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比较研究

文章对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联邦制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选择联邦制,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上述国家各民族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不具备建立单一制国家的条件;民族共和国联邦制作为缓和民族矛盾的产物,本身存在制度缺陷,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又直接促成了上述国家的解体。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历史和现实的科学依据,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制度,这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必须坚持,不能动摇。     

俄罗斯联邦移民政策论析

2006年以来,俄罗斯联邦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新的移民法令和政策,这与俄罗斯人口下降危机、劳动力资源紧缺状况有密切关系,俄罗斯联邦与他国在移民领域扩大合作成为必然趋势。但新移民政策依然留有传统思维的痕迹,带有浓重的保守气息。在苏联解体后的十五年时间里,俄罗斯联邦的移民政策经历了自由化、严格管制和积极吸纳境外俄罗斯族人三个阶段的变化过程。随着条件的完善和成熟,中、俄两国在移民领域的合作必然会有大的进展。     

俄罗斯联邦民族文化自治政策的实施及意义

肇始于19世纪的民族文化自治思想因背负资本主义骂名而遭到苏共的封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主要为了满足境内散居民族成员保存和发展自身语言及文化的需求,从1996年开始正式将"民族文化自治"作为调节本国民族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制度在俄罗斯联邦的实施,不仅是对其区域自治制度的一种补充,也对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及公民社会的构建等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20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民族关系

本文论述了 2 0世纪 90年代初的俄罗斯民族关系     

Sydney, 1901: Federation,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Arches of Commemoration

Triumphal arches are part of a long tradition of urban spectacle. They were employed in colonial and early postcolonial Australian cities to mark major state events including centenaries and royal visits. They signposted the official parade route for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Australian Commonwealth in Sydney on 1 January 1901.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temporary arches and the events leading up to them in the context of the Federation movement and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Sydney. It explores what the arches expressed of contemporary Australia, and how their unitary classicism both conveyed and represented more complex cultural meanings.     

对社会转型期民族教育发展若干热点问题的思考

进入新历史时期,民族教育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好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诸多挑战.因此,需要在现有基础上主动进行全面的革新,而非简单地修修补补.这就需要有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本文基于我们多年来调查中积淀的若干感受,对社会转型期民族教育发展若干基本问题做了初步的思考,目的是希望抛砖引玉,以促进有关新历史时期民族教育发展与革新的深入研究.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若干问题新探

本文探讨了有关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三个重要问题,即:自治法规的报批;单行条例与地方性法规的关系;变通、补充规定的定位。着重指出:在赋予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常委会以自治法规的制定权的基础上,改自治法规的报批制为备案制,是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体制的需要;理顺单行条例与地方性法规的关系,有助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均衡发展;取消变通、补充规定这种立法形式,突出和强化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作用,有利于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规范化、简约化和科学化。     

Nat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in the Baltic Provinces of the Russian Empire: The Skerst Famil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The modern history of the Baltic provinces of the former Russian Empire has essentially been written from an ethnic/national perspective. It is basically the 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Latvian, Estonian, Lithuanian and German 'communities', of their 'specific'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eventually of nation states. With those who acquired a German identity, the focus has essentially been upon the landed nobility, the so-called 'Baltic Barons', the traditional elite that formed a minority even of the ethnically German population. The existence of other German groups has been recognised, such as the 'literary estate' (Literatenstand), whic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ought into Baltic higher culture, rationalist viewpoints and represented a potential threat to noble control of local politics.' However, such groups have received compar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from historians, especially among those publishing in English. Even then there is limited acknowledgement of their possessing distinctive cultural and other forms of self-identification. A recent study by a Canadian scholar of the Germans of Riga before 1914 tends to impose the values of the landed elite upon them. In works published in post-1945 (West) Germany by emigres from the region, there is an inclination to present a distinctive 'Baltic German' identity that is largely derived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landed elite.     

汉俄成语中的民族文化差异

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根植于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中,反映着特定的文化内容.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文化的镜子;成语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是民族历史的映射.汉语和俄语成语作为语言的基本要素,可以折射出两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差异.     

近年来俄罗斯史学届有关苏联民族关系史的研究状况

苏联是世界上的大国,也是一个有100多个民族的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国家,其国内存在的民族问题早在帝俄时期就是各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如何处理好民族问题既是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苏联7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