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里达的诗性哲学与哲性诗学

德里达对西方传统文化的解构 ,主要目的是解构“一切社会等级制和暴戾统治”。对逻各斯中心主义 ,语音中心主义及一切传统文本的解构 ,是他采取的迂回策略———去其根基和始源 ,使其崩塌并边缘化。他建构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无原则的原则 ,为诗学等的自由游戏创造开辟了无限的可能性。     

论儒家诗教论在明代诗学中的影响——兼论明人观念中的形式理论与诗教论关系

明人对诗歌形式技巧的探索让人产生一个误解,认为明代是一个艺术批评的时代,一个温柔敦厚诗教传统失坠了的时代。通过对明人诗论进行历时性和诗歌流派两个维度的考察获知,在明代,诗教论依然占据诗学批评话语主导地位。明人诗学观念中,形式技巧的探索和传统诗教论并不是一个探讨层面上的话题,而这一点却常常为人所忽略。学科建设中创新性的过度要求无疑在误解的产生过程中起了不良影响。     

明代诗学视野中的诗趣论

明代诗学视野中的诗趣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趣”作为诗歌审美本质的极力标举,二是对诗趣审美特征的细致论析,三是对诗趣来源与生成的深入探讨。上述几方面,标示出了“趣”作为我国古典诗论审美范畴的盛兴。     

明代诗学转向的文化成因

与南宋以来诗学只是有文本转向的倾向相比,明代诗学明确地发生了文本转向,由原来以文学观念、创作理论为核心转向以文学文本的研究、批评为主.这种转向,不仅是自身发展逻辑的结果,更与明代较以往更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文人文学活动的实际状态有着密切关系.帝王极力黜夺文人的文化身份及禁锢其思想,而文人们在当时政治、经济环境下个体意识却日渐凸显,最终凝聚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并且显示出自觉的艺术精神,这些是明代诗学转向的重要文化成因.     

论唐代的规范诗学

唐代文学批评的价值何在、地位如何,学术界至今仍莫衷一是,亟待从总体上予以说明并作出切实的分析。唐代诗学的特点在于“规范”,而“规范诗学”的要义在“怎么写”,因而唐代诗学完成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明代师古、师心论争与元明诗学传统

师古与师心之争是明代诗学的重要命题,但学界却多有误解。将这一对范畴置于文学传统脉络中,以元代诗学的相关论说为参照,可获得不少新认识。元、明文人在有关古的实质、师古与师心的关系等问题上存在不少共识。明人似在师古、师心角度仍有侧重,看似不够圆融,或者妥协、退让,却是更为实际、可靠的选择。     

走向汉语比较诗学——关于当代海外华文文学诗性品质的思考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域外汉语文学表现出明显的文化诗学特性.诗学的比较性不仅表现在吸纳西方等外来影响,而且更表现为汉语内部文化生态的互动关联.走向汉语比较诗学,不仅利于规避目前研究中存在的过于倚重西方文化资源而相对轻忽汉语文化资源的局限,而且也利于彰显华文文学的诗性美学品格,提升其意义覆盖性.在比较诗学视野中审视这一问题,华文文学在构成古典诗学精神跨界呈现的同时,也存在着与国内文学现代性体验的截然差异,诗性品格互文性地弥补了国内文学的现代化偏失,展现了汉语诗学在现代语境中被现代化的真实之维.由此,本土性的诗性文化精神也就凸现为建构华文比较诗学的基本维度.     

明代诗坛宗宋说

本文试图系统勾勒明代宗宋思潮的演进脉络,完整地揭示其内在特质,以展现明代诗学的多元格局。明代诗坛宗宋话语自始至终在与宗唐思潮的对立中表达,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针对性。或以宋诗为文本范式,倡导从技法到风格乃至内容予以师摹;或视宋诗为精神典则,将它作为反复古拟古的典范,以之对抗对形式技巧的追求。宗尚对象集中在以苏黄诗风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和以邵雍朱熹为核心的理学诗,于前者多着眼在诗人主体性的积极张扬与自我性灵的充分流露,致赏自立精神下的新变和真趣;对后者多注目于“天道”性情的自然抒发和现实伦理的社会关怀,歆羡自觉意识里的质实与理趣。     

论明代书院心学化

中国古代书院在明代再一次得以复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代中叶心学的兴起和发展。王阳明、湛若水等心学大师及其门人大力兴办书院,以书院为发展与传播他们思想的阵地。心学在书院中活跃,并上升为主流思想。无论祭祀、讲学或藏书,明代书院心学化趋势明显。书院的心学化在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诗学批评视野中的李贺论

中唐诗人李贺在明代诗学批评中受到广泛的关注，表现为：一，人们结合历史时期诗学趣尚，从正变理论的角度对其予以了考察；二，对北宋以来以“鬼才”贬抑李贺之论着意进行了辨驳；三，由对其作诗用语、诗法、创意等的单向度抑扬发展为作较辩证深入的见析。明代诗学批评李贺论的空间被极大地展衍了开来，这为后世李贺论的全面深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闻一多文化诗学论

闻一多诗学既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又有独特的审美诗性品格。这种文化与诗学的交融,首先表现在理性与感性、思与诗的结合上,其理性精神———个体主体性、公共文化精神与创造民族国家想象的互渗互动,构成了他的冷静地、科学地把握世界、理解人生的方式;其诗性把握———生命狂欢、宗教的形而上追求以及“兽性”,“野性”之类民族强力的提倡等,则形成了他诗意地、动情地体验、沉醉于世界人生的方式,二者的结合体现了理性转向与诗性转向的世界文化思潮。其次,表现在一方面他的诗歌及其他文本、话语历史化、文化化,笔底凸显一个“文化中国”,另一方面他对历史与文化的关怀与研究又渗透着诗性和艺术的形上精神,因而历史与文化又被文本化、话语化乃至审美化了。再次,从20世纪文化的整体语境、特别是欧战后重物质、轻精神的世界潮流和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中,闻一多诗学显示出其文化的整体性、开放性的特点,而他的诗学的一些独创性命题如“纯形”“三美”“浑括”“审丑”等又是在这种文化整体语境中被激活并显示出其独特性的。     

论海德格尔的诗性拯救

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遮蔽,造成了现代人的无根状况。人的本质取决于他与存在的关系,存在是“天、地、人、神之四重整体的统一体”,唯思才与存在相契合,思让存在达于语言,与存在相契合的语言是本真形态的诗之道说。作为一种道说,诗让我们采取“对物的泰然任之”和“对神秘的虚怀敞开”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唯如此,人才能栖居在大地上,这就是海德格尔思想的主题。     

老庄道家的诗学方向

把人生实践行为化成艺术 ,显现心灵的自由、思想之解放 ,这就是老庄道家诗学之“道”的重要特征。老庄哲学的诗性特征 ,充分地体现在这个“取道”(得道 )的实践过程中。老庄哲学除了对知性认识论与现象论有确切的感触之外 ,对实践理性的形上求解和本体论亦有深情的感悟。老庄哲学是探寻本体的诗性智慧 ,是一种非常明睿的诗性智慧。     

论"诗性散文"

诗和散文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但在诸种文体中两者又最为接近 ;散文的诗性从本质来说是一种内在的整体性和综合的美 ;散文的诗性世界分为三个层面 :主体诗性、文化诗性、修辞诗性 ;散文的诗性是一种度量 ,是以诗性来度量散文的质量 ,特别是内在的质量达到了何种高度 ;散文的诗性不仅能有效抵御现代技术文明加诸人类的危害 ,还是提升日常生活的审美手段     

历史的诗性之思

诗与史有很深的渊源.在表现形式和思维方式上,诗与史既有相似性,也有深层的统一性.从二者功能统一的观点来看,历史是在为文明的发展从过去寻找现实的动力,而诗也是在激发语言的活力.历史和诗的功能统一可概括为:赋予意义,呈现独特性并展示动态过程.     

论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

“佛教诗学”是指使用佛法观看诗歌而形成的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佛教诗学中充满着“兼性”智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佛教不落一边、超越分别的中道智慧影响下形成的“道器为一”诗学观;二是在佛教以善巧方便传递般若智慧方法影响下形成的“诗以言智”诗学观;三是在佛教诸行无常而法无定法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不屑古今”批评方法。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对中国诗学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代神仙道化剧简论

明代神仙道化剧沿袭元人创作，在题材、种类上有所拓宽，在思想内容由愤世逐渐向 崇道、济世转变，这一转变集中体现在由元入明作家、明初皇室成员和无名氏的创作之中。     

论散文的诗性语言

散文的诗性语言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语言“异质层面”的认同 ,同时也是对文学标准语的背叛。本文以诗性智慧为原点 ,从语言的感性心灵化 ,语言与生活细节的交融 ,语言的隐喻性和陌生化 ,语言的音乐性等方面探讨了散文的诗性语言。散文的诗性语言应是一种心灵性的语言 ,它应是人的存在的家园。诗性语言以高度的具体性和意味性来激发读者的联想 ,它突破了传统散文语言的“明”和“实”的限制 ,具有诗的纯粹性和审美性。     

中国诗学的"格"论

以"格"论诗,贯穿了汉以后的整个中国诗学史."格"主要指体式规范,也包括诗歌蕴涵的精神志气在作品风貌上的体现,它兼有形式与内蕴两重意义既包括诸如方法、体式等形式要素的方方面面,又多关乎品位,有思想性方面的要求."格"体现为固定的范式,它的质性比较稳定,人们能够师法仿效,致使中国诗歌的创作经验和艺术范式得以代代相续;同时,它又易束缚诗人才情的自由舒展,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艺术法则的创新和主体精神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