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的伦理意蕴及共现代转换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论争的一个核心议题。深入考察和发掘传统义利文化的合理内核并进行现代转换．对于我们在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实现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义利之辨与晚清重商思潮的兴起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近代文明的输入,中国社会各阶层在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变化,作为文化核心的思维模式、认知模式、价值观念也同样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义利之辨"的突破及"本末"观念的转变上。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逐渐被抛弃,"工商立国"观念逐渐确立,重商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兴起。依据相关资料,重点分析晚清时期本末、义利观念的初步变化,或还揭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念近代转型的内在路径与发展趋向。     

论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南宋时期朱熹、陆九渊、张栻等一些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论述,他们主张书院应以道义教育为重任,不可堕入利薮。南宋书院义利之辨对后代书院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崇义抑利的思想在后代书院薪火相传,结果使历代书院造就出了一批批以传播道德学术为职志的士人。义利之辨发轫于先秦时期,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有崇义抑利、抑义崇利以及义利并重等多种思想主张。中国书院义利之辨中的崇义抑利思想不仅对昔日书院教育有着巨大贡献,而且对当今学校教育有着重要启示。     

“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上，出现过经久不衰的“义利之辨”，并由此形成内容各异的义利观。中国的义利观，是一种富于民族特色的、中国化了的价值观。以儒家义利观为主流的传统义利观所提倡的道义优先精神．曾经广泛地渗透于普通民众的心理情感、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之中，并一代一     

义利之辨的困境与出路

义利之辨和其他判断一样,要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综合的。换言之,义利之辨有两种基本模式: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义利之辨的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在理论上催生了其极端形式:道禅两家既不重利、也不崇义,把义利之辨由虚无推进到涅槃,从而否定了义利之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义利之辨的寂灭只是一种自我陶醉的幻相,透过幻相就可以探求到它潜藏着自由法则的重生因素。义利之辨的先天综合判断扬弃了其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完成了由自然法则向自由法则的历史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综合并超越了功利论和义务论。     

张之洞对传统义利之辨的继承与突破

张之洞于时代裂变的晚清时期,应对民族危亡,在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的观点.他试图通过对"利国之与利民实相表里"的论证,完成对传统的"不与民争利"到"公利不可不讲"的转化.而他对"私利不可讲"的坚守,在体现了他作为"儒臣"的道德修养的同时,也使其对义利观的认识无法迈进近代的门槛.     

“义利之辨”与北宋新旧党的对立

在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北宋中期,变法图强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然而,变法图强的理想却由于当时儒学内部存在的"学术不一"的现象而破灭,由此引发了北宋新旧党的对立.围绕王安石变法而进行的"义利之辨",凸现了新旧两党在伦理道德与功利关系问题上存在的具体分歧,也显示出"学术不一"给北宋中后期政局带来的恶果.     

孔子义利之辨的经济伦理学蕴含

孔子的义利之辨从道德需要是人类最本质的需要这一理论前提出发 ,强调了人类物质利益获得的正当性问题 ;其经济伦理学蕴含的主要特征是 :将分配正义与主体的道德建设相联系 ,从治国与个人物质需要满足的双向角度来提倡崇俭去奢的消费伦理要求 ,并从社会分层的具体层面来考察伦理对于生产的积极意义 ,具有“两个文明”同步发展的思想     

从孟子的“义利之辨”看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传承孟子“义利之辨”思想,推进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应注重处理好以下四种关系：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确立义在利先、舍利取义的义利理念;处理好“公利”与“私利”的关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处理好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为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筑牢双重防线;处理好工作、学习与生活的关系,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     

上下尊卑与义利之辨——胡安国《春秋传》政治理念解读

面对宋代的政治危机,胡安国将经邦济世的志向和方案融汇于其《春秋传》中,以正人心作为解决当时危机的根本出路。所谓正人心,就是通过注解《春秋》来在人心中确立上下尊卑的政治理念,对于这种理念,《胡传》是通过传统儒家的义利之辨予以阐发的。《胡传》对上下尊卑的政治理念的阐发,代表了当时《春秋》学的最高成就。     

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道之宜、羞恶、公利

“义利之辨”既是儒家哲学的重要道德范畴,也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论题。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从原理性上克服了朱子学对“理”的依赖性,并用“道”取代“理”的原理性,表现为具有社会规范性质的“义”。“义”通过对“羞恶之心”的阐发建构了与“耻”的联系,形成了适用于武家社会的道德规范,并从学理上承认了“利”内涵下公利的合理性。日本近世对“义利之辨”的哲学诠释超越了朱子学“重义轻利”范畴,体现了儒学日本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异质性的本土思想特征。     

儒家“义利之辨”与佛教“自利利他”比较研究

"义利之辨"是儒家的一个传统论题,"自利利他"是佛教的一个基本主张,这两者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即"义"相当于"利他",而"利"相当于"自利",但在内容上两者却有很大的差别,体现了儒佛之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儒家的"义利之辨"是在伦理向度上立义的,而佛教的"自利利他"则是在境界向度上立义的;儒家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重视"义",以"义"为前提来达成"义"与"利"的平衡,而佛教在"自利利他"关系的处理上则重视"自利",以"自利"为前提来达成"自利"与"利他"的平衡。     

义利之辨新解

义利关系就是理想的价值追求与现实的物质追求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义利关系问题的理论探讨 ,大体有八种学说 ,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 :一是重义轻利型 ,二是重利轻义型 ,三是义利协调型。儒道两家大都认同内圣外王的操作模式 ,运用这种模式处理动机与效果或道义与事功之间的关系。尽管传统的义利观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但经过现代转换后 ,仍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宋明理学义利之辨与传统诉讼观念

宋明理学对艾利之辨在不同时期偏重点有所不同.明中期以前的前期理学家,总体上继承儒家的"义以生利",主张与民以利,承认合理有限利欲,而明中期以后理学家则肯定人之欲念与商业贸易存在的合理性,形成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价值现和社会观.宋明理学对义利之辨的重新演绎无疑影响了中国传统诉讼现念:有助于民事诉讼中追求"又理决狱",财产诉讼现念有所松动;有助于民事诉讼中确立诚实信用证据原则;有助于促使从"无讼"的理想走向"息讼"的现实;客现上为加剧健讼现象的出现、民事诉讼法律增加提供了理论依据.     

企业行为的义利二重性研究

按照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义利观,可把企业的义利行为分为重义轻利、义利并重、重利轻义和义利皆轻四种类型,并将企业行为视为一个义和利的动态选择过程,再构建描述这个过程的一维模型、二维模型、过程模型以及义利均衡模型,在此基础上对企业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做出合理的解释.     

清儒会通传统与现代化思想的“义利合一”观

把儒学"义利之辨"的核心概念,置放在传统与现代化的比较视野中观察,可以看到儒学思想早在清末因西力入侵而融入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之前,在明清之际到清代前中叶,尤其是戴震所领军并集大成的乾嘉新义理学,就已经先行迈向现代化转型了。以义利观为例,已历经了从义利对立的"贵义贱利"、到认同义利可以同趋的"兼重义利"转变过程,故清代思想可以被视为传统与现代的会通桥梁。     

正确把握义利关系的价值取向

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义利关系,在价值取向上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１、社会主义义利现：义利统一的价值导向;２、“三个有利于”：义利统一的价值标准;３、实现共同富裕：义利统一的价值目标。     

"人禽之辨"与"人机之辨":基础与目的

"人禽之辨"的基础是人与天下万物为一体的基本理念,而将人从自然世界一切物类当中区别出来的基本目的,则是为了实现人的自我立法而享有人道生存的庄严与崇高。"人机之辨"的基础与"人禽之辨"并不相同,但在目的上应当趋同。"机器人"的未来发展不能侵害甚至消解人本身的生存目的。如果"机器人"作为一种未来的"新生命形态"而出现于人的现实生存空间,则"机器人"应能被教化并遵循人类的基本生存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