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钢铁”意象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工业建设开始引起中国当代作家的关注。表现工业生活、塑造工人形象成为时代赋予作家的重要使命,炼钢的内容大面积进入文学,形成了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钢铁意象。分析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钢铁意象,可以发现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特质,可以窥探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纠缠关系以及某种隐形的政治文化审美结构。     

"清洁"的文本与"衰竭"的主体——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

由于依托于民族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对于文学的审美评判转向了对于文本和创作主体的政治批判,并衍生出了具有高度规范化和裁决力的规训与惩罚功能.对那些不符合意识形态规范的文奉,主流批评家进行了干预和批判.作家依照批评意见修改文本,努力使其变得"清洁"和纯粹,并做出了检讨和自我批评,但他们并未因此而重新被意识形态话语所接纳.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使作家作为写作主体的独立性和思考能力日益衰竭,也造成了"十七年"文学作品某种程度的相似和一致.     

劳动、性别、身体与文化政治——论“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及其情感与形式

“劳动”叙述是“十七年”文学尤其是“农村题材”叙事领域中最重要的一种话语类型。作为一种话语和价值现象,“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隐含着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逻辑、文化政治以及道德和审美的观念。     

政治文化语境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批评

三十年代是左翼文学批评非常兴盛的时期,左翼作家们写批评文章的热情和读者对批评文字的空前的兴趣,明显带有三十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的印记。论文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批评与政治文化关系的状况出发,指出了左翼文学批评在三十年代的政治文化传播中的重要的作用;探讨了政治化的左翼文学批评如何又构成了三十年代文学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读者的阅读眼光和阅读需求起着引领作用,对左翼文学的审美取向起着导向作用,也对作家的创作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艺术与政治的角力——论“十七年”美国文学译介与研究

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年)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可以描述为文学对主流话语和国家意志的趋同.但是,在政治驯化的表层之下,文学工作者私人的审美旨趣成为一股潜在的暗流,与国家话语在文学领域进行角力.只是后者太过强大,以至于令人忽略了前者在“十七年”文学活动中的存在.文章旨在对这种力量悬殊的角力进行分析,描绘出一个多种力量作用下的美国文学接受史.     

新古典主义的成熟与现代性的遗忘——对中国20世纪文学中“十七年文学”的一种阐释

与五四以后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相比 ,“十七年文学”在面对现实的态度、艺术的运思方式、以及对生活的感知方式和形成的美感特征上 ,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从而使之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呈现了中国文学古典化的素质 ,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并最终成熟。把“十七年文学”放在20世纪文学进程中来考察 ,我们就会发现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并不是直线式或递进式的 ,而是迂回性的 ,具有自我律动的特点 ,这说明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下 ,一种文学会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并不断强化特定历史文化所赋予它的审美特征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 ,“十七年文学”中的新古典主义美学原则并没有彻底消失 ,它仍然会在当前新的文学环境中得以存在。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精神式微探析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人物众多,但总体上刻画并不成功,真正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形象很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建国后"一体化"的政治语境和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有关。在确立无产阶级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中,作家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完全以政治标准代替文学标准,知识分子形象成为一个政治符号,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学"的标本。     

"十七年"的舆论环境与作家心态张力

受建国后“十七年”舆论环境的影响,作家真切的个人感受与文学规范的威压,形成了一种心态张力。心态张力的矛盾运动,使得一些作家常常陷入自我反省、批判之中。相比较而言,在纠正自我的“偏差”时,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能较快地适应权力话语的要求,在创作上能一定程度地化解个人感受与文学规范要求之间的张力,把握时代的脉动。     

十七年东北文学论

十七年东北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它历经时代的波峰浪谷 ,在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创作背景下进行了艰辛的艺术探索 ,并在现实主义叙事、北大荒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学创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十七年东北文学在时代性和地域性的有机交融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审美底蕴     

“十七年文学”中人文精神缺失及其原因探析

文学是作家、读者和批评家关注人类的存在、思考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精神活动。但“十七年”的文学活动却失去了应有的人文关怀和终极价值。究其原因。“一体化”的时代政治和大一统的传统文化思想所形成的双重合力。将文学活动演变戍一种政治行为。作为文学灵魂的人文精神一步步走向“缺席”。从一个侧面揭示了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精神生活日趋委琐的本相。     

文学的审美批评与现代文学研究

文学的世界是审美的世界 ,文学批评便是对艺术世界的审美批评 ,而不是对日常世界的政治批评与道德批评。由于中国历史文化情境的特殊性 ,政治审判与伦理审判在文学研究中较为突出。其主要表现在 :作家政治身份决定论 ;政治题材决定论 ;政治价值决定论 ;文学之争延为政治之争。政治审判造成文学标准的扭曲、文学与生活关系的扭曲等诸种弊端。文学可以有实用的艺术与审美的艺术 ,但文学批判则只能首先是审美的批评 ,对现代文学的批评 ,也应是审美的艺术     

大众传媒与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体制建构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独特性在于,体制性的力量驾驭着作家的个人创作.伴随着报刊、出版社的国有化过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在文艺生产领域不断强化,文学作品的发表原则、传播机制发生了深刻嬗变.在此过程中,大众传媒运作同政治和社会的斗争叠合在一起,它们借助权力和利益配王方式,引导作家创作在意识形态设定的框架内进行,催生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传播方式形成.     

王实味事件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在1942年的王实味事件中已初具规模:批评对象由文学文本转向作者的政治"罪名",批评主体从独立的评判者转变为对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政治群体,在批评方法上,将政治定罪作为逻辑起点和终极结论,对批评对象进行有目的的阐释.在中共意识形态初步确立的延安时期,这种文学批评可有效清除"异己",有助于建构"清洁"和"一致"的政治话语,但它在"十七年"的延续损害了文学批评的本体功能,使"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痕迹愈益深重.     

改革三十年重估“十七年”农村小说中关于土地现代化问题的价值

新世纪农村再次面临土地改革问题。或许此时正是我们认真评估“十七年”作家关于农村题材、关于土地集中问题的思考和现代化想象,而不应因“政”废言。因为当年“十七年”作家正是与新世纪的作家一样面临土改之后,农村土地再次集中与农民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重估“十七年”作家这一方面的探索有助于新世纪作家创作中对农村土地现代化问题、农村改革问题的把握。“十七年”作家对于农村土地集中的可行性探索,合理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自身对互助组的需求;二是农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三是土地集中对人的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真实性

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隙,如果简单地以"不真实"概而括之,将对十七年文学的生态环境,以及作家、读者等群体的精神状况造成深度的遮蔽。立足于十七年文学复杂的政治文化场域,结合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回到历史现场的方式,来探讨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真实性问题,可以见出有三种层面的真实性表现形态,即话语建构层面的真实、未经教化的真实和被教化的真实。话语建构层面的真实,是指部分作家尽管亲眼目睹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给农民造成的利益损害,以及农民和农村党员干部对运动的反感、抵触,但却不会因此而否定运动本身。相反,他们会运用所学的思想理论来理解现实生活,在小说中以反映历史本质真实的姿态去反驳、抵制现实的真实;未经教化的真实主要是在大量的社会学史料中得到呈现,在十七年作家的笔下只有微妙曲折的表达。作为代表人物的赵树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的不合作心理及其困苦生活抱有深切的同情,他的小说因此成为表达微妙意味的复杂文本,有限地传达出了农村现实的真实信息;被教化的真实,则体现在政治运动对于农民、农村党员干部以及作家、读者的宣传教育和鼓励/惩罚的机制中,个人的想法往往是被赋予、被引领的结果,其表现形态极为复杂。     

论"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

颂歌美学与红色史诗是"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从建国初期的"新华颂"到大跃进民歌再到六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抒情诗,时代颂歌的抒情模式成为政治化的审美规范,对"干预生活"创作潮流的批判则是巩固其权威性的重要环节.红色史诗在建立其排他性的审美范式的过程中,通过对"中间人物"论的清算以及对人性化的爱情描写的排斥,逐渐定型于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与符号化的人物塑造.构建健康的文学生态,应该尊重不同审美追求的差异性与丰富性,才能维持文学发展的总量与结构平衡.     

无法还原的历史——“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症结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2001年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

2001年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批评显示出更多的理性。文学史的研究从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出发,对史的分期、观念、史法、史笔与写作的逻辑、风格进行更具学理性的梳理探讨;“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获得重新思考;长篇小说的创作和文体得到批评的特别关注,批评对当代中国长篇创作作了理论建构意义上的探索;文学批评依然保持着即时性追索性的“先锋意义”,且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批评立场和价值判断。     

时代夹缝中的启蒙碎片——对“十七年文学”的价值重估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关于“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的思考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