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士僧交游的政治动因

唐代士人与僧人交游频繁、关系密切,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重要社会文化现象.关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学界已有探讨,然而士僧交游背后的政治动因尚少有论及.论文从"僧借士而扬名"和"士借僧以自梯"两个方面入手,结合唐代的相关政治背景指出:唐代僧人可通过结交士人而扬名,进而获得崇佛皇室的青睐,得赐紫衣、出入禁闼、显赫一时;僧人有能力介入士人的应举和入仕过程,士人复可通过与名僧的交往来获取政治上的援引,"借以自梯".唐代的士、僧两个群体如此这般地形成了一个政治利益链,互相提携,密不可分.这一政治动机深刻地影响着士僧交游中僧人对于士人的选择和士人对于僧人的选择.     

政治冷漠现象探析

政治冷漠,属于政治社会学范畴.作为一种政治态度,它指的是一国的公民对政治活动的冷淡和对政治问题的漠视;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它指的是对政治参与的疏远和逃避.综观当今世界,“政治冷漠”似乎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参差不齐的各种政治共同体中流行和蔓延.无论东方或西方,概莫能外.那么,在科技信息化、教育普及化、政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中,“政治冷漠”缘何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课题.     

论唐代诗人的边缘心态与"谪仙"称谓之关系

“谪仙”原是道教对于被谪人间的神仙的称谓,但是这一道教称谓在唐代士林中也被普遍借用。这一现象的出现表面上是唐代士人道教信仰的反映,实则缘于唐代士人对于“谪仙”边缘品格的共鸣,使得处在主流和社会中心之外的大多数士子们在失态失意时,还能得到心理安慰。     

财婚风尚与唐代贫女诗

财婚风尚就是把金钱财物作为缔结婚姻的必要条件的习俗或风气。唐代财婚风尚造成了贫穷的有美才的少女难嫁的社会现象。贫女与寒门士人共同的生存境遇和生存体验是贫女诗在晚唐应运而生的内在的心理原因 ,财婚风尚对贫女的不公正与科举腐败和政治黑暗对寒门士人的不公正是贫女诗产生的外在的社会原因。贫女诗具有晚唐穷士之诗的典型特征 ,风格激切深婉 ,语言清丽浅俗。     

关于比较政治学领域中的政治冷淡主义

在现代西方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当中,政治冷淡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变量,其研究由来已久,其成果也备受学界瞩目。在中国,自80年代末期始,对政治冷谈主义的研究也成为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中的新热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冷淡主义的表现如何,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怎样,其成因和解决方式有哪些,应该是当前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结合西方现代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当前政治冷淡主义的若干问题作一探讨。 1 在现代政治学当中,政治冷淡主义是与参与意识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政治冷淡主义,是指社会公众对政治没有丝毫的责任感和兴趣,无意关心和通晓国家的政治生活,更不想亲身介入政治过程,漠视政治实践。政治冷淡主义者一般宁愿去除自己的“政治人”角色而成为政治的“局外人”或旁观者,与积极参与意识不同,政治冷淡主义表现为公众自主精神和民主意识以及相关的政治冲动的萎缩和弱化。     

五胡政权中汉族士大夫的作用及历史地位

除少数几个边远政权以外,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汉族土大夫的招揽和任用。如慕容廆为求辅于汉士人高瞻而亲自屈尊拜见,并“数临候之”;拓跋硅对汉士人“留心慰纳”,“苟有微能,咸蒙叙用”;石勒甚至为汉族士大夫专门设置了“君子营”。在胡族统治者极力招揽的同时,大批汉族土大夫或出于在中原大乱的困境中寻求庇护,或企望投靠少数族统治者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干,或迫于少数族统治者的强力     

“旧族”与“晋人”：石赵文学的主体构成及主要特点

在石赵政权中出仕的汉族士人,因其阶级来源主要分为两类人：一种是曾在西晋有一定地位的贵族士人,被称为“旧族”;一种是起自乡里社会的寒素士人,被称为“晋人”。汉族士人是构成石赵政权文学发展的主体。然而寒人作为石赵政权中深受倚靠的对象,出仕待遇高于旧族,在文学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较高。寒人在石赵政权中的兴起与旧族的衰落,反映了十六国前期文学发展秩序的一些深刻变化。     

试论唐代的婚姻家庭制度

唐代的统治阶级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和婚姻家庭立法,竭力维护封,建的婚姻制度,束缚人们的思想。唐代妇女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思想支配下,不仅要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还要受夫权的支配,因此她们在经济上不独立、政治上无地位、法律上无保障,在家庭中是“用来照管家务的一种物件”或至多是一名“婢女头领”。本文主要依据《唐律》中的《户婚》等法律条文,通过对唐代婚姻制度及婚姻家庭关系特点的论述,说明妇女受压迫,受歧视的地位和处境。 婚姻关系的成立     

宋代应辟者的价值取向

与唐代士人相比,宋代士人对于应辟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最为突出的是不像唐代士人那般急切,对于应辟入幕也不像唐代士人那样有很高的热情.究其原因,这当与唐宋士风的不同有很大关联.本文通过对史料的发掘,时宋代应辟者的价值取向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区分与融合：论北宋审美趣味的变革

随着科举制在北宋的日趋完善,庶族士人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的主导者。他们是具有“文—官”双重身份的新型士人,这种身份对于审美趣味产生深刻影响。概而言之,就是富“文”又重“道”,士人需要在雄厚的文化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审美趣味超越政治上的朋党之争,形成一个审美共同体,它既是对异己趣味的排斥与区分,又是对相似趣味的认同与融合。无论是区分,还是融合,士人都有明确而自觉的意识。在北宋士人的共同努力下,审美高度繁荣,超越前人,创造出诸多新的审美范式,对于此后的审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唐代文人园林的政治文化意蕴

唐代文人园林既具有私人空间的独立性,又受到公众世界的政治牵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领域。统治阶层凭借政治权利以赏赐与没收的形式对文人园林进行政治介入与干预,士大夫文人则发挥了园林在进仕与退隐中的政治功用,文人园林在统治层的政治掌控下、士人的政治权威认同及政治理想表达中蕴含了政治文化意蕴。这种政治解读,揭示了文人园林长期被遮蔽的政治性,这是当前唐代园林文学与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论唐代小说中的落第士人形象

唐代小说落第士人的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屡屡落第,有坚持不懈而终成正果者;第二类是落第后,饥寒交迫漂泊他乡,甚至魂归异乡者;第三类是经受落第的打击后,归隐或甚至出家者。其中第一类主要出现在盛唐到中唐的小说中,反映了当时士人积极进取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后两类主要出现在中唐以后,特别是晚唐的小说中,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唐代走向衰败过程中士人的精神面貌。     

唐代御史任职资格中的文学因素

唐代御史制度是一个注重文学的职官体系,《文苑英华》《全唐文》中收录的御史授职制诰达百多篇,显示出唐王朝对御史任职资格中文学的基本要求.唐代御史的任职制诰中主要包含好儒、尚文、吏能、重德四个方面的标准:儒求经济、文尚词藻、才重吏能、行崇正直,它全方位考察文人在文、儒、吏、行、法诸方面的综合素质,赋予了唐代文学和文学家御史重大的政治使命和责任.唐代御史任职资格中强调的“文学”,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对传统士人知识结构的全面要求,是唐代文人人格修养的综合体现和行政能力的具体实践.它不仅引导唐代文人的为学、做人的方向,确立文人的政治奋斗目标,而且还使其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更契合于现实人生而大放光彩.     

唐代曲江诗探幽

唐代专题吟咏或涉及曲江的诗有近300首,描写曲江一带景色的诗篇,更是举不胜举。这些诗彼此影响、相互交叉结合为一个整体,反映了唐代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生活的多个侧面,形象地展示了大唐的盛世风流、政治兴衰和士人心态,并蕴涵着复杂的人生感慨。曲江诗,是唐王朝的时代缩影与世情画卷。     

略论科举在唐代六部侍郎选举中的作用

唐代六部侍郎是地位仅次于尚书的高级官员 ,实际掌握六部大权 ,在唐代官僚体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六部侍郎中科举出身者在唐代前、中、后三个时期所占比例出现逐渐增长现象 ,说明科举已成为唐代政治人才的主要发迹之途 ,其原因不但与科举自身的先进性有关 ,亦与士人围绕科举制度所受的教育有相当关系。     

论唐代乳母角色地位的新发展

与前朝相比,寺观奴婢和雇佣成为唐代乳母的新来源;其社会角色除传统的乳哺、参与家务劳动外,还有辅助教育的功能;唐代,皇帝、太子乳母的爵赏实现了制度化,一般封以“夫人”邑号,封赏对象逐渐扩大;随着儒家礼法的逐渐下移,唐朝士人已基本接受了为乳母服丧、封赏乳母的制度规定,礼敬乳母在唐代成为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念。最后,探讨了引起这些变化的制度因素和社会原因。     

士、庶地位的转换与士、庶文化的消长合流——兼论宋词雅化的文化意义

唐末五代的战乱摧毁了六朝以来的士族门第,泯合了士庶界限,形成文化的庶民化转向。北宋庶民士人群体的日益壮大及儒学复兴潮流造成士人的群体自觉,使之形成不同于唐代的新型人格形态。与之相应,士人的文化趣味也因其庶民背景及政治地位的上升而呈现出士、庶冲突的矛盾性,宋代士人对词的雅化正是对这种矛盾的调和。随着功利价值的甚嚣尘上,士人的审美趣味与庶民文化趋于合流,士人进行俗词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士、庶合流的最终完成。     

宋代婚姻制度的种种特色

封建婚姻制度发展到宋代,呈现出不少与前代不尽相同的新特色。除了“婚姻不问阀阅”这一重要特色而外,还可以举出以下四种。一禁止族际婚宋代婚姻制度最为明显的特色,莫过于禁止汉族同其他民族通婚。可是,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对此持否定态度。他曾断言:在中国历史上,“华夷通婚,自古即然。”“唐代以原则论,蕃汉通婚,盖所不禁;以事实论,则实行通婚,盖无容疑。宋代大体甚与唐代同也。”(《蒲寿庚考》)这一说法得到吕思勉先生的赞同,并在其《隋唐五代史·婚制》中加以征引。其实,此说对错兼而有之。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构建的传统人伦基础——以康有为“天民”论述为中心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的观念构建,可以通过与“民”相关的概念集群来考察。既定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研究主要基于外来观念框架,只关注“国民/公民”作为政治身份构建的基本概念;而“天民”作为本土性的身份概念,更富有传统伦理层面的基础性意义,为晚清士人熟知却被后人所忽略。其实,在康有为对“大同至公”理念的论述中,“天民”与“国民/公民”只是同一身份观念的不同表述,天民观念以男女夫妇为逻辑起点,依照人伦秩序逐层展开“独立”与“平等”的价值讨论：“独立”运用于“人道”语境,并非论及个体理性,而是重申合乎公理的“人欲”;“平等”运用于“人伦”语境,并非讨论自然权利,而是抹平等级差异的家国天下关系重构,由此呈现的逻辑顺位是,“民”首先是道德主体,其次才是政治主体。以康有为的“天民”论述为中心,回到晚清政治反思与伦理重塑的问题域,发见近代政治身份观念构建过程中的伦理基础,及其在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自有其必要。     

开放尚和精神与唐朝乐舞繁荣

唐朝乐舞繁荣,主要原因是帝国采取开放的国策,一是破“雅俗之辨”,立“和”为主题;二是破“亡国之音”论,给政治与音乐关系松绑,让音乐回归娱乐本位;三是破“夷夏之辨”,广泛地吸纳胡乐.所有这一切,带来唐代音乐创作力的解放,带来唐代音乐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