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作人” 考释

1 朱雷先生曾对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并预言:“麹氏高昌时期这批相当数量的‘作人’,在唐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这一名称。”但是笔者在翻阅唐代文献时,不独在文献资料中看到“作人”一词,而在出土的唐代文书中也屡屡发现。这种作人的属性及其与高昌作人有何关系,是值得讨论的。     

试释吐鲁番文书所见中古粮食作物“秋”

吐鲁番出土高昌国至唐前期文书中,存在一种叫作“秋”的粮食作物。结合考古遗址所见粮食作物遗存,可知文书中的“秋”即遗存中的高粱。“秋”是“秫”字在高昌地区的俗字,盖以“火”象形火红的高粱穗。高昌国时期,秫曾与大麦等搭配,得到普遍种植。唐平高昌后,粟得到更广泛的推广,租佃契约中的“麦秋”一词逐渐被“麦粟”取代。     

高昌回鹘时期的安西开元寺——据惠超造波罗朝佛像考证

布达拉宫藏一尊波罗朝铜宝冠佛像上有梵文和汉字铭文，据造像风格和梵文字体可确定其年代为10世纪。根据汉字铭文，这尊造像是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安西开元寺汉僧惠超在那烂陀寺所造，证实了唐代和高昌回鹘时期安西开元寺的存在。“惠超”的名字题刻曾见于库木吐喇石窟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的76窟和GK7窟，有可能和铭文中的惠超是同一僧人。10世纪时，惠超法师从安西至天竺那烂陀寺可走“西域—葱岭—西北印度”的传统丝绸之路与“于阗—吐谷浑旧地—吐蕃—尼婆罗道”两条路线。     

新见吐鲁番出土“入老”文书考释

新见《高昌延寿十五年(638)羁人袁虫子上启为乞入老免役事》是麹氏高昌国时期的一件世子令，不同于以往发现的王令。该令应“入老”事务而产生，事主身份为具有高昌特色的“羁人”,不仅在制度层面揭示了麹氏高昌的地方特色，更诠释了其与中原文化的血肉联系。此外，世子令的发现也丰富了麹氏高昌文书行政的研究类型，还为考察同时期其他中原王朝属国的地方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     

麹氏高昌土地制度试探

一、(?)氏高昌时期的官田关于高昌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史籍未见记载,幸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资料,藉此可窥见高昌土地制度的大概。高昌国的田土,可大别为官田与民田两种。而官田中,屯田又占相当比重。高昌的屯田,源远流长。西汉征服车师后,就在那里“置戊己校尉屯田”。直到十六国时期,高昌仍广有屯田。事见北凉兵曹的两份符牒: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如建于公元6世纪曲氏高昌国（449-640）时期，一直是高昌地区的佛教重地。千佛洞现存洞窟83个，其中有壁画的洞窟40多个，壁画面积1200多平方米。壁画大部分部分残毁，残存部分内容以大立佛为主，有“西方净士变”，“举哀图”，     

唐代的部曲

“部曲”一词在唐代以前早已存在。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部曲”业已有若干专文讨论。唐代的部曲至今虽未见有专文阐述,但在不少人的论著中常被涉及。从中不难发现,人们对部曲的认识很不一致,就我所知,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意见比较广泛流行,认为唐代是部曲佃客生产制,部曲佃客是典型的农奴;     

都官文书中的臧钱与高昌对外贸易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以高昌都官奏文中的"臧钱"为切入点,对都官的职权范围、高昌都官之职的任用以及臧钱的性质、臧钱与商业税收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的考证,进而对高昌时期丝织品贸易中的若干问题展开论述,从而获得对高昌时期的对外贸易的整体认识.     

高昌火袄教遗迹考

据《魏书·西域传》记载，高昌国“俗事天神，兼信佛法”。高昌民间信仰的“天神”属于火袄教。据敦煌吐鲁番文书，高昌城及附近乡镇分布有火袄教寺庙，其中一座名叫“丁谷寺”。丁谷寺供奉的是高昌火袄教神袄——丁谷天。吐鲁番著名佛教石窟——吐峪沟千佛洞所在地，也即《西州图经》所谓“丁谷窟”。1981年吐鲁番文管所在吐峪沟发现一个火袄教徒的墓地，长60、宽20米，在吐峪沟乡之南2公里处。今称“吐峪沟玛扎墓地”。     

人的文学

“人的文学”是贯穿20世纪中国文论的重要概念。今天 ,人们一般都把“人的文学”观念的建立看作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折的关键 ,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标志。“人的文学”术语的首次使用者是周作人 ,1918年 ,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发表《人的文学》一文 ,阐释了“人的文学”概念的内涵。但“人的文学”并非周作人一人所主张的 ,而是五四时期文学的核心理念。周作人对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的突出贡献 ,是以“人的文学”概括新文学的新内容 ,标识出新文学不同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周作人在1918—1919年间相继发表了《人的…     

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缘禾”、“建平”年号

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缘禾”、“建平”年号余太山吐鲁番所出十六国时期文书所见年号，引起了许多讨论，而於“缘禾”、“建平”两者，意见尤其纷纭，①由于事涉北凉与高昌的关系，拟在此兼采众家，参以己见，作一说明；对不同观点，除非必要，不一一辨析，以省篇幅。（一...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高昌郡军事制度

我于《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一文中曾据《流沙坠简》所载西晋泰始年间《廪食簿》中的‘高昌土兵’,疑西晋时驻高昌的戊己校尉所领兵,‘除了来自各地的屯戊兵以外,还有由高昌居民中组成的队伍。前凉建立高昌郡以后,推想仍以凉州兵出     

从"为人生的艺术"到"为艺术的艺术"--周作人文学观念变迁轨迹之描述

本文通过对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文学观念变化过程的描述,展示出他从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到转而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复杂历程。既反映出周作人文学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显示了五四时期相关文学概念内涵的丰富性,对我们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及相关作家的文学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高昌三题

本文研究了高昌三个问题,即高昌壁始建、高昌城“三重”和高昌城科学考古。公元前103～前102年,李广利伐大宛西征途中,师旅顿敝者在吐鲁番木头沟绿洲建壁垒,取故乡之名“高昌”。目前的考古资料说明,当年高昌壁所在的地方是片空旷无人的绿洲,它是车师王国东西两个政治经济中心之间的天然隔离带,这是高昌所以在此建设的绝好地理空间。高昌城的“三重”不能与唐长安城相比,但高昌故城保留至今的城垣留存了丰富的历史内核。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高昌故城应早日开展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     

汉宋之争在现代思想史中的位移与权变——对周作人思想的一个侧面观察

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周作人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一面已得到较为广泛的承认，但其思想中的另一面仍未得到足够重视。自1935年始，周作人猛烈地攻击宋学，同时将一批清代的儒者引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这里面既有对儒家思想的再思考，也包含着面向现实的隐微表达；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周氏看来，经历了“五四”之后，困扰中国人已久的“道德哲学空壳化”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为此，他不得不拣取思想资源以建构一套“新道德哲学”。周作人的“新道德哲学”继承并发展了戴震“理存于欲”的思想，并将现代生物学、进化论的因素掺入其中，但是，他并没有解决其中的根本矛盾。     

关于高昌吉利钱

关于高昌吉利钱［日］片山章雄引言众所周知，“高昌吉利钱”主要发现于新疆吐鲁番地区，但关于其铸造和流行的年代，尚有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似由高昌吉利钱本身实例不多引起。前辈学者研究认为，其确认总数为“７枚”［１］、“１０余枚”［２］、“１０数”枚［３］等，...     

晋唐时期高昌坞的变迁

晋唐时期高昌存在为数不少的坞,这些坞功能各异,而且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本文以唐代为限,分别对高昌时期及西州时期的坞进行论述,并探讨其变迁的原因。     

高昌、西州时期量制考

在吐鲁番出土的晋——唐时期的文书中,载有各种不同名称的量制,高昌时期有“官百升”(为了排印方便,一律改作“斛”),西州时期有“汉斗”等,关于这些量制的容量,史文缺略,难知其详。目前,虽然有一些吐鲁番学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是尚无专文考究。本文拟依据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结合史籍材料,对该时期的量制的容量进行分类考察。     

《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与北凉高昌佛教

《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与北凉高昌佛教贾应逸１９０２—１９０３年德国印度学学者格伦威德尔率领的普鲁士第一次吐鲁番探险队，在高昌故城中发掘，于其中部偏北、被称为“可汗堡”附近东南面一处寺院遗址、德国人编号“Ｍ”的地方发现了一幢石碑，将之运回柏林，藏于国立...     

"高昌吉利"钱币考——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

“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应为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文献上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高昌吉利”对应的汉语意思为“高昌王”。“高昌吉利”钱币是农耕的汉文化与游牧的突厥等文化相互之间交汇、融合的结果。正是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类型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以“汉胡交融”为特色的高昌文化,“高昌吉利”钱币便是这种文化交融的具体表现。